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孙中山三派人员赴德及“中俄德联盟”构想的流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夕，孙中山又试图得到德国的援助。他希望以中国的食品和原料为代价换取德国的军事援助，实现中俄德结盟，推翻北京政府。他论证，德中必须进行合作，把中国从英、日和它们的同盟者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派曹亚伯带着一个计划去德国。该计划是：德国与俄共联络，联合组织和装备一支由居住在俄中边界的中国人编成的军队，再加上大约一个师的德国军队，配以3—5架飞机，合在一起去占领北京，推翻北京政府。然后，德国可以取得中国的食品和原料，经过俄国的铁路运送回国。德国可从财政上帮助中国，帮助它重新掌管海关，建筑铁路公路。德国还必须帮助中国的教育制度实现现代化，发展工业技术，这样，中国的产品就可以通过俄国运到德国。这是一个借助德俄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计划。曹亚伯11月底抵达柏林。12月1日，范柏中尉和辛慈接见了他。曹亚伯在一封亲笔信中呈递了孙中山的计划。德国视该计划为“近乎狂想”，且其时它已战败，无力顾及。而1918年5月孙中山被排挤出广州军政府。因此，孙、德合作计划泡汤。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中德间的战争状态没有结束。9月15日，北京政府宣布结束同德国的战争状态。南方军政府也开始考虑结束对德战争，10月9日，广州众、参两议院通过战争状态终结的宣告文。10月25日，广东军政府终止对德战争状态。

1920年3月，因受英、法排斥而陷入财政、经济困境的德国政府急欲与各国恢复通商，十分注重中国市场，为此照会北京政府，期望恢复两国商业关系。7月，以冯·卜尔熙（Herbert von Borch）为团长的德国代表团来华谈判。1921年5月20日，同北京政府签订《中德协约》。卜尔熙声明：德国抛弃由《胶澳租界条约》及其他有关山东的文件而获得的权利、产业权、特权，并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等权利。协约旨在恢复中德友好及商务关系，并尊重双方领土主权与平等地位，规定中德享有关税自主权。这是近代中国同西方强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德国放弃了在华特权，奠定了未来中德关系的基础。德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条约，使孙中山对其更加抱有好感。而德国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保证中国的关税自主，影响列强在华利益，即间接地影响列强继续在中国保持特权，列强因此不愿意看到德国与中国在平等条件下恢复关系。因此，孙中山与德国全面发展关系将面临列强的反对。

在援闽粤军将桂系军阀逐出广东之后，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着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危机的解决和与中国发展关系，他决意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协助。“以经济的建设而谕，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对于欢迎外资，开发利源，已有详明之提示，任何友邦，苟根据互惠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之合作，中国无不乐于接受，以期获得人类之共同繁荣。”此前，4月25日，孙中山在为《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所作的序言中说：“夫以中国幅员之广，达四百二十八万九千平方英里；人口之众，号四万万；益以埋藏地下之无量数矿产与夫广大雄厚之各种农产，乃不能雄飞独立，与世界各国互相提携，共同开发；而反以谩藏诲盗，致成列强政治、经济侵略之俎上肉，斯诚不独中国之耻，抑亦世界各国之忧也。不观夫巴尔干之往事乎？暴徒之弹朝发，世界之战夕起。今后中国问题，其严重殆十倍于巴尔干，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危机一日不能消除；且其战区之扩大及战斗之猛烈，尤非第一次所可比拟。吾人试闭目一思，当有不寒而栗者矣。顾欲解决此问题，其道果安在乎？余以为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此政策果能实现，则大而世界，小而中国，无不受其利益。余理想中之结果，至少可以打破现在之所谓列强势力范围，可以消灭现在之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最后且可以消除今后最大问题之劳资阶级斗争。”10月10日，在《自序》中，他具体解释道：“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无如各国人民久苦战争，朝闻和议，夕则懈志，立欲复战前原状，不独战地兵员陆续解散，而后路工厂亦同时休息。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我固失一速进之良机，而彼则竟陷于经济之恐慌，至今未已。其所受痛苦，较之战时尤甚。将来各国欲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但美国对援助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政府反应冷淡，英国更是日益敌视，苏俄亦因国内困难无力相助。孙中山遂将争取援助的重心放在德国，理由是：他在1917年与德国人有过成功的接触，现在德国战败，在华不再拥有帝国主义强国的特权；《凡尔赛和约》加剧了德国处理剩余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难度及市场萎缩，但在中国德国能找到出路。他对德国官员说：“你们德国人已被解除了武装。现在你们必须武装中国，这可能是你们唯一的自救方式。”他非常欣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时动员能力。

