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技术风险与风险社会

一 高技术风险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在科学技术哲学中，人们对科学与技术有着比较严格的区分。就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科学主要是一种认识活动，其目的在求真，即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客观知识，是对研究对象的观念性把握；而技术则主要是一种实践活动，目的在于变革对象物，其结果是得到某种合意的人造物。就历史存在来说，技术先于科学，技术经验乃是科学知识萌芽的基础，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还是相对独立。“前技术”或者“前现代技术”，其物化形态为手工工具，其软件是操作这些手工工具的技艺，即technique, skill, art等，是熟能生巧甚至出神入化的“手艺”，富有美学意味和个性色彩。正如陈尧咨的百步穿杨之术与卖油翁的沥油之术，其知识含量很低，但随着技术主体经验的积累，某些机械性的技术动作可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究其本质则是熟能生巧。总体上说，“前现代技术”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技术主体的经验积累，而不在于工具本身。

机器的出现是现代技术诞生的标志。海德格尔把机器出现之后的技术称为现代技术，“都是这样或那样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建立了某种联系的、由于自觉地运用了自然科学原理才成为可能的技术，即technology”。第一次科学革命，始于哥白尼的“日心说”，集大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而第一次技术革命则以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为标志，主要还是依靠一线的技术工匠完成，科学与技术尚未发生密切关联。但是，到第二次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之时，科学与技术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革命以科学革命所取得的理论突破为基础，突出表现为技术是理论的直接或者间接应用。作为第二次技术革命主要标志的内燃机、电动机和发电机，如果没有热力学、电磁学的指导，是根本不可能设计出来的，更不用说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的原子能、计算机和空间技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完全可以凭借其经验积累而制造出蒸汽机，但决不可能制造出一台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或者发电机。至此，科学对技术的渗透日益深刻，技术对科学的支撑日益重要，科学与技术发展日益呈现出一体化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与技术结合日益紧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特别是在科学与技术前沿，很难再把二者做出明确区分，人们往往把科学与技术合称为科学技术，或者简称为科技。把科学研究前沿理论及其技术成果称为高科技，若侧重从技术一方说，则可以称之为高技术。

学术界对“高技术”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王滨教授认为，高技术（High-Tech）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美国经济学界1971年出版的《技术与国际贸易》中首次使用了“高技术”一词。总体上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高技术：一是从社会和经济角度，立足于技术的物化形态或者载体，认为高技术是对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一类产品、产业或者企业的通称。日本学者还认为，高技术是以当代尖端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技术群。二是从技术角度，立足于最新科学理论与技术之关系，认为高技术是在较高技术水平上或者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高技术本身的水平是高层次的、新兴的、前沿的甚至是尖端的。三是从时空角度，认为高技术是个具有时空特性的动态概念，即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高技术，而高技术更新换代快，生命周期短，使高技术处于不断地生成与消亡中。

陈昌曙教授通过比较高技术与高水平技术，提出“知识密集度高是构成高技术的基本条件”。他认为，高技术不同于高水平技术，如刺绣、微雕、体操等高水平技术从来就有，而高技术不是从来就有的，高技术是在历史发展到可能出现知识密集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的确，从科学知识的大量生产及其在技术上的运用这一角度看，技术要达到知识密集度高从而呈现为高技术，在时间上应该是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后的事情。

综上所述，可以把高技术界定为“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基础上、知识密集度较高的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也可以说，它是以最新科学成就为基础、主导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知识密集型技术，是基于最新科学发现和创新产生的高水平技术。那么，基于当代科技革命所产生的高技术包括哪些内容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是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组成的一个技术群。童天湘教授则突出了高技术的科学基础，将其概括为以下十项技术：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能源科学和新能源及高效节能技术、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等。

现代社会是以技术为支撑的技术化社会，人类生产生活一刻也离不开技术，人的生存已经是一种“技术化生存”。可以说，技术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境遇，就像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一般，不可稍离须臾。正是技术上的一次又一次突破，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产业革命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人类步入现代文明。文明的发展史，也是技术的变迁史，技术是内在于文明本身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根据技术发展情况，把人类文明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信息时代等不同的形态。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差别，以其依托的技术形态不同而相互区别开来。

现代高技术不仅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还给人类描绘了似乎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充足的食物，便捷的交通、不竭的能源、发达的通信，等等。既有的技术历史表明，一切问题最终都只是时间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昨天的梦想都可以变为现实，昨天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然而，20世纪中后叶以来与科技有关的几件大事，促使人们认识到——科技使人类物质富足而风险增加。这几件大事主要包括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1945年对纳粹战犯医生的纽伦堡审判、50年代末出现的“寂静的春天”。核技术既可以建造核电站，也可以生产原子弹；医学既可以救死扶伤，也可以用于战争与谋杀；化学合成物既可杀死害虫，也可污染环境。这些大事使科学家和公众不得不关注和思考科学研究的社会后果、应用这些研究成果对社会、人类和生态等的影响，这些反思甚至触及科学技术本身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爱因斯坦因制止法西斯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和疯狂战争而建议研制原子弹，又因原子弹被用于屠杀无辜平民而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70年代初，基因重组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然而，作为基因重组技术的开创者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P．伯格教授因为意识到该技术有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而毅然决定暂停实验，并说服一些著名科学家共同公开呼吁要高度重视重组DNA的“潜在生物危险”，并自愿推迟某些实验。

“技术化生存”也同时意味着，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越高，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对人类的可能伤害也越严重。工业革命初期所造成的肮脏环境还仅限于厂房内和工厂区，而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扩大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DDT污染到南极企鹅，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对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也产生了毒害。人类生活在地球磁场中，然而现代技术创造的许多人工磁场，比地球磁场要强得多。不同强度的磁场的生物效应差别很大，强磁场会损害人体健康。研究发现，过强磁场能引起头晕、嗜睡等副作用，而长期暴露在强磁场中，则可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机能衰退和激素失调。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电磁波无处不在，并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电磁波也造成了广泛的电磁辐射污染，被联合国环境会议列为“造成公害的主要污染”之一。当人体承受超量的电磁波时，会导致头晕、恶心、工作效率下降、记忆力减退等病状，当人体暴露在100mW/cm2以上的功率密度中时，就会产生明显的病理不可逆变化。城市是综合运用现代技术而形成的复杂人工巨系统，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人口在特定有限空间的集中，使城市能耗与能量交换发生重大改变，市区温度明显高于郊区，形成“热岛”效应，再加上辐射与烟尘作用，极易形成雾、雨和阴天，不利于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随着化学和化学合成技术的发展，新化学药品弥补了天然药物的不足，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正如中医所说，“是药三分毒”。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更是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与危害。从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看，人体犹如一座复杂的化工厂，人体本身的化学物质和摄入体内的化学物质都会参与人体的生化反应，反应过程及其产物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很难一时弄清楚。尽管合格的药物都以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为基础有比较详细的关于“药物相互作用”、“药理毒性”、“不良反应”等的说明，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任何新药的这些根据都是相当有限的，并不能排除其潜在的风险。在20世纪60年代，沙利度胺（反应汀）曾经广泛地用于治疗孕妇的妊娠反应，且毒性很低；但随后临床发现，这种镇静效果很好的药物，却对胚胎具有很强的致畸作用。阿司匹林是很好的镇痛、抗风湿和退烧剂，但服用过量或者成为习惯，会引起胃肠和其他器官出血。

