三 研究文献综述

在以往各类有关汉语《圣经》的论述中，基本已公认三部著作即阳玛诺《圣经直解》、“白徐”《圣经》、贺清泰《古新圣经》为二马《圣经》问世前最重要、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汉语《圣经》。此三部为汉语《圣经》史上最为重要的译本，可以说从五六年前才开始逐渐进入学界的关注范围。以下将分别梳理这三部著作的研究情况。

1．阳玛诺《圣经直解》

自唐代传入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广大，《圣经》汉译工作也不断进行。传教士在译介经文的初期，往往是只言片语，甚至扭曲原文，以佛经术语进行书写，直到《圣经直解》的出现，才有了专门性、系统性、大篇幅对于《圣经》的翻译。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有关《圣经》汉译的著作，是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 1574-1659）于1636年写成的《圣经直解》。据统计，《圣经直解》翻译了《新约·四福音书》26.5%的内容。

目前有关《圣经直解》的研究尚无专著，国内外相关论文有：李奭学《神话解经学——试剖阳玛诺〈圣经直解〉里的神话型证道故事》（第二届圣经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台湾辅仁大学，2002年1月7日）、《一部由欧洲传教士编纂的索引——评阳玛诺的〈圣经直解杂事之目录〉（康志杰，《辞书研究》2000年第4期）、日本学者盐山正纯的《由天主教徒摘译的、迪亚斯的〈圣经直解〉》（塩山正純，《カソリックによる聖書抄訳 ディアスの “聖経直解”》, 《文明21》第20号，日本愛知大学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会，2008）、王硕丰《〈圣经直解〉初探》（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高胜兵，《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月）、《文白变迁：从〈圣经直解〉到〈古新圣经〉》（郑海娟，《华文文学》2015年4月）。此外，在钟鸣旦《〈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中，作者用较少篇幅（第72～75页）对《圣经直解》有所介绍。

以上所统计各研究成果中，李奭学《神》一文探讨了《圣经直解》中十个神话故事的证道意义，作者列举了《圣经直解》中的十个故事，分别讨论与希腊上古神话的关系，即耶稣会象征论的神话本源论证。康志杰《一》中，首先，作者对《圣经直解》的部分索引内容做了探讨，这是汉语著作中首次出现索引。《圣经直解》的索引分为三部分：周岁主日目录、周岁瞻礼目录、杂事目录。康志杰对第三部分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前两者未提及。其次，作者对《圣经直解》杂事目录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并对阳玛诺的类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说明。在康志杰的论文中，特别谈到了阳玛诺适应中国读者文化心态的编排方式，提出阳玛诺的写作注重中心伦理道德思想融汇的观点。日本学者盐山正纯《由》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圣经直解》大体内容及词汇特色，从《圣经直解》的体裁、翻译、词汇角度入手，着重对《圣经直解》的文言和白话虚词做了研究，并对书中有关《圣经》四福音书的翻译做了数量、篇幅上的统计。此外，作者从《圣经直解》中摘录两句，分别与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对照，指出阳玛诺的翻译基本忠于原文。

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圣经直解〉初探》尽力对《圣经直解》做出详尽的研究，在介绍了《圣经直解》现存各种版本的情况后，对《圣经直解》的结构、内容、序、索引进行了详细介绍。论文将全书经文与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以及思高本《圣经》进行逐句对勘；从翻译角度分析了阳玛诺的合儒策略，并进行个案分析，由增译、改译、缺译等例句的对勘，探寻《圣经直解》的译介方式。此外，笔者汇总出现存阳玛诺之前所有天主教有关《圣经》译介的片段性文字，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 1543-1607）《天主实录》开始共17部，列出191个神学词语（包括地名、人名、神学术语等）在这17部著作中的使用情况，由此梳理出天主教神学词汇在阳玛诺及之前的纵向发展、变化情况，分析《圣经直解》中神学新词语的衍生，勾勒汉语基督词汇的发展脉络。

高胜兵《无》文中，探讨了《圣经直解》在翻译中的文化取向，作者认为阳玛诺在翻译经文的过程中体现出天主教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中西文化汇通时偏执、译词选择时失准、教义比较时排他等特点，并以具体个案说明。郑海娟《文》对早期汉语《圣经》译介时采取的语体进行了探讨，认为阳玛诺特意用古雅的《尚书》“谟诰体”对译，不但将这部典籍提升到与儒家最高经典对等的地位，也为《圣经》自名为“经”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钟鸣旦《1840》书中，用了三页篇幅介绍《圣经直解》的结构、翻译源本、第一卷概述，特别提出书中“箴”部分的依据为巴拉达（S. Barradas, 1543-1615）四卷本 Commentarian Concordiam et Historiam Evangelicam（1599）。