虽然孙中山对德国期望甚高，但在实际发展对德关系方面还有障碍。7月，广州政府发表宣言，宣称其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意味着否定了《中德协约》的有效性。广州政府还拒绝归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南被没收的德国资产。

孙中山以德国在华南的资产为筹码，以中国财政、经济、管理、教育和军事等建设项目委托给德国为诱饵，希望战败的、与中国平等的德国在西方阵营中带头承认广州政权并与之缔约。但德国政府考虑到西方大国并未承认广州政权，例如，美国视其为“叛乱团体”，况且德国与北京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久前刚签订《中德协约》，因此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了孙中山的承认要求。它只想与孙中山政权保持非官方关系。9月，德国驻广州副领事瓦格纳（Wilhelm Wagner）就任，发现广州政府不打算认可德国通过一位官方代表接管德国战时在华南被中止的事务。广州政府的立场是：如果想要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至少不要与依靠军阀力量取得职权的官员（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而是应该与代表全体中国国民的政府（广州政府）进行交涉；南方各省的德国资产不会返还给德国人；目前的状况不可能重新开设领事馆；德国人可以像上年一样进行各种活动；如果德国人想要得到同北京政府条约中承认的各项特权，本政府将视与该条约无关。瓦格纳认为，如果直接与南方政府谈判接管德国在华南的资产问题，很有可能导致其反感并因此坚决拒绝德国任何官方代表。因此，他想通过代理德国在华南事务的荷兰领事向广州政府提出德国资产的移交问题，但最终没有效果。在此情况下，瓦格纳只得亲自出马。9月25日，他对孙中山做礼节性拜访，提出自己此次来访的目的是接管德国在华南的资产。孙中山说，德国战败后被剥夺了殖民地，因此丧失了一大片耕耘空间，作为中国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他统治着中国最富裕的南方六省，不知德国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他合作。他强调，南方政府不只是想在形式上得到承认。他提到日本和英国都有意承认，只是因交换条件太苛刻而未能使南方政府就范。孙中山认为，也不能指望美国，因为美国忙于自身开发无暇他顾。所以，孙中山期望德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准备把财政、经济、管理、教育和军事等建设项目委托给德国。他说，《中国国际之发展》一书描述了他的改革计划，虽然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所有大国，但实际上是为德国的企业精神和伟大抱负度身定做的。瓦格纳认为，也许孙中山的代表朱和中通过与德国有关人士的商谈，有可能把孙中山的联德设想落到实处。因此他请命德国外交部，打算与南方政府秘密签订一个临时协议。后来，瓦格纳与广州政府政要伍朝枢、伍廷芳和李锦伦进行了商谈。广州政府坚持德国必须承认南方政府并与之缔结一份条约，否则就不会承认德国驻广州总领馆，总领馆也不得与广东官方进行任何正式接触。孙中山虽然不要求德国正式承认，但至少要求事实上的承认。

10月15日，在同瓦格纳的第二次谈话中，孙中山再次迫切要求德国立即承认广州政府，并与之商谈签订国家条约。他表示：如果德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他的政府的国家，就会在中国得到优惠的待遇。孙中山说，目前他根本不希望得到别的国家的承认，因为损害中国主权的国际环境没有改变，外国必须放弃它们在中国强占的东西，这一点他也明确地告诉了最近想接近他的英国人。在对德关系方面，孙中山认为不存在建立紧密联系的障碍。他甚至保证，北京政府也不会为此提出异议。他建议，如果别的国家对德国准备承认广东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可以在必要时以重新获得在中国被没收的德国财产为理由，与广东政府签订条约。瓦格纳向孙中山辩解道，没收德国资产本来就是一种不公正的战时措施，既然南方政府要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那么就应该立即无条件地取消这些措施。虽然瓦格纳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其联德思想十分感兴趣，但他认为“从整体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同北京政府的关系，对此我们要妥善处理”。10月28日，德国公使卜尔熙致函瓦格纳，表示只要中国的政局没有变化，就切不可触及正式承认南方政府这一外交雷区，否则将引起北京政府和其他列强的反感。但是，同时还要努力建立和保持与南方政府高层政要之间的私交。卜尔熙在12月21日的报告中认为，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瓦格纳副领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目前是适当的。只要我们与孙逸仙博士及他的政权机构保持非官方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不具有政治上支持南方政权的性质，北京政府就不会对我们不满。”对于孙中山在德国招募顾问等活动，德国不会给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们已经承认的北京政府的误解”。德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凡尔赛和约》第170条明确规定：禁止德国出口军用物资；第179条规定：德国不仅不能派遣任何陆海空军代表团到国外，而且“禁阻德国公民离开其领土，以投效于任何外国之陆军、海军、空军，或随之以助陆军、海军、空军之练习，或在一外国给予协助其陆军、海军或空军之教育”。这些规定导致德国政府援助孙中山确有难处，但德国政府不反对德国人士以私人形式受雇于南方政府。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克尼平同意卜尔熙的观点，他补充说：“副领事瓦格纳应该试图在困难的情况下暂时地、尽好地代表德国的利益，而不是作官方的承认。”