化工技术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许多剧毒、难分解的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涌入环境，使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差，使现代人类从胚胎到死亡的全过程，都处于有毒化学物质的包围之中。而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心血管疾病、癌症、职业病等已经取代了生物性和营养性疾病，使人类疾病病谱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与环境有关的疾病变化中，被医学界称之为“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过敏症的发病率攀升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主要的致敏原就是人工制造的化学物质。由于个人体质和对各种物质的敏感性相差极大，对过敏症很难进行有效防治。可以说，在大量化学合成物涌入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处于过敏症的风险之中。据估计，20世纪50—60年代只有1%左右的人患过敏性疾病，而近些年可能有10%左右的成年人和20%的儿童患此类疾病。以合成塑料、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为代表的石化产品，在发达国家的使用已经到了无可替代的程度，可以说，没有这些产品，就没有现代化的繁荣富足生活。在塑料加工中，为了改进其性能和满足特殊需求，往往要加入增塑剂、润滑剂、安定剂、着色剂、抗氧化剂、紫外线吸收剂、防静电剂等添加剂，使塑料成分复杂程度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添加剂大多为低分子类物质，容易在使用过程中蒸发或者逸出，从而威胁使用者健康，污染环境。1970年，美军越南战争野战医院在抢救受伤士兵时发现，接受输血治疗的士兵不久就出现呼吸困难、缺氧、血压下降以致休克死亡的现象。经过犬类试验和仔细分析，证实这是由于作为输血袋的聚乙烯中的增塑剂酞酸酯与血液中的血小板有很强的亲和性，二者结合形成微小凝聚体，含有这种微小凝聚体的血液输入体内，会形成微小的血栓塞，从而导致输血士兵出现上述临床症状甚至死亡。合成纤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棉布成为主要的服装原料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关于合成纤维服装引起湿疹、皮肤瘙痒、头晕、支气管炎等疾病的报告。据研究，这些疾病主要是由纤维中化学物质离解产物所引起的。

绝大多数化学物质不仅污染环境，降低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威胁当代人的生命健康，而且还有很强的致畸和致突变作用，通过遗传危害子孙后代。需要明确的是，对于人类物种稳定性和功能完善性而言，环境中的致突变物导致有益基因突变的概率很小，而带来疾病或者其他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却很大。在目前的环境中，已经确证具有致癌危险的物质有近30种，列为有致癌危险的有几百种，怀疑有致癌危险的达上千种。实验发现，化学物质的致癌性与致突变性有着形式上的一致性，绝大多数致癌物以及绝大多数化学致突变物都是强亲电子反应物。有机体受到某些致癌物作用时，细胞就会受到相应的刺激，这种刺激强度较大或者时间较长，就可能引起染色体畸变成基因突变。这种作用如果作用于胚胎，就可能引起胚胎畸形或者增加胎儿的癌症风险。近年来，对甲基亚硝基脲等化学物质的动物试验表明，化学致癌物不仅可以引起子代肿瘤高发，而且可能危及第三代、第四代。

人口激增对食物数量和品质的需求，刺激食品科学和食品工程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说，没有食品化学化，人类就不可能解决温饱问题，更不要说吃得色、香、味俱全。然而，食品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又使食物变得不再安全。实践证明，它们中的多数都有一定的毒性，过多地摄入，会在体内积累，甚至产生致癌、致畸等伤害。过量摄入防腐剂水杨酸，可引起中枢神经麻痹，甚至造成死亡；用于柠檬和橘子防腐的联二苯，对心、肝、肾等均有慢性损伤；用于肉类发色保鲜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是生成强致癌物质亚硝胺的前体。此外，由于农作物栽培过程中的农药、空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加上从原料到生产、运输过程中的各种保鲜防腐，最终必然造成食物污染。

在以往的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体系中，人的身体是整个体系的出发点或者操纵的基点，机器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和功能上的强化。而在当代高技术中，技术直指人本身，身体成了技术塑造的对象和加工改造的材料，我们不仅在改造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已经在重新设计生物和我们自己的身体。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的结合，还可以出现像哈拉维等人所说的Cyborg、Bioberg这样的混合体，或者更抽象地说，当代高技术在生理和精神两个方面重新塑造和定义着“人”的含义。正如李建会教授指出：“由于纳米科技、信息科技、生命科技和认知神经科技被称为对当代社会最有影响的四大领域，每个领域都发展迅速，每个领域都潜力巨大，其中任何技术的两两融合、三种会聚或者四者集成，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效能。”毫无疑问，这些效能中当然也包含着负效能，而且这些负效能与正面的当下可见的正效能相比，往往是以潜在的形态存在，其危害很难在目前做出准确的估计。这种潜在的危险演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大，但一旦成为现实危害，其后果就非常严重。在这种意义上说，高科技使人类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传统技术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的物质性危害或损失。与此不同的是，高技术风险更多地涉及一些潜在的深层次问题，如人的本质及其异化、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的安全等。具体地说，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克隆羊“多莉”早已诞生，如果认可生殖性克隆，甚至加上人为的基因选择从而“制造”人，那克隆技术之于人的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是什么？如果基因治疗能被接受，那么基因增强的边界在哪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否还将存在？纳米技术与生命科技融合，当人们能在原子层次上随心所欲地“搬动”原子以重组物质时，那人是否也可以成为工业制造品呢？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纳米技术的融合，是否能实现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体的3D打印？如果生命科技与认知科技相融合，人的智力及学习能力是否意味着只是某些基因版本升级的事情？在“数字化”生存方式中，每个人都可能面临通过大数据分析而形成的针对特定人群的行为控制，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可能因网络监听而受到威胁和侵犯（比如美国的“棱镜门”），更不用说暴露于网络色情、沉迷于网络游戏等对人与社会的直接或间接伤害。现代高技术带来的类似问题，每一个都可能使人类的未来步入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正是在这种情景下，认识和应对高技术风险，日益凸显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二 风险是高技术的内在构成要素

要认识高技术风险，首先要对“风险”有个比较准确的认识。风险是一个历史久远而又颇具分歧的复杂概念。据学者们考证，我国很早就有关于风险及其规避的意识，比如夏朝后期就有“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的论述。司马相如在《上书谏猎》中，规劝皇帝不要以狩猎为乐，因为其中有意想不到的风险，最后他还指出：“盖明者远见于未荫，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从词源看，英语中的“风险”（risk）一词出现于17世纪中期，来自法语的“risque”，意指航行于危崖之间，而这一法语词汇又来自意大利语中的“risicare”，其意是“胆敢”，再追问意大利词汇的源头，则是希腊文的“risk”。

