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依据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制定的总方略，不会无根无据地做出，总是统筹考量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需要而做出的，总是体现着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致力于用思想触及社会现象的努力，是从中国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坚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提出和推进的根本依据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体现和贯穿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有研究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有研究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这两个客观实际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自于实践、产生于实践，是由我国现实社会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倒逼而出、呼唤而来。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不是头脑中先验的构想，而是来自于新形势下我国发展的实践要求，依据于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质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来自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中国实践，是党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从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上提出的重大战略布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即“两个得出来、一个提出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又充分把握时代发展新趋势。从时代发展趋势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我国发展依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历史方位、着眼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现实情况、着眼于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历史依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面经验，其立论依据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这一基本国情内涵发生的深刻变化，其现实依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小康社会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其不竭源泉是人民群众丰富的创造性经验，其时代背景是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发展的深刻调整。也有学者从某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比如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宽广视野观察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总的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交融、互为机遇的历史时刻”提出来的；是准确判断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提出来的；是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所存在的各方面挑战，“在新形势下更好治国理政、更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来的；是为了确保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党的领导，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而提出来的……也正是这些内容的综合，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进而从根本上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和提出提供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