孙中山一方面与德国官员在广州谈判承认和援助问题，另一方面派朱和中赴德寻求支持。7月，朱和中奉命赴德，10月初抵达柏林。10月1日，朱和中拜访德国外交部，向克尼平提出德国承认广州政府以及双方的合作问题。克尼平认为，就南方政府聘请德国顾问问题，德国不可能提供官方支持，因为南方政府前途未卜，再者，德国已经承认了北京政府。他虽然不反对德国人士以私人形式受雇于南方政府，但是，他们也必须认识到孙中山政府的财政困境和能否继续生存的现实。唯一可行的折中办法就是，撇开南方政府，与广东省政府签订雇佣合同。朱和中与辛慈取得联系，并向他询问建立中德俄同盟的可能性。辛慈向朱和中表示，他愿意促进此事并在两个月内请求德国总理批准其赴华。

1922年1月1日，朱和中从柏林致函孙中山，汇报其在德活动情况。2月24日，孙中山回函说：“兄之此行，于所陈之十二项事业及印刷机关，如能办妥，则目的可谓完满达到。”3月1日，朱和中又致电孙中山称：“前驻华德使辛慈熟悉吾国情形，曾充驻俄陆军特使八年，与俄人感情亦洽，精通英俄法语，且思想新颖，手段敏活，其所主张，亦合民治潮流，洵为德国不可多得之人材。方中未抵柏林以前，辛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盟，与钧旨暗合。近自与中接洽后，决拟不问他政，专办此事，是以决定同组一公事所，以资筹备。现允定两月内筹备完竣，伊即请命于其国务总理来华，中愚见拟以辛为总理员，其他合科选定主理员。其余人员材料办法，由主理酌定。总理专备钧座咨询。主理员筹商何项人员先行来华，何项人员陆续前来，何项材料即日需要，何项材料继续运输，何种办法即日拟定，即日实行，何种办法继续拟定，随后推行，均由钧座与总理员核夺。如此，则东西声气互通，纲举目张，进行自速。惟辛慈名望颇重，须用假名，虽一般德人不可使知。届时，当电报所船名，即请于该船抵港时，派轮密迎入幕为祷。”可见，德方也有人打算推进中德俄联盟。这使得孙中山极为重视。

其时，孙中山与苏俄政府的联系日益密切，苏俄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1921年12月，列宁委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3次长谈。孙对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极感兴趣，表示在讨伐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战役结束后，可以建立中苏联盟，目前可以建立非正式的联系；并接受了马林的建议：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等。这次会见对于孙中山决定未来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922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随即被北京苏俄代表团任命为苏俄政府代表，同孙中山谈判。达林由上海到广州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长谈。孙向达林了解苏俄的形势，表示他对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