在现代社会中，“风险”一词出现频率极高。从自然原因引起的流行疾病、地震、暴雨到人为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交通事故、通货膨胀、局部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个人、团体、经济组织和国家面临各种风险，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与选择。最早对风险进行系统研究并对其进行定义的是金融、保险等与经济相关的行业和领域。在风险理论研究中，由于对风险的理解不同，形成了实体学派和建构学派。

早期的风险研究主要属于实体学派。其中，美国学者威雷特（Allan H. Willett）是这一研究的早期代表。他认为：“所谓风险就是关于不愿意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之客观体现。”这一定义包含三层意思：一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二是风险的本质与核心具有不确定性；三是风险事件是人们主观上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从此，关于风险的研究和对风险的定义层出不穷。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 Knight）对风险与不确定性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著名风险管理学家威廉姆斯（C. A. Williams）将人的主观因素引入风险，并把风险定义为“是关于在某种给定的状态下发生的结果的客观疑问”。美国学者罗伯特·梅尔则直接把风险定义为“有关损失的不确定性”。普雷切特（S. T. Pritchett）认为，“风险是未来结果的变化性。当我们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中，即事件的结果可能不同于我们的预期，那么风险就存在了”。哈林顿（Scott E. Harrington）和尼豪斯（Gregory R. Niehaus）认为，“风险通常的含义是指结果的不确定状态，或者实际结果相对于期望值的变动”。斯凯伯（Skipper）认为，“风险为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间的相对变化。当结果存在几种可能且实际结果不能预知时，我们就认为有风险存在”。这些看法，突出了与损失相关的不确定性。卓志教授认为，“风险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定义，从易于定性分析要求看，风险可描述为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损失的可能性。从易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风险可描述为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而导致的损失的可能性”。

实体学派的风险定义，既强调风险的不确定性，又强调由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风险包括风险事件出现的概率和风险事件发生后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与损失的大小。从风险的形成机理看，风险是由风险因素（hazard）、风险事故（peril）和损失（loss）三个主要要素构成的统一体。风险因素是指促使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增加的要素，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潜在原因，是造成损失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根据风险因素的性质，可以分为物理因素、道德因素和心理因素三种。风险事故是指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偶发事件，是直接或间接造成损失的事故，也可以认为风险事故就是损失的媒介物，使风险由可能变为现实。损失是指非正常的、非预期的价值减少，包括经济上的损失和人身伤害等。风险的客观性，决定了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不是所有风险都必然造成损失，但风险程度与损失机会之间存在相关性，风险程度越大，损失机会越大，风险程度越低，损失机会越小。风险因素是促进风险转化为事故的原因或条件，没有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就不会发生，风险就不可能造成损失。风险是潜在的、隐蔽的，不易为人们把握，风险事故则一般是外露的、显性的，是人们观察得到的事件。

实体学派所理解的风险，包括以下特征：（1）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无论是自然界的运动还是社会的运动，都有其发展规律，而这些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因为对人不利就不发生。风险的客观性决定风险不可人为消灭或者杜绝其发生，人的努力主要在于在特定时空中改变风险存在和发生的条件，减小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或者如果已经发生，又如何应对，以减小损失。（2）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是指在风险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个别风险是否发生、何时发生，损失大小等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确定性。强调的是个体风险发生的偶然性以及相应结果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客观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相对于宏观必然性的微观偶然性，统计上某类风险必然发生，而在个体层次上某种风险事故的发生则具有偶然性，是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3）风险具有可测性。相对于个体风险事故的不确定性而言，某类或者大量风险发生具有必然性，风险“群体”作为整体发生的可能性可以通过概率表达出来，使得风险具有可测性。（4）风险具有可变性。是指随着条件的变化，风险在性质、数量、形态等方面可以发生改变。比如汽车普及前，车祸为特定风险，而汽车普及后，车祸和尾气引起的空气污染就是基本风险；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消除某些风险因素从而降低甚至消除某些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减小相应的损失，把曾经的高风险变为低风险。再者，就是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又必然带来新的风险。比如我们本书所在探讨的主题——高技术风险，高技术的使用，必然会消除以前的一些技术风险，但它也必然带来新的风险。核电技术代替火电技术，空气污染问题得以缓解或者消除，但核废料和核电站事故引起的放射性风险比煤烟污染又可怕得多。一般说来，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人类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风险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风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5）风险具有传递性。是指风险可通过信息、社会、组织及个人扩散和传播，形成社会经验、引起各方关注，以致影响人们的风险决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体学派的风险研究受到来自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挑战，形成了主观建构学派。比如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学者认为，风险的一切不利后果应涉及人们心里的感受；以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为基础的学者认为，风险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之外的客观实在，换言之，风险是相对于特定人群的，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由人们建构而来的。马汀（Fone Martin）等就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了关于风险的定义，认为“风险是确定性消失的时候，世界存在不确定性的一种特性。客观上来说，风险是围绕相对于预期而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同结果的变化；而主观上说，风险是我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看法，这些态度和看法受不确定性、个人、社会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风险还包括与风险所处的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建构学派所理解的风险概念有如下特征：（1）风险具有建构性。风险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们根据特定的认知、文化、习惯等建构的结果，故对同一事物，一些人会建构出一定的风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没有风险。（2）风险具有社会性和团体性。即强调风险是对社会文化的普遍价值取向或者规范的偏离。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越轨，即某种行为超出常规，违背公认的社会规范。不同社会和团体的规章制度、价值取向不同，某种行为是否越轨显然也不完全相同，故风险因社会和团体而异。（3）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不可测性。不确定性是强调风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时间、发生的环境及发生的结果等，难以为人们所事前确切知道和准确判断；不可测性是指社会文化观念下的风险不能用大数原则和概率来进行分析测定。因为风险不是客观的，是人们主观建构的，风险真实性的认定，以人们的认知、文化差异、社会行为、承受能力等为基础。