2. “白徐”《圣经》

在1636年阳玛诺将26.5%的《新约·四福音书》译出后，1707年，由巴黎外方传教士白日昇（Jean Basset, 1662-1707）和中国助手徐若翰（? -1734）翻译的汉语《圣经》问世，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翻译了四福音书的单列本以及合参本两种版本。这是《圣经》汉译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将武加大本《圣经》的《福音全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希伯来书》的其中一章从拉丁文译成文言文，此次汉译规模比阳玛诺更大，翻译的经文内容更多。该书对后来的二马译本有着直接且巨大的影响。

有关“白徐”译本的研究，亦无专著。论文有《白日昇〈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之编辑原则》（曾阳晴，《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2007年12月）、《圣言东来——白日昇与〈圣经〉中文翻译》（周永，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二马圣经译本与白日昇圣经译本关系考辨》（赵晓阳，《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白日昇汉译圣经考》（内田庆市，《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10年2月第5号）、《从“白、徐译本”到“二马译本”——简论白、徐〈新约〉译本的缘起、流传及影响》（周永，《天主教研究学报》2011年第2期）、《白日昇的中文圣经抄本及其对早期新教中文圣经的影响》（蔡锦图，《圣经文学研究》2011年第5辑）、《汉译新约〈圣经〉“白徐译本”研究》（朱菁，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此外，在徐若梦所著《古代圣经汉译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六章“鸦片战争前的《圣经》汉译本”中，第一节“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对“白徐”合参本进行了概括性介绍。

台湾学者曾阳晴《白》文是有关“白徐”译本最早的论文，这篇文章对“白徐”译本福音合参本的编辑原则进行了探究，然彼时尚不知另有四福音书单列本存世，仅推测“白徐”是否会著福音单列本。周永《圣》文中首次谈到了罗马卡萨纳特图书馆（Bibliotheca Casanatense）中“白徐”《圣经》的福音书单列本，考察了“白徐”的两个版本（单列本、合参本）之间的联系及其与二马《圣经》之间的关系，从而初步发掘“白徐”本的文本价值和历史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选取了两处经文，与阳玛诺《圣经直解》、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中同处语句进行对照，发现“白徐”译本与阳玛诺、艾儒略译本极为相似，选词几乎一致；另对“白徐”译本中两段经文与和合本、思高本分别比照，分析“白徐”译本翻译特色。赵晓阳《二》专门对二马译本与“白徐”译本之关联进行考察，节选出多处经文及专用名词，得出结论：二马译本很大程度参照了“白徐”译本，另探讨了二马译本之间关系。日本学者内田庆市《白》对“白徐”《圣经》的四个版本（罗马单列本、剑桥合参稿本、大英斯隆合参抄本、香港马礼逊合参抄本）分别进行介绍，并探讨单列本与合参本的关系，认为“白徐”译本在完成了单列本的基础上，写出了合参本。此外，作者将合参本、单列本、马礼逊本、马士曼本中同处经文进行对比，得出先有罗马本、后有合参本的结论，以及马礼逊《圣经》虽参考合参本没错，可应该也看过单列本。周永《从》中通过比较四个版本的异同，追溯其流传过程，简要分析其各自特色，随后通过比较，分析了“白徐”译本的译文特色，探索译名的选择问题，最后分析了“白徐”译本与二马《圣经》的关系。蔡锦图《白》亦对四个版本的“白徐”《圣经》进行了考察，由经文的对勘分析其对二马《圣经》之影响。

朱菁《汉》是目前有关“白徐”译本最为详尽的论文，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通过对17～18世纪欧洲拉丁文《圣经》福音合参本与“白徐”译本大英图书馆藏本的详细对照，首次确定白日昇是以1535年巴黎出版的“古利特”（Goullet）四福音书合参本（Tetramonon Evangeliorum collectum 8: adunatum, 8°. Parilis）为底本完成福音合参本的翻译，从而解决了之前学者们关于合参本由来的疑惑。此外，作者经过对“白徐”译本与之前天主教士翻译《圣经》字句或片段的内容比照，梳理了天主教在《圣经》翻译中的历史传承。通过经文的分析，研究“白徐”译本的翻译策略，如忠实原文的恭敬态度、顺应原则的小心使用、音译意译的谨慎抉择等，尤其是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合儒”方法，与中国传统道德及核心价值的契合、使用汉字本意表达天主新意等。论文对译文中成语的偶用、多用，中国习用的四字句式、被动式，象声词的多次出现以及谐音的使用进行讨论进而分析“白徐”译本的文学性。论文最后详细对比了“白徐”译本之合参本与二马译本的异同，得出二马译本均来源于“白徐”译本的结论，理清了天主教到新教的《圣经》汉译脉络，并量化呈现了各译本之间的术语、名词的演变过程。