在此情形下，孙中山更重视中俄德合作的构想，努力发展与德国的关系。3月8日，孙中山致函廖仲恺和曹亚伯：“兹得朱和中来函，所图各事，已有头绪。其有需两兄协办者，特将所关之函付来共阅（此函阅后付丙），便知应付矣。一要仲恺兄照所请，发给四千两百元，分寄北京、柏林……二要亚伯兄在广州等候，辛慈到港，则亲往接，直带他来大本营。”“朱和中处，于未接他此信以前，已有信着他回国，然无论如何，此三千元当寄。”5月17日，朱和中在柏林寓所约见了德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贝特克，提出准备聘请德国顾问辅佐南方政府。贝特克说，南方政府本来就没有向德国宣战，所以就没有必要签订和约；再者，他们已经接受了北京政府的《中德协约》。贝特克所言不实。广州政权曾承认与德国的交战状态；断定南方政权已接受了《中德协约》，也是不正确的。否则为何孙中山一直要求德国与广州政权缔约呢？在德国，朱和中和某些德国工业康采恩（如克虏伯、胡戈·施廷内斯）达成经济协定，并招聘了一些德国人到广州政府充任顾问。在辛慈的帮助下，分别签署了聘任德累斯顿工科大学教授威廉·施拉梅里（Wilhelm Schrameirer）为文化科学顾问、前青岛总督为行政改革顾问、前山东铁路监督为铁路顾问的合约。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打乱了孙中山推动中俄德联盟的进程。7月24日，法属安南河内府刊行的法文报《东京前途》首先宣布：陈炯明政府披露一批原始文件，证实了孙中山的经由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居间联络，准备建立中俄德联盟的计划。9月22日，英人主办的《香港电讯报》（HONG KONG Telegraph）又将陈炯明获取的孙中山有关联德的信函等中文原件及英译文印成一个小册子传播，首页引言中称“中俄德将以布尔什维克理论作基础结成三国联盟”。陈炯明叛乱使德国对南方政府的实力和地位的稳定性产生了更大的疑虑，辛慈因此放弃了去南方政府工作的打算。德国政府发表声明：对于谈判或辛慈赴俄使命各节，德国政府一无所闻。辛慈也宣称，他没有为这样一种联盟进行过任何谈判。显然，面对英法美的强大压力，德国不敢公开与奉行共产主义的俄国结盟，因而也就否定了中俄德联盟的计划。

孙中山出面解释了中俄德联盟构想的原因。9月29日，他在上海就中俄德联盟一事对一家报纸发表声明，并不否认这些信件，但反对新闻通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观点，曾经图谋在中国、德国和俄国之间缔结一个联盟”的推断。“因孙君从未计划，且从未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之故。试阅彼所著《中国之国际发展》一书，即可知彼实抱有欲切实发展及利用中国莫可限量之天产，必须外国资本及技术合力提携之见解，极为强固，且彼曾屡次向美国、英国及其他方面招请此等合作。”“据彼之意，德国之解除军备及取消在中国之治外法权，就中国方面而论，业已使彼（指德）自处于非侵掠〔略〕国之列。”“以为中国在其目下革新之阶级〔段〕中，极需要以对等及完全主权国待诸列强之赞助。彼信德国及俄国现已情形变迁，政治改更，中国能以对等之条件与之周旋。故彼赞成一种与彼两强更加亲善为目的之政策。彼以为此种政策，最利于一非帝制及非顽强之中国。”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炮舰上对幕僚谈话，讲述外交上应取的态度，谓：“至于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吾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惜乎国民不明俄、德真相，徒以大战失败，为不足齿列，而不知其固有之人才与学问，皆足资助吾国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之用也。”“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而对于欧亚大陆之俄、德两国，更不能不特别留意，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也。”

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他再次担任陆海军大元帅，重建大元帅府。

3月，孙中山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薄克曼表示，“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完全绝望”。孙对美、英、法绝望，但联俄取得积极进展。在此情况下，他又积极联德。当时德国远东协会总干事林德经过香港，孙中山“派李其芳往商面谈”。李其芳回忆道：“余即出陈德国前任总理未舍爱力士致陈炯明函一道，总理大悦，问所言何事，余曰：按未氏游远东，路过广州与陈详说中德文化及实业合作事：（一）陈将派学生百名赴德专攻专门技术；（二）改组广东大学，仿同济方式；（三）设克虏伯炮厂于广州；（四）设容克飞机场于广州。各种详细计划，总理大感兴趣，谓必促其实现。余谓远东协会总干事林德即将来华，日间到港，此事当他亦知情及参加讨论，……（总理）嘱余明晨起程，并代表欢迎林德，及谈一切合作计划……余至港。二日，林德即乘德国邮船沙兰号到港，余即与之赴申，舟中经谈一切，林须俟同济开幕后再赴日本逗留数月，赴粤日期，未能决定。”