如果说实证取向和量化取向，使实体学派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中更有操作优势，那么建构学派将文化和社会价值等因素纳入风险概念，更突出了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更全面，也更有理论深度，它揭示了风险的内生性，认为风险是与人类正常行为如影随形的，是各种社会制度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随着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而其影响和后果更加广泛和持久，既可以是全球和全人类的，也可以是持续的和跨代际的。随着对风险感知能力的提高，人们建构出来的风险越来越多，说明我们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发生概率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越来越重视，风险意识越来越强。需要说明的是，建构出来的风险越多，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更加不安全了。一是随着风险感知能力的增强，技术手段的完善，管理体制的健全，以前的某些风险可能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甚至被消除。以健康风险为例，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6岁提高到近年来的68岁，说明新中国成立前的健康风险比现在的健康风险要大得多，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过去一些致命性健康风险因素并不为国民所知，即使“死到临头”，也不知所以然，似乎可以视为“无知者无畏”。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健康知识的普及，个体与社会对健康的重视，人们对健康风险因素了解得越来越多，对健康风险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强，并且从政府、组织到个人都积极采取了应对健康风险的措施，所以尽管感觉健康风险无处不在，而且越来越大，但风险因素造成的健康伤害却相对减小。二是安全是一种常态，而因风险故事造成的伤害显然是一种反常状态，人们对反常状态往往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加上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也不断强化甚至放大风险的可感性，即使是发生在遥远角落的风险事故，也让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IRGC）在其2005年8月发布的《风险治理白皮书——面向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将“风险”界定为“某个事件或行为的不确定的后果，这些事件或行为有可能影响人类的价值”。风险包括潜在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和这些后果的严重程度。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主要依赖于人们对这些影响的评估。根据风险诱因的特征，可以把它们分为简单风险、复杂风险、不确定风险和模糊风险四种类型；根据危险的诱因，可以把风险分为物理诱因风险、化学诱因风险、生物诱因风险、自然力诱因风险、社会诱因风险、综合诱因风险。根据IRGC的理念，风险产生于人类将自然环境融入社会环境中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满足人类的需求的过程中。

技术是人类干预自然的方式，运用技术就会存在风险。技术是典型的将自然环境融入社会环境以改善人们生活条件，满足人类需求的人为过程。在人为地干预自然的进程中，风险已经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的构成要素。正如刘大椿教授所说：“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技术风险是因技术设计、研发与使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结果与既定目标的背离。我们主要关注这种背离对人与环境的负面影响。它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技术负效应不同，后者是确切知道的一种危害，只要技术正常运行，它就会实际地发生，比如患者服用某种具有肝损伤作用的药物，就一定会对肝造成损伤。而技术风险则是关注不确定性伤害发生的可能性，它是指向未来的，是技术反常运行的结果，一旦这种可能性的伤害变成现实伤害，也就成了负效应。相对于常规技术，现代高技术潜藏着更大的风险。从高技术的科学基础上说，它是基于科学前沿，科学前沿同时也意味着处于知识的边缘。在边缘上的行动，只能靠抉择，因为前方的路是一马平川还是万丈深渊，这是不能事先预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事件。我们把对风险的理解和技术风险本质的看法相结合，认为高技术风险就是基于科学知识的不完备、技术设计与创新的不完善、人造物与环境作用的未知以及技术使用的系统性失误而带来伤害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将根据对高技术风险的这一界定进一步探讨高技术风险的根源与实质。

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如前所述，高技术的基本特征是“知识密集”，是高度知识依赖性的技术形态，其“设计”和“创新”的基础是最新的科学成就（理论）。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简单性、确定性科学观，其核心价值是对自然的控制。自然是简单的，自然的规律具有确定性，人对自然可以实施有效的控制，科学技术总是服务于人类既有的目的，运用科学技术的结果总是在人们的预期之中。正如拉普拉斯决定论所表明的，只要知道事物的初始状态和相应的运行规律，其未来某时某刻的状态便被唯一地确定了。基于确定性科学知识的技术对自然实施的控制，其逻辑结论必然是技术无风险。然而，从简单性科学到复杂性科学，从线性科学到非线性科学的发展，科学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并非保证获得确定无疑的知识。科学就是分科之学，是对自然对象分门别类的研究，能够获得其研究对象的相对正确的认识，但这些知识是可错的，也一定是不完备的。从认识论上说，这种可错性、不完备性和相对性有多方面的原因。从认识客体来说，研究对象本身是复杂的，科学的研究不可能穷尽其奥秘，科学理论总是有限的和近似的；从存在到演化、从简单到复杂、从确定到非确定，这是当代科学技术所揭示的新自然观。新自然观表明，作为一个动态的生成的复杂巨系统，自然界远远超出人们的控制能力。自然的复杂性是其原则上不可控性的本体论根源。到目前为止，人对自然的影响和控制效果，表现为局部的可控及整体的不可控，眼前的收益与长远的损失，局部的改善与整体的恶化并存。从认识主体来说，人的认识能力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就至上性而言，某个时代的认识主体总是能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化认识，但就非至上性而言，这种深化也是相对的、有限的，每一代人的认识都要受到历史条件与时代能力的限制，只能处于认识进程中的特定阶段，达到认识阶梯中的某一“台阶”。因此，任何时代的科学都只能是对自然的部分对象的有限的认识，科学的“真”是特定时空中的“真”。从方法论上说，无论是分析方法、还原方法、数学方法还是模拟方法，都还只能在近似的意义上，按研究者的理解对研究对象进行人为的“去粗取精”和主次取舍，因而，所获得的研究结论只能部分地反映自然对象的真实情况，甚至研究结论与自然对象的运行规律之间可能也只具有类推的相似性。再者，自然界并不是按照几条简单的科学定律运行，基于似真性和简单性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去改造世界，必然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无视这种知识性缺陷，把高技术看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就会从主观上麻痹人类的风险意识，从客观上加重其不确定性造成的伤害。