3．贺清泰《古新圣经》

贺清泰（P. Louis de Poirot, 1735-1813），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803年其巨著《古新圣经》完成，共三十七卷，近一百五十万字（其中注解部分有三十万余字）。此书翻译了全部《新约》和绝大部分《旧约》，仅余下《雅歌》及部分先知书未译出，可以说是首次汉译了近乎完整的《圣经》。贺清泰本对后来的《圣经》译本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思高本《圣经》的主要译者雷永明神父（Fr Gabriel Maria Allegra, 1907-1976）是思高圣经协会的创建者，雷永明在翻译《圣经》的准备阶段专程前往北堂，费时月余，以拍照的方式把贺清泰的《圣经》译本复制下来，用作翻译时的参考。目前虽无法证明和合本《圣经》参照《古新圣经》，但根据第一位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记录，他在广州时从一位天主教传教士那里看到过一部汉译白话福音书，据后者说，译者是一位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目前还健在（马礼逊到广州时，贺清泰在北京）。通过马礼逊的记录可推测他看的福音书应该是贺清泰的译本，因此，马礼逊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接触过贺清泰的译本的。

有关《古新圣经》的研究成果有《最初汉语及满洲语〈圣经〉译者——耶稣会士贺清泰》[金东昭、林惠彬，《阿尔泰学报》（韩国）2003年第13期]、“Four-character Set Phrases: A Study of their Use in the Catholic and Eastern Orthodox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New Testament”[崛井（Toshikazu）, 《天主教研究学报》2011年第2期，论文中译为《探究天主教与东正教新约圣经译本中成语的使用》]、《贺清泰〈古新圣经〉初探》（郑海娟，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贺清泰〈古新圣经〉初探》（王硕丰，《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3月）、《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王硕丰，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近代白话文·宗教启蒙·耶稣会传统——试窥贺清泰及其所译〈古新圣经〉的语言问题》（李奭学，《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3年第42期）、《薪传与新诠：〈古新圣经〉的解经之道》（郑海娟，《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4年第1期）、《文白变迁：从〈圣经直解〉到〈古新圣经〉》（郑海娟，《华文文学》2015年4月）、《“本意”与“土语”之间——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的〈圣经〉汉译及诠释》（宋刚，《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此外，徐若梦所著《古代圣经汉译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六章“鸦片战争前的《圣经》汉译本”中，第二节对《古新圣经》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经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原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台湾中研院李奭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海娟的合作，历经五年，《古新圣经残稿》于201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

金东昭、林惠彬《最》是最早专门研究《古新圣经》的文章，然其探讨的对象主要是东洋文库所藏的贺清泰满文本《古新圣经》，有关汉语《古新圣经》，只是罗列出费赖之书中的目录。日本学者崛井《探》一文，对比了不同《圣经》汉译本的成语使用情况，其中《古新圣经》是作者挑选的十个译本之一。郑海娟博士学位论文《贺》从翻译史的角度，讨论《古新圣经》在整个《圣经》汉译史上的独特之处，以白话作为论述的主线，探讨贺清泰采用白话译经的原因，分析译经所用白话的特色，考察贺清泰在译经之余仍然采用白话解经的原因，以及他在解经时所用白话的特色。

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中，对《古新圣经》的版本进行了研究，对藏本、内容、结构、注解部分、序等分别介绍，其次从翻译策略角度，从文化、词汇、概念角度分析贺清泰的翻译方式。在此基础上，《圣经》研究者大可借鉴对勘法，从扎实的字句校对中，拓宽经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王文从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入手，与《古新圣经》进行逐句对勘，以第一手原始资料为本，在语句的翻译中探索贺清泰的翻译策略，从而归纳、总结耶稣会士传教的基点以及《圣经》翻译方式，以重现《圣经》翻译史的源头。全文第一章介绍对勘法的价值与意义；第二章对贺清泰其人及《古新圣经》版本以及源本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进行介绍；第三章为研究综述，介绍前人研究成果；第四章为翻译策略，分别从西方圣经翻译史、利玛窦路线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介绍贺清泰译本的翻译背景；第五章在对勘基础上，从文化、新词、神学词汇三方面分别予以探讨，从译介学角度、外来词角度、概念史角度进行研究。