为进一步推动与德国的合作，孙中山派邓家彦赴德联络，希望与德国政府订立一个大规模的合作计划。早在1922年夏，孙中山就派邓家彦去德国继续进行联德活动。6月1日，邓家彦以孙中山总统顾问的身份写信给德国驻广州领事。信中说，“德国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必须摆脱孤立和大国的束缚。这就需要在远东的姐妹共和国的帮助。两个共和国应该站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国将可以成为德国产品的大主顾，同时能够提供原料，特别是矿产原料，以满足德国工业的需要。德国商人和工程师应该到中国来，有才能的中国人则应该到德国去留学”。陈炯明的叛乱使孙中山对发展广州政府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增加了其联德的推动力。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后，1923年6月19日，孙中山向邓家彦发出指示，计划雇聘数名德国军官，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但是他认为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为了实现让德国人在中国从事生产的计划，不论是从物资方面，还是使用中德两国有才能的人方面，都必须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思考。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学习不足、德国的资源不足。为了两国克服这些困难，相互的援助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提出的计划实现的话，他深信数年内，中国和德国的状况必然得到改善。8月18日，孙中山致函邓家彦，再次提出与德国合作的具体计划。他说：“此间因需德专门技师，然零星延聘，于事无补，必也与德国实业资本家Stinnes者及其政府订一大建设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发展中国之富源，改良中国之行政，整顿中国之武备。借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此步达到，则以中国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凡尔赛条约之束缚。如德国政府能视中国为一线之生机，中国亦必视德国为独一之导师。以德国今日废置之海陆军人才及制造武器、组织军队等计划及经验，悉移来中国，为中国建树一强固国家，互于资助，则彼前战败而失去种种权利，必可由助成中国之富强而恢复之也。”孙中山试图利用德国因战败而废置的军事人才及其技术、经验来帮助中国的发展，但这一构想需要得到德方人士的响应。8月23日，邓家彦访问德国外交部，表示受孙中山的委托询问德国关于与广州政府开展全面合作的态度，“主要考虑在工业和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很多，如聘请辛慈先生等”。他还请求德国外交部安排他与弗雷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总统见面。27日，邓家彦再次会见德国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克尼平，出示了孙中山6月19日来信的英文翻译件。克尼平认为，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能满足南方政府的军事要求，关于能否通过私人渠道，则顺其自然。至于孙中山提出的经济合作，德国很感兴趣，并准备提供官方援助，但是不可能提供资本参与。这表明德国的态度发生变化，由过去不向南方政权提供官方援助转向现在考虑准备提供援助。

9月，邓家彦将孙中山的来信递交德国外交部，信中询问，对于1921年由朱和中提出的建议，德国政府是否仍然感兴趣。如果仍感兴趣的话，希望立即得到回音。德国外交部对此持谨慎小心的态度，但对于和德国企业家会谈一事，并没有给邓泼凉水。德国外交部要求孙中山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方案。邓家彦还试图招募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乔治·佛采尔（George Wetzell）、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等德国名将做孙中山的顾问，但均未成功。

邓家彦此次德国之行并未提出中德俄结盟的要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孙中山的三方同盟设想无法提出。

德国与孙中山的互动引起了北京政府的不满。9月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大中华商报》发表文章，向德国驻华公使馆提出抗议，指责德国驻广东总领事背叛《中德协约》，谋求与孙中山南方政府合作。

寻求德国的军援始终是孙中山的目标。11月26日，他经邓家彦转给德国官员一封信，称：“要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没有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精良、强大、现代化的军队更好的办法了。那时，让中国为你们说话……你们须在远东预先准备一支无形的军队，以备在任何情况下，响应你们求援的召唤。”取得德国军援的代价是，孙中山允诺在广州政府所辖六个省——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境内对德国提供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具体来说，他建议德国有权开发广西富川、贺县等地区的煤矿，在广西聘用德国的农业专家，利用德国专家在广州政府控制的地区实施国家对贸易的控制，运用德国的投资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工业。但是，新任德国驻广东总领事雷米（Erwin Remy）对孙中山的中德合作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孙在“计划”中提到的有待开发的地区当时并不属于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1924年1月16日，雷米拜访孙中山。孙询问，德国能否直接或间接地向南方政府提供武器。雷米表示，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能提供。孙说，德国的军工企业可以在德国之外比如中国发挥作用，“你们已经被解除武装，你们现在必须武装中国。这很可能是你们唯一的自救方式。如果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口组织并武装起来的话，并且如能在三年内实现，德国就能摆脱所有一切压迫性条约的束缚，并且也可能打击法国在越南以及英国在亚洲的势力”。孙中山还提到了前海军顾问施莱迈尔，施莱迈尔在青岛担任高级专员期间所做的贡献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打算聘任施莱迈尔为“广州市顾问”。他请雷米帮助联系施莱迈尔来广州。雷米向德国外交部汇报说，施莱迈尔应聘南方政府是一种冒险行为，因为孙中山的南方政权非但不很稳固，反而日渐衰弱。