在技术设计和产品开发活动中，除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外，技术产品也还存在着价值的不确定性。技术风险不仅会在开发过程中显露出来，而且更容易潜伏于产品之中，只有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风险事故频发，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之后，风险才为人所知并引起重视。以四环素为例，为减轻炎症给病人带来的痛苦，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和临床试验，确认四环素是一种很好的抗生素药。然而，四环素的广泛运用却对整整一代人的牙齿造成了伤害。从目的性来讲，科学家研制药品是为了医治疾病，同时又不损害人的健康。从科学知识的角度来看，药物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机理是复杂多变的，人类目前所使用的绝大部分药物都有一定程度的毒副作用，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是科学家也不可能获得完备的知识，对成果应用所造成的副作用也不可能有充分的预见性。从哲学上讲，就是要实现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之间的统一。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统一很难以一一对应的方式实现。四环素消炎价值与其对牙齿的损伤是不可分离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是DDT的发明和使用。20世纪40年代之前，当大面积虫害困扰农业生产时，人们几乎束手无策。瑞士化学家米勒（P. H. Muller,1899—1965）于1939年首次制成DDT用以防治棉铃虫、蚊、蝇等害虫，并申请了专利。1942年美国将其正式投入商业生产。这种杀虫剂能够扑灭危害作物、果树、树木、仓储和环境中的昆虫。从40年代以来，DDT被广泛用于农业。因为消除了病虫害，农业大幅度增收，50年代末全世界大约有500万人因此免于饿死。在“二战”中，DDT还成功地阻止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斑疹流行病，为联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令米勒始料未及的是，DDT的危害也在广泛使用中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昆虫体内产生了强大的耐药性，导致用量大幅度增加，形成了人虫之间的拉锯战，结果是大量新农药被生产出来并投入使用；其次，稳定高效曾被认为是优秀杀虫剂的一个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导致农药超期残留，残留的农药进入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后浓度增加产生毒性，结果是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食物链又受到了污染，大量动植物和人因此死亡。1973年1月1日，美国正式禁止使用DDT，中国也于1983年正式禁止使用。以上案例表明，“技术风险完全在于技术的不完善，技术的负面影响终将随着技术进步而得以消除”这一看法对技术个案也许成立，但对整个技术系统及其演进并不成立。事实上，不仅仅是风险事故造成的伤害提高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更重要的是技术本身的发展，更能让人发现原有技术的缺陷。当发现既有技术的缺陷时，我们总会中止有缺陷的技术的使用，并力图用更好的技术使之完善，然而以高技术对完善的追求，不仅不能得到一个完善的过程和一个完善的结局，这一追求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制造新风险的罪行。克服旧技术的缺陷，满足一个价值目标，又可能同时对其他价值目标造成伤害，新的风险又在酝酿和产生之中，追求美好的愿望总是与新风险的产生纠结在一起，给人类带来意料之外的伤害。比如，当我们在追求汽车的舒适性与安全性时，也在不断增加汽车的自重，自重的增加，恰恰又增加了油耗，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更多的尾气；为了减少汽车尾气，我们力图精炼石油，提高汽油的纯度，但这些工艺又必然会消耗能源，产生废物；或者加入助燃剂，提高燃烧效率，但这些加入的助燃剂本身又可能是一种污染物。若从宏观上看，无论怎样改进汽车技术，只要汽车的保有量增加，能源消耗与污染增加就是必然的趋势。就目前而言，没有负效应的技术是没有的。高技术影响的不确定性更大，其风险可能性也更大。

自然物不可能完全满足人类多样化和不断增加的需求，技术是人得以不断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和方式，是人不断积累起来的生存智慧。技术设计与创新的本质就是要创造出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物，以满足人类的种种需要。就模仿来说，即使技术所使用的知识是确证无误的，模型也永远不可能超越于原型，其结构与功能不可能做到“巧夺天工”，人工物在技术上的完善性，与天然物相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技术风险还隐藏于技术设计的不完善中。1912年4月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成为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海难，也是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灾难之一。这艘耗资巨大的8层楼高豪华邮轮，有双层底和16个水密舱，号称能防止任何可能的撞击，即使1/4的舱室进水，也不会危及它的浮力，被视为“永不沉没”的巨轮。事故调查发现，设计者只考虑到了船体的正面冲击，忽视了冰山可能的高速侧撞。而恰恰是巨轮以高速擦过冰山形成的侧面冲击，给它带来了灭顶之灾。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1974年，土耳其的DC—10客机爆炸，造成机上3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成为当时最惨烈的空难事件。调查结果表明，事故是由飞机下层货舱一道设计不合理的舱门引起的，这道密封性舱门在空中脱落，上下两层货舱内压力差使得地板下陷，导致飞机失去控制而引发空难。1981年7月，美国堪萨斯州的海特饭店二层与三层之间的钢筋水泥过道突然断裂，造成118人当场被压死，200多人受伤。调查发现，过道自重就已经超过钢筋的负荷，即使过道上无人，过道迟早也会自行断裂，这完全是设计上的缺陷所致。1986年发射后73秒即爆炸的“挑战者”号事故，是由于航天飞机右侧固体火箭助推器连接处的O形环密封圈在低温下密封性能降低所致。以上这些案例，充分说明无论是何种程度上的高技术，都有可能存在设计上的缺陷和不完善，而风险恰恰就潜藏于这些缺陷和不完善之中。

技术人造物一旦按照人的需要设计制造出来，就总要进入真实的环境中，并与环境中的各种要素发生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确定的，并且因此可能潜藏着巨大的风险。1963年10月9日晚，意大利贝尔鲁诺附近的维爱特水库的积水突然铺天盖地般从堤坝上溢出，吞没了下游的5个村庄，大约4000人遇难。但令人惊讶的是，水库堤坝竟然看不出有任何破损与渗漏的痕迹，显然这一灾难与因水坝设计或者建设质量而引起的一般决堤事故不同。经过调查得知，由钢筋混凝土建成的水坝本身确实没有问题，原来连续数周的暴雨浸透了环绕人工湖的陡峭山坡，使得大约1.5亿吨泥土和石块突然滑入水库，使库存水位暴涨并最终导致上千万立方米的湖水瞬间越过大坝倾泻而出。在这一案例中，水坝的设计和施工质量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水坝形成的人工湖与周围环境中特殊的气象与地质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酿成了这次突发灾难。当然，如果回溯到设计环节，也可以说设计师只关注了大坝的单一技术可行性，而忽略了与之相关的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从其他大型工程案例看，不经过实际运行，确实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事先完全了解人工物与环境的作用效果。同样地，阿斯旺大坝本身的技术指标和建设质量都没有问题，也实现了最初的设计目标——使人们免受了洪水泛滥之灾。然而，大坝与环境、气候和地质构造有关的复杂性相互作用，改变了尼罗河流域的地质、环境与生态，并最终带来更致命的灾难——尼罗河流域的生态破坏和下游地区的无可修复的沙漠化。实验室这种小环境与人工物投入使用后所处的真实环境相比，在要素的复杂性、作用的多样性以及历时的演化行为等方面毕竟相去甚远。在实验室研究中，对单一因素完全可以因技术上的需要而修正，以实现设计者的意图。而人造物在真实环境中的运行，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与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机制的复杂性和结果的多样性，往往超出设计者的预想。实验室中的模拟研究结果，对人造物与真实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参照意义，而不能完全等同。这种对人工物技术性能的实验室外部检验（即真实使用），包含着由于各种“意外”事故而引发的极大风险。再说由地震引发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核电站按七级地震设计，可谁也没想到结果发生的是九级地震。当福岛核电站处于九级地震环境中时，其灾难就难以避免了。按这一逻辑，即使福岛核电站按抭九级地震设计，谁又能保证不发生十级甚至更强的地震呢？同样，从这一角度看，关于转基因作物离开实验室的大面积栽种潜藏的生态风险及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健康风险的争论，都不可能基于实验室里的有限实验予以一劳永逸的判决性解决，何况纳入考虑的风险只是我们基于现有知识能想象得到的，而此处，我们真正所关心的，恰恰是那些超乎我们想象的风险。

