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国运动孙中山反对中国对德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德关系发生了变化。大战爆发后，1917年1月，因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争及美国对德态度变化，中国参战问题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2月3日，美国与德国断交，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立国家送交一份通告，要求采取类似行动。北京政府9日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书。中国对德提出抗议后，协约国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向绝交、宣战的方向发展。日本政府获悉美国政府插手中国对德外交后，迅速改变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对德断交。英国也要求中国对德绝交。为争夺对华影响力，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指示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向北京政府表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参加世界战争。美、日的不同态度引起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争执。黎元洪担忧段借参战之名，进一步扩张权力，倾向于接受美国的主张；而段祺瑞为解决财源、扩充军队等问题，打算接受日本的主张。
德国在华官员趁机积极活动，允诺给予各种利益，劝说中方不要采取断交行动。德国驻华公使冯·辛慈（Paul Von Hintze）开始奔走于中国各方势力之间，2月，辛慈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做抗议实施反德政策的军阀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大部分军阀已经发表了抗议通电。为了搅乱政府的反德倾向，将继续与康有为（君主主义者）、孙中山（国民党急进派）、唐绍仪（国民党右派）等进行秘密联络。”辛慈的秘密联络人也不断地拜访张勋（四川）、倪嗣冲（安徽）将军。
但这些活动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因为孙中山、康有为、倪嗣冲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力有限。
黎元洪拒绝在内阁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段祺瑞因此辞职离京，副总统冯国璋出面调停，段祺瑞随后复职，其势力占了优势。北京政府遂决定对德绝交。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德国公使，宣布与德国断交。15日和17日，荷兰驻华公使与外交总长互换照会，确认中德绝交后，由荷兰照顾所有德国在华利益。对德断交后，北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剥夺和限制德国在华权益，例如，取消德国在华驻兵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永远停付庚子赔款德国部分，暂时停付德国商人债款，取消德国船只内河航行权。
对德绝交后，是否对德宣战又成为焦点。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国务院主张不等美国行动即实行对德宣战，但在国会内外、朝野上下却遭到反对参战势力的强烈反对。德国认为有机可乘。辛慈命令驻沪总领事黑尔·克尼平（Herr Knipping）强化对中国各方面的活动，力避中国参战。
孙中山反对参战，在致北京国会电中称，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必然会引起两种危险，“一为排外之盲动也，一为回教徒之离叛”。其理由是：“华人排外性根久伏，遇隙必发。一旦开战，则必有国内敌人损伤及我之事，图报复者，将不辨国籍，恣行杀戮。第二之团匪，弹指可见。回教徒在中国势力不可侮，若与土战，彼必循其宗教之狂热，起而反抗。中国从此大乱，危亡指日可见。”孙的此种说法有些牵强。在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电中，孙中山强调了这两点，并指出其结果将对英国大不利，“我国对任何外国一经宣战，无知愚民不能辨别孰为敌人，孰为友民。而英国在东方利益较大，其损失亦势必轻重明矣”。他批评协约国强迫中国加入欧战的举动，指出，“自此问题发生后，吾国政治家间，本已争执甚烈，今若再生意见，咸致引起大乱”；“倘中国加入战局，势必危害中国之国家生活，损伤英国在远东之威望”。孙中山等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参战会使北洋军阀气焰更加嚣张，最终将导致全国大乱的局面。他的观点令德国政府满意。3月底，辛慈指示克尼平和译员雪麦（Schirmer）同孙中山接触，劝诱他利用200万美元的德国资金去推翻力主对德宣战的段祺瑞及其内阁。公使馆的联系人陪同孙中山的朋友、国民党人曹亚伯，很快就来到上海进行活动。4月，雪麦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
5月，孙中山授意朱执信写成《中国存亡问题》一文，重申他的反对宣战的观点，并从“联德”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反战的原因。他认为对德布告宣战，对中国而言是没有益处的；并且强烈主张在目前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应该维持中立的态度。反对对德宣战的理由涉及诸多方面，但究其根本，则是基于对德国的认识，“以土地论，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以“公德”论，中国不应对德宣战；“平素对于德国，惟多（事）联络，以得其欢心，论吾国军队、学术，随在皆依德国之助”。结论是：“维持严正之中立！”
黎元洪原本反对与德绝交，此时利用反战思潮，更是坚持反对宣战。这就与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进一步激化矛盾，形成了“府院之争”。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运动各省军阀脱离中央。黎无法控制局势，请张勋入京“调停”。结果，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逼迫黎解散国会，接着上演了清廷复辟的丑剧。黎元洪被迫离京，宣布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而段祺瑞在利用张勋推倒黎元洪以后，又在日本的支持下，组织讨逆军，打垮张勋，重掌北京政权。7月6日，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对此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但孙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7月17日，他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
孙中山率海军舰队南下广东开展护法运动，其所需30万银元开拔费“即系出自此项德援”。广州督军陈炳坤透露孙中山南下护法的经费来自德国的资助。他告诉美国驻广州总领事P. S．海因策尔曼（P. S. Heintzelman），他得到了确凿的消息，在上海的德国人补给了孙中山150万马克，其中50万马克送给海军，30万送给国会议员，剩余部分通过荷兰银行和台湾银行汇到广州。德国的压力对于孙中山7月间离沪赴穗起了作用。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证实：“民国六年，中德绝交，中国加入协商国参战，本党竭力反对。当时德国公使下旗回国，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资助革命，总理命余极秘密经理此事，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而留余在沪主持一切。”当然，克尼平也对以亲德派领袖闻名的康有为、对北京直隶派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孙洪伊、孙中山的朋友唐绍仪等人行贿，运动他们发挥影响力，不让中国对德宣战。
孙中山无力阻止北京政府对德宣战的行动。由于反对参战的黎元洪已不任总统，国会又尚未恢复。急于得到协约国财政援助的北京政府于8月14日顺利实现了对德、奥宣战。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18日，孙向国会提出问题：是对德、奥恢复中立关系，还是暂定承认现在的交战状态？国会审议后，决议暂定承认交战状态。22日，因担心“暂定”两个字引起误解，遂决定“承认现在的交战状态”，26日正式宣布与德、奥处于交战状态。虽然孙中山不赞成参战，但至少他没有在广州国会讨论时反对参战，也没有表明自己跟德国的关系。按理说，作为大元帅的孙中山如果在国会非常会议上为德国辩护，反对对德交战，非常国会肯定会进行讨论。因宣战是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的决议，孙只得遵守。德国在中国的地位遂遭到沉重打击。对于孙中山的“不作为”，德国方面没有抱怨。11月，德国驻华公使辛慈经广州回国时曾与南方政府接触。辛慈回国后一直通过中国驻丹麦和挪威使馆中的有关人士与国民党保持着联系，并利用他在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工作经历和影响促进德国与南方政府发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