此时孙中山、国民党联德的思想基础更加牢固，认为中德都处于被压迫民族国家地位，同病相怜。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表现了鲜明的反帝、联合以平等待我国家的色彩。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改变了以往国民党对于民族主义的狭义理解，将它的意义规定为：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侵略；二是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并据此制定了详尽的对外政策：①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②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③重新审定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务以不损害双方主权为原则；④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⑤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⑥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所借外债，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⑦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筹），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之半殖民地之地位。27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民族主义第一讲”中表示：“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他把德国、中国、俄国并列为被压迫民族的核心。由此，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广东革命政府推行革命外交的目标。

秉承孙中山的意旨，2月14日，邓家彦向德国外交部呈递了前述1923年11月孙中山设想的广州政府同德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具体计划。在此次与邓家彦会谈之后，克尼平便与德国工业联合会取得联系，告诉他们邓家彦提出的孙中山关于矿业开发和交通运输建设的提案。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要与邓家彦直接联系。

国民党计划派朱和中访问德国。朱和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广州建设大规模的工厂，不仅制造各式便携武器及弹药，为了能制造手榴弹、榴弹、航空机搭载用弹、火焰放射器，更甚者还有毒气，还要聘请德国专家”。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雷米1924年2月24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说：“我担心，一旦真的大量增派德国军事顾问、教官、火药专家、毒气专家等人员，那么要不了多久，英国人、法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困难，北方政府方面自不待言。”他建议一方面不必再过分地支持广州政府，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从大元帅（指孙中山）无疑对我们德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好意中捞到好处”。他怀疑邓家彦和朱和中向柏林权威人士如辛慈请求派遣德国专家协助制造武器一事是否行得通。他透露，孙中山同德国公司经理们进行过一次长谈，特别关心德国人在中国制造武器的问题。孙中山还有一个计划，即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由德国军官指挥的小型部队。

孙中山的建议未被德国政府采纳，原因是德国政府考虑到德国战败，对中国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如美英法未改善与孙中山的关系，而北京政府也会反对德、孙关系。不过，孙中山的努力取得了一点成果，如德国新闻界倾向于广州政府一边。1924年，孙中山任命德国人施莱迈尔为广州市顾问。德国西门子公司驻远东的总工程师亚曼（Gustav Amann）博士秘密同孙中山磋商雇佣德国军事顾问，表示愿介绍10名德国陆军军官及若干名空军教官。亚曼以孙中山“全权密使”的身份回国活动，准备聘请军事顾问和邀请德国工业巨头到广东投资。亚曼为孙中山聘请了海军上校瓦尔特·哈罗腾堡（Watler Harlottenburg）、3名空军军官和10名步兵顾问。德国一些企业巨头如西门子、克虏伯、法本等对来华发展实业极感兴趣，并积极支持德国军事顾问赴广东，希望他们为促进中德经济合作充当媒介。不过，德国公司的顾问或工程师也受聘于东北军阀张作霖、山西军阀阎锡山、直隶军阀吴佩孚、四川军阀杨森、江苏军阀齐燮元，并不仅仅青睐孙中山。

6月6日德国政府和北京政府签订解决德国战争赔款和德发债券问题协议一事，使孙中山和广州政府对保持和发展对德关系、争取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双方关系开始恶化。8月10日，广州政府的炮舰截获了一艘装有大量德国武器的挪威运输船“哈佛号”，引起关注。17日，德国驻华公使博邺（Boye，又译博叶、博叶尔）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因这船武器是准备交付广东商团的，故广东政府对德国商人十分不满；同时，北京政府也对德国向南方提供武器表示强烈抗议。此外，“整个协约国新闻界对于我们在此事上是否负有责任并不关心，而是热衷于煽风点火，鼓动中国人和盟国共管委员会反对德国”。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其遗嘱称：“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包含了“联德”的思想。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4日，发表《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宣言称：“若夫全世界之国家及民族，凡能尊重我民族之平等与国家之独立者，皆为中华民国亲善之友；反之则为我国家之敌。”此时的国民党视德国为“友”。

孙中山逝世后，朱和中仍旧设法同德国公使馆联系，谈判聘请德国教官。但此时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广州政府实行反帝的革命外交使得一些德国人特别是德国商人产生误解。在1924年12月19日给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报告中，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雷米谈到在广州的德国商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德国商人们已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例如转移资产到香港、缩小在广州的货仓、紧缩货款和减少金融交易等，个别德国商人甚至预计到自己在广州的公司将会被没收。德国军界和外交界那些同情孙中山的人无法继续为促进德国与广州政府的关系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