无论技术设计如何完善，技术人工物都是在人的使用中才能发挥其功用。其实，把技术设计与技术使用完全割裂开来，与技术体系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在技术体系的运行中，技术使用者一定会占据一席之地，技术体系应该是人与物的现实的结合。技术人工物的结构是由设计所确定，它要遵循特定的自然法则，或者说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另一方面，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功能，在使用中，其功能得以展现，但这种展现与使用者息息相关。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并非一一对应，特定功能可以由不同的技术设计来实现，即功能的多重实现；反之，某一特定结构并非只有一种功能，即结构的多种功能。从使用者角度看，某种已经成形的技术结构，其功能可以表现为预设性功能、创造性功能和意外性功能三种样态。预设性功能是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根据对潜在使用者需求的感知和理解，通过一定物理结构的设计而想要实现的功能。创造性功能则是指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而重新赋予人工物以功能，这些功能不同于预设功能，甚至是设计者根本未曾想到的功能。意外性功能则是使用者通过自己的使用行为所意外实现的功能，这种功能表现为意料之外，无法预测。

从技术使用及其功能展现这一角度看，预设功能是技术人工物最基本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合理展现，必须以使用者对技术人工物技术性能的透彻理解和对相关技术规范的严格遵循为前提。然而，在技术的实际使用中，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导致技术风险事故的原因中，除了“机械性原因”、“设计缺陷”之外，“人为操作失误”甚至“侥幸心理”等也比比皆是。何时何地何人出现操作失误具有偶然性，但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大量偶然性背后就是必然性，我们以“技术使用的系统性失误”来表达这种可能性。正如墨菲法则指出的：凡是可能出岔子，就一定会出岔子。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既有设计方面的缺陷，也有人为操作错误。由于反应堆控制棒的缺陷，会导致反应堆在低功率运行时非常不稳定，在温度上升时存在输出能量在短时间内达到危险水平的倾向，而温度过热又使得反应堆容器变形、扭曲和破裂，使得不可能插入更多控制棒而导致紧急停堆难以进行。另一方面，操纵员至少又在两个方面违反技术规范：一是闭锁了许多反应堆的安全保护系统——除非安全保护系统发生故障，否则这样做就是技术规范所禁止的；二是他从反应堆芯的211支控制棒中抽出了至少204支，只留下了7支，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在核心区域使用的控制棒不得少于15支。至于操纵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失误，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在电站管理层中，真正有核电站运行管理的只有一名副厂长，即使他也只是曾经在一家规模相对很小的核电站工作过，其余人员大多来自火电厂，几乎没有核电运行的管理经验。此外，在技术使用中，当把技术置于社会环境中时，社会因素可能会主导技术因素，使技术使用处于复杂的决策博弈中。在“挑战者”号悲剧中，莫顿·瑟奥科尔公司的工程师们因对O形环的技术担忧而建议不要急于在第二天早晨发射。但公司副总裁梅森知道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迫切需要一次成功的飞行，而且公司本身也需要通过发射获得与NASA的一份新合同。技术以外的因素超越了对技术缺陷的担忧而主导了航天飞机的最终发射。

再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根据事后调查，即使侥幸躲过天灾，人为失误仍难避免。田松教授引用日本东京电力核电员工、著名的反核宣传者平井宪夫的话说：“核电站的蓝图，总是以技术顶尖的工人为绝对前提，做出不容一丝差错的完善设计，但却从来没有讨论过，我们的现场人员到底有没有这种能耐。”为什么设计不能按计划实施？核电这种高技术装置，从根本上是企业行为，电力公司将许多工程向外承包，大量培训不足的工人进入工地。即使设计没有任何问题，从施工到使用各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潜藏风险。

现代高技术是高度集成的复杂技术。不同技术环节之间的整合，既增加了技术风险事故的概率，也增加了使用者的使用难度。大飞机就是典型的高度复杂的技术集成系统，与其设计直接相关的关键技术就有多学科、多目标的综合优化设计技术、长寿命的发动机技术、复合材料技术、气密性舱门技术、多支柱、多轮起落架技术、多余度生存技术、航空电子信息技术、模块化修复管理技术、人机环境适应技术等。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起灾难性事故。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复杂技术体系中，其安全性也具有非加和性，即技术系统的安全，并非各技术环节安全性的简单相加，每个技术环节上容许的偏差，整合起来就可能酿成技术风险。为了便于使用，设计师们尽可能提高人机适配性，但在复杂技术系统中，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一架普通的战斗机有80多个仪表，而一架大飞机，比如波音777或空客A380，其仪表超过200多个，驾驶员除了关注主要仪表的重要信息外，很难顾及全面信息及其相应的技术指标。由此可见，复杂技术系统的使用难度相当大。何况加上管理方面的原因，技术使用者的技术水平和相关的制度建设若未能随技术发展同步提升，甚至未经培训的操作管理人员仓促上岗作业，发生技术风险事故就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无论从技术体系还是从技术过程看，风险存在于高技术的各个环节，贯穿于技术生命过程始终，是高技术内在的构成要素。

三 从高技术风险到社会风险

现代高技术，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也使人类处于随时喷发的“风险”火山口上。基于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科技风险是其最主要的风险。自从大科学产生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依赖于科技及其应用。而当科技成为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时，人类就成为了风险的主要生产者，人的科技决策及相应的科技行为也就成了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也就逐渐取代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的主导形式。

吉登斯把风险区分为两种类型，即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谓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根据这种划分，科技风险特别是高技术风险显然属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吉登斯认为，前现代的“风险环境”已经发生了变革。在现代性条件下，尽管飓风、地震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仍然在发生，但我们面对的危险再也不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了。比如生态威胁，就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比如从理论到技术，再到商业化生产以及市场营销，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系统地组织起来的制度和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包括工业化物质生产、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正是这种制度化结果，才形成了现代的生产方式，并产生与之相伴的风险——汽车与尾气、噪音和交通事故，农药与食品污染，核技术与放射性污染，等等。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在能对我们的生存造成威胁的所有人为问题中，没有一个是从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它们都与现代高技术相关联。传统社会中的危险与现代科技社会的风险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社会面临的危险，其根源主要是自然的因素，其破坏性也主要是局部的，一般不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灾害造成的破坏也常常在自然的循环中得以修复。现代科技社会的风险则不同，它们主要是人为的，特别是科技活动的结果，其破坏力具有全球性和毁灭性的特点。若从科技与现代性的特殊关系看，这种风险与科技推进的现代性如影随形，科技能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技术风险的增加。正如贝克所说：“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

现代化就是科技所向披靡的结果，所以，作为现代性后果之一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现代科技的风险。这些风险表现为对全球植物、动物和人类命运不可抗拒的威胁。贝克指出，现代化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我说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

技术理性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是今天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根源。传统的科技社会学主张，科技活动是在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外部因素如商业、政治、宗教权威等不能干预科技活动。与此不同的是，现代科技活动本身是一项社会活动，它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进行的。在这方面，建构主义科学观为正确认识科技风险的产生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建构主义科技社会学认为，科技与社会的实际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所谓科技活动的内部过程与外部过程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当社会把科技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证据，科技把社会作为自己获得资助的来源时，科技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技化就加速了科技风险向社会风险的转化。