李奭学《近》文中，从白话角度对《古新圣经》的语言风格进行了研究，分析其在译经中采用与前者不同风格语言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在语言史的研究上，《古新圣经》的价值更加明显，贺清泰是清宫画师，固有一小部分可反映清宫语言，但他更喜欢北京中下层百姓的俚俗之言，乃特意用这种白话翻译。作者认为这当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贺清泰追随武加大本《圣经》，认为白话才是正统的经文书写方式；第二，贺清泰在乾隆朝就已看出白话才是中国真正的权力语言，要统治广土众民，不能完全依靠文言文；第三，贺清泰所用的白话虽取乾嘉时代北京市井之语，但仍然是翻译而成的白话，书中不少“拉丁体白话文”，可谓我们今天这种“欧化体中文”的先声，因使《古新圣经》开创出某种中文特有的现代性，而这在明清高度发展的白话通俗小说中是看不到的。基于上述三点，作者认为《古新圣经》具备《圣经》中译研究、比较文学及中国语言史上的各种意义，重要性不容小觑。

郑海娟《薪》文对《古新圣经》中注解部分做了专门探究，注解部分有三十余万字，所涉庞杂、含蕴丰富，作者认为贺清泰为一部汉译白话《圣经》做注，显然与天主教源远流长的注经传统密切相关。从内容上看，《古新圣经》的注解不仅大量挪移西方解经学巨擘的观点，而且借解释名物典章、异域风俗之机，向中文世界舶来西方人文及自然科学知识，此外，注者亦秉持来华耶稣会传统，不断结合当下语境，以天主教信仰为绳，对经文加以新诠。郑海娟讨论了贺清泰所遵循的解经之道，并分析注解中负载的西方宗教文化观念与中国乾嘉时期的语境相遇后，两者是如何相互碰撞、相互融通的。郑海娟《文》中讨论了《圣经直解》所采用的“谟诰体”与《古新圣经》采用的白话体之间的区别及作者选择语体风格的原因，分析不同历史背景下造成这一差异的多重因素。宋刚《本》介绍贺清泰译经时的中西背景，对照《古新圣经》徐家汇抄本目录、费赖之目录、徐宗泽目录、方豪目录、郑海娟博士学位论文目录及拉丁语武加大本《圣经》目录，从而对现存《古新圣经》版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通过比照式文本分析，探讨贺清泰译本不同抄本的直译原则、俗语原则及综合解经法等问题，认为贺清泰所提出的“本意”和“土语”原则，一方面接续了早期西方教会的译经传统；另一方面为清代天主教译经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为此前文言书写一直是明清时期入华天主教传教士中文著述的主流，而阳玛诺、白日昇等人的译经文本也都以文言文为主，贺清泰决然转用白话，既是对晚明至清中叶延续发展的传教士白话书写的承继，同时也是译经语体上的重大突破。作者认为作为清代最早的白话文译本，《古新圣经》使用了一批新创的俗语、俗字，以及欧化的中文表达，应被视为基督教经典汉译与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变革交互影响的有力证据。

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奭学、郑海娟编著的《古新圣经残稿》点校本，是目前有关《古新圣经》研究的阶段性、代表性成果，是自贺清泰翻译完成两个世纪之后，《古新圣经》第一次公开出版发行。之所以取名为《残稿》，是因为贺清泰译本翻译了武加大本《圣经》七十三卷中的五十七卷（未翻译哀歌、雅歌这些文学性较强的部分以及少量的先知书），算不上全译。作者对《古新圣经》进行点校重排，由于文中异体字颇多，为了充分尊重原文，排版时仍照原字形重排，并在该字之后添加上今天通用的繁体字作为参照。作者亦找到香港思高圣经学会珍藏的三百零八张原北堂所藏贺清泰手稿照片，据以核校徐家汇抄本，而这些照片即雷永明当年所摄照片的残留，这也是硕果仅存的贺清泰稿本照片，作者据此校出许多不同处，所以《古新圣经残稿》校本可称最近贺清泰原稿的《古新圣经》。

以上为当下有关《圣经直解》、“白徐”《圣经》、《古新圣经》的研究成果，除对每部译本进行单个版本、翻译策略、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亦对三部译作的关系进行考证，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整体探求《圣经》汉译的演变进程及其与宗教、文化、语言等因素错综勾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