第一，科技活动的社会化，是科技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的前提。在“自主性”科学理想情景中，科技风险局限于实验室之中，在科学家的把控之中。体制化的科学或者说进入“大科学”时代，科技活动变成了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足够资助，科技活动寸步难行，资本的力量最终使科技失去自主性的基础，也因此成为科技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的前提。现代科技知识，至少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知识，几乎都是在实验室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开展相关研究，都必须以基本的研究条件为前提，比如必要的文献资料、实验室设备、实验材料和研究人员的工资。这些受资助的研究，绝大多数本身就是为某种应用目的而开展的。在科技社会化趋势中，实验室中生产的这些知识，绝对不会仅仅封闭于实验室中，它们一定要走出实验室运用于社会。科技的社会化，社会因素的介入，也一定意味着科技活动的功利化，在“功利化”的驱使下，科学“求真”的本性必然会受到抑制，而技术“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将得到张扬，因为技术的工具理性更能满足资本对效益的追逐。在科技社会化趋势中，社会对科学家的角色期待也发生了功利性变化。比如美国著名数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斯梅尔有在海滨从事研究的兴致。因他在1966年的莫斯科数学大会上的言论，伯克利加州大学迫于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压力，取消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他的暑期研究工资。对于他的抗议，总统科学顾问撰文称：“纳税人的钱难道应当用来支持在里约热内卢海滩或爱琴岛上的数学游戏？”不管总统科学顾问是出于何种目的，但其话语中都隐含着政府或者公众对受资助的科学研究选题，甚至科学家的研究方式的非传统期待或者要求，至少研究不应该是科学家个人的事，即使以你自己偏好的研究方式能做出科学上的贡献。受资助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一种交易，即拿钱办事，拿谁的钱，办谁的事，办谁的什么事，似乎都不是科学家说了算，而是出资人说了算。科学家和技术研发人员扮演着“赏金猎人”般的雇佣角色，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已经成了其生存的前提。

将科技知识应用于社会需要一定的条件，而实验室通常把这些条件简化掉了。就科学研究而言，这种简化是必要的，不对研究对象作简化，研究本身就不可能进行。然而，这些简化却赋予科技知识一定的人为性，使之对实验室外部的现实世界的说明准确性下降。这样，当一项科技成果“运用”于社会，未预见到的复杂因素就可能使之以意外的方式“工作”，甚至出现技术工艺与科学规定的模型相反的情况。而且，即使技术工艺的功能与科学家的预期一致，其副作用也可能是难以预见的，并会严重抵消技术在处理问题时所应发挥的效能。随着科技社会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因素对科技活动的干涉越来越大，从研究开发到产品商业化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急功近利的利益追求使科技成果的检验没有足够时间保证，其风险概率必然增加。每一项新的科技成果的商业应用，都给世界的因果结构增添一种要素，而各种要素相互之间可能性关系的数量则呈指数型增长。这种复杂性的连锁增长特征以及人们认识这种复杂性增长的能力的有限性，使各个独立的社会行动者经常不能完全理解各种科技因素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使其风险迅速提高。

德国社会学家W．科劳恩（W. Krohn）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创新的加速，对科技知识的运用日益变成了在实验室之外对包含风险的技术的检验过程。这种检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突破了传统实验科学的界限，使社会本身变成了实验室，从而因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而提高了科技活动的风险水平。在当代高技术前沿，很难把研究与生产和应用分离开来，不少技术领域本身就是研究、生产和应用一体化的，即在研究中生产，在应用中检验。当把科学研究从实验内转移到了实验室之外时，科技风险也就成了社会风险。若风险变为现实伤害，则全社会都可能成为风险受害者。

第二，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对科技活动功利性的追求，是科技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的推动力量。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科学家的理想境界是“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自由”，不求世俗功利，纯粹为科学而科学。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把这一理想境界概括为科学的精神气质。但现代社会的科技活动是一种职业化的社会活动，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事科技活动主要是为了谋生。科技要服务于社会，为公众谋福利，相应地，社会对科学家也要有所回报。“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和超脱已不符合时代要求。U．施曼克（U. Schimank）认为，现代社会的科学家大多数并不愿意将自己孤立在象牙塔内，靠满足好奇心维持职业兴趣；而是希望能创造出那种可能增加社会财富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以便在探求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地位、声望与权力。科学家对其研究成果在科学之外的潜在应用性的关注，是风险产生和增长的基础条件之一。

在科技活动中，科学家优先考虑的理性准则受三种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包括研究课题的功利价值取向、研究对资金的依赖和科学家的法定义务。首先，在研究课题方面，过分直接地从企业得到资助或其他经济利益，会影响科技活动的自主性。有明显的经济利益驱动的课题研究使科学家不再单纯凭好奇心，不考虑社会需要而进行自由探索，甚至不能完全按科学家的意愿让科学技术服务于公众与社会。商业竞争要求科学家选择企业急需解决的、有较好商业前景的课题，而这些课题不一定对社会和公众有利。对个人利益的偏爱容易使科学家倾向于强调研究结果的益处而忽视其潜在的危险，从而使基于合理性目的的研究行动引发意想不到的社会危害。其次，越是耗费昂贵的研究，越需要申明其知识的潜在技术应用价值，以使其资金需求合法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认识选择方向并提高由技术社会化带来的风险等级。“二战”之后，尽管核物理学家的首要兴趣不是原子能生产，而是希望继续研究物质的结构，但昂贵的研究设备使其对资金的依赖到了随时可能引发财政危机、必须进行精打细算的地步，这种窘况甚至只能通过在研究方向上增加技术化的成分去适应工业或政策性的研究计划才能得到缓解。这种研究资金上的压力使科学的好奇心成了导致今天与核能有关的科技风险的原因。最后，那些直接隶属于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出于法定的责任而不得不把技术优先准则作为工作的指导方向，从而强化了科技应用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技术研发作为三大研究力量之一，其研发直接针对市场并以盈利为最终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说，企业对盈利的考量高于其社会效益。利用高技术盈利是企业的内在动力，但恰恰也是企业最有可能制造并最倾向于隐瞒高技术风险。仔细分析，这三种社会性因素实际上是一致的。任何一项研究要背离社会需要而保持非功利性的自我形象是十分困难的，它多半也离不开有力的资金支持，并且越来越趋向于被纳入到政府部门和工业机构的活动计划中。而所有这些社会性因素都增加了科技活动的风险。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日益建制化的科学技术研究，使科学家群体也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一集团除了与权力和资本结盟而获得外部资助外，也通过自身内部的整合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即任何科学家个体都依附于科学家群体，都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包括“潜规则”。在利益相关的情况下，任何个体在事关技术风险的问题上发出与群体不同的声音，都意味着自我孤立和被边缘化。所以，无论是涉及科学家共同体之外的利益相关者，还是涉及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科学家最“明智”的选择就可能是集体失声或者口径一致。当科学家从真理的追求者变成利益的追求者时，科学技术也就蜕变为科学家获取利益的手段，科学家对科技风险的警惕之心就可能经不住权力和资本的诱惑。苏联的“李森科事件”，既是权力干涉科学的体现，也是科学屈服于权力和科学家在利益面前的投机。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人员通过某些机构在中国以儿童为对象进行的转基因“黄金大米”人体实验，不能不说明某些科学家为利益而置基本的学术道德于不顾。在利益驱使下，包括基层监管机构在内的相关研究者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情况下搞暗箱操作，忽视受试者利益和权利，人为放大了试验风险。

第三，社会的科技化进程，是科技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的决定性环节，也是科技风险最重要的社会放大机制。社会的科技化以对科技的“好”的理解为预设前提，以现代化成果为事实依据。在现代社会中，有两种主要的动力促进了社会的科技化进程：其一是把科学技术作为重要推动力量的社会发展观，其二是各科技活动主体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国家等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空前广泛，愈加深刻。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科技实力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科教兴国”、“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技术”等口号明确地表达了国家投资科学的社会目标。对科技因素的高度重视导致了集团竞争的日益加剧。只要特定竞争体系中的一个集团使用科学技术作为竞争手段，那么其他集团或迟或早也将被迫使用同样的手段，从而导致工具化的科技竞争。正是这种发生在经济、政治、军事诸社会系统中的盲目竞争，大大增加了科技风险向社会风险转变的可能性，因为当手段能达到目的时，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往往退居其次。

当经济发展愈来愈依赖技术创新时，技术的命运也就更多地受到市场的支配。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和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风险尚未得到确认，但在转基因研究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和公司却不遗余力地推进其商业化进程。在一国内部，各社会集团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选择和决策的标准是十分复杂的。这种标准往往并不是纯技术性的、中性的，它受到人们的价值目标和经济利益的影响。“实际地驱动技术发展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需要’，而是表现为具体的经济、军事、文化的需求，是市场的‘有效需求’。对技术潜力的实际利用反映的往往是相关利益集团的眼界而非整个社会的利益，他们首先从中获益，相反承担代价的却可能是其他人或整个社会。”由此可见，对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路线的规划和选择，往往是为部分人所操控的。在一国内部对高科技领域有发言权的，显然是既得利益者和为其服务的科技精英。一方面，高额的经济回报，增加了利用高技术的盲目性，即使某些社会集团注意到某种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和潜在风险，他们也很可能因利益驱动而对风险漠然视之。而在选择技术发展路径上，当某些研究无短期可见的经济或者其他功利价值时，则很难得到相应的资助。另一方面，高技术又可能成为一种掩饰风险质疑的借口。在现实中，有的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采用某项技术时，只注重其眼前的经济效益，而置其对环境等风险于不顾，即使有反对的声音和质疑的意见，也可能以所用技术是高技术（因而是目前最完善的）为理由而作为应付公众的借口——言下之意是，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采用技术，而高技术比传统技术更安全，即使有风险，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此时，对高技术风险最有发言权的，当数科技精英，然而，科技精英因自身的利益，不是集体失声，就可能成为利益的代言人，利用其科技精英的形象，以专业知识为依据，言之凿凿地向公众解释甚至保证技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如果利益集团与政治权力合谋，这种对技术的操控将更加厉害。而当科技风险的潜在受害者意识到这种操控的巨大危害时（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普及，又使公众的科技素养得以提高，因而对科技风险的感知能力增强），科技风险就很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比如对利益集团的抗议，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因此引发大规模突发性群体事件。

高技术因其与军事应用的高度相关性，使高技术风险极易转化为军事风险。为防止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拥有某些先进武器或者某些高技术的国家缔结的某些条约，一方面有利于国际安全与和平，另一方面这些条约又成为技术落后国家的“紧箍咒”，稍有触碰，便被指责为危害国际安全，轻则遭到发达国家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重则直接遭到军事打击。某些研究项目本身就是为军事目的而设立，当军事威胁消除时，项目也就寿终正寝了，如“冷战”后美国立即取消了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SSC）和阿尔贡实验室的整体快速反应堆计划。而当从科学的角度获知纳米技术的潜在军事应用时，美国军方成为纳米技术的最大资助方和最积极的支持者。如果说武器的杀伤力越大，它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就越大的话，而现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是以军事为目的科技竞争的结果，那么这正说明军事对科技依赖和在此基础上的竞争，也增加了人类的安全风险。可以预期，如果“最先进的科技优先用于军事，或者最先进的科技首先产生于军事”这一命题仍然成立的话，那么未来基于军事的科技竞争，还会继续增加人类的安全风险。

国际高科技竞争还隐藏着政治风险。高科技竞争的国际化趋势，使科技风险很可能转化成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的风险。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或者有实力参与竞争的组织而言，高科技竞争都是一个二难的事情。一方面，若参与竞争，必然意味着高投入，其结果可能是高回报，但若失败则可能是严重的经济损失。此外，即使获得技术上的预期成功，也未必就能获得市场的成功。另一方面，若不参与竞争，就可能输在“起跑线”上。这种高科技竞争中的优势与劣势，很有可能演变成国际政治中的优势与劣势，因为“国际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在高技术上受制于人，就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受制于人，同样有丧失主权独立的风险。在国际技术贸易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明知某些技术（例如有毒化学工业）有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却仍然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赚取高额利润；有的发展中国家迫于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的压力，在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主动或者被迫引进那些在发达国家被淘汰的“高技术”，从而加剧了这些国家在环境、资源和能源方面的风险。这些不断积累的风险，随时都可能成为技术落后国家政府与公众、利益集团与普通公众之间不信任与冲突的导火线，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个体应对风险的理性方式与市场的逻辑相结合，可能导致局部情况优化与整体情况恶化并存的局面。比如应对城市热岛效应，绝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都是向技术求助，以安装空调的方式降低室温，改善自己的小环境；从市场的逻辑看，只要有市场需求，就应该去满足，因为这是赚钱的事情。可是，最终结果就是随着空调数量的增加，整个城市热量排放增加，热岛效应不仅没能减轻，反倒愈演愈烈。由此可见，个人的理性行为的叠加，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整体的非理性行为。集体理性的缺失或者说缺乏宏观战略规划，个体的理性选择反而可能会将科技风险（空调排热）转变成社会风险（热岛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当技术理性与资本结盟，随着科技社会化与社会科技化的互动发展，科技与社会的互相依存越来越紧密，科技以社会资助为发展前提，社会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当社会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科技活动时，高技术风险就取代科技“双刃剑”的负面作用而变成了利益追逐者或者决策者危害公众的“糖衣炮弹”。就科技专家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他们在科技风险上面的“明知故犯”，就将科技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就是在制造人为风险。在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技术化社会中，高技术是其最大的风险源，当社会机制不断把科技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时，现代社会也就变成了一个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