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第一节 复杂性科学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哲学与科学技术一直紧密相连、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家把哲学视为各种知识的总汇，甚至“科学之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哲学的研究对象，阐明了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互为促进、互为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极为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把自然科学视为包括哲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基础。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前，马克思对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恩格斯对19世纪的自然科学都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研究了科学技术对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意义，而且还专门研究了数学，写作了著名的《数学手稿》。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科学技术已经走过了以经验分析方式为主导的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入了以整理材料为标志的辩证综合阶段。近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揭示出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和物质统一性。自然科学对辩证法的需要与在自然科学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创立了唯物史观，撰写了《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对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产生了指导人类实践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创立后科学技术又经历两次大的革命。“革命”一词通常指根本性的重大突破和进展，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及其成果，在近代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形成了多次重大突破。但一般认为，时至今日，科学技术经历了三次大的“革命”意义上的变革。唯物辩证法创立是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二者的超越对象都是作为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成果的机械思维范式，第一次科技革命所确立的机械世界图景把整个自然界看成了由离散的单元个体靠机械力联结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缺乏丰富多彩的联系和没有历史的世界，是一个不连续的世界。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是以场能实在论否定机械实体实在论为线索展开的，从法拉第提出“场”的概念到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对世界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大大提高了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第二次科技革命试图从机械力学的基本范式中走出来，这显然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旨趣是一致的，而且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理论成果在范式意义上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有着很多契合之处，这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尤其是列宁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适时地将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成果纳入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框架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成果所形成的新的思维范式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完成形式。在恩格斯看来，作为一种哲学范式的“辩证哲学”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如果说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辩证法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反思人类思维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就，才能使自身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更高的层面在这里也并非空话套话，其实具体的实现方式马克思也早就给了我们答案：“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告诉我们，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对于人类思维水平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既要从肯定的方面去理解，更重要的是要带着批判的态度使人类的思维水平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表明，人们思维方式总会随着时代的变革发生相应的变革，而且会表现在科学与文化等各个领域。这种适应时代的新思维正在科学与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中慢慢显现出来，而且表现为一个不断深化与不断自我反思批判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以复杂性问题的研究及其理论成果的发展为主要线索的。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最直接的体现，涉及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现代科学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中叶，标志这一过程的是一批可以用复杂信息系统理论这一统一名称来指称的新兴学科群的崛起。可以将这一学科群的崛起具体分为四个阶段，涉及一系列学科领域的先后变革，表现为一个持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展开同样是科学对世界复杂性认识的深化过程。第一阶段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形成了分子生物学、一般系统论、通信信息论、一般控制论等科学成果，可以看作是复杂信息系统的基础研究阶段；第二阶段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形成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说、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等科学成果，该阶段的重点是研究各类系统的自组织生成与演化过程；第三阶段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形成了分形学说、混沌理论、孤立子理论等科学成果，这一阶段重点是研究各类系统如何从有序—混沌和无序—更高层次的有序；第四阶段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形成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巨系统理论等科学成果，这一阶段是复杂信息系统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至今仍在探索之中。作为一个持续推进和展开过程，虽然已经使科学整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理论的探索过程之中，仍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空间。现代科学革命无论在涉及学科领域的范围和规模上，还是在科学思想的创新力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科学革命。

作为一个持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直到目前我们仍然未能看到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终结的迹象。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无论在涉及学科领域的范围和规模上，还是在科学思想的创新力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科学技术革命。而科学的变革是很难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截然分开的，它们往往是一种连锁互动的关系，事实上这一科学上的巨大变革已经快速渗透到科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众多现实的新变化表明，它带给这个时代显然不仅仅是科学研究方法的突破，而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首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历史上，马克思曾把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视为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恩格斯更进一步论断：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则使科学越发快捷地物化为直接的劳动力，实现了从体力向智力的重点转移。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劳动资料发生了深刻变化；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改变着劳动对象的结构；智力的开发与应用，成为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标志，“白领”阶层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提高；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现代管理技术和手段，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缩短了时空距离，使原来无法跨越的世界成为互相联系的“地球村”。同时，人们认知眼界和领域的开阔，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现代信息网络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竞争中各自发展。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现代科学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条件；现代技术革命把人们带进了信息时代，全球性的“知识爆炸”加快了社会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作息、交往、学习、消费和娱乐方式，促进了世界间的沟通与交融。国界已不再成为人们交往的障碍。

再次，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由于地球距离的相对缩短、信息传递的绝对开放、各国思想文化的充分交流，传统的意识形态受到冲击，人们的思维方式呈多元化的态势，进步与落后、先进与腐朽的思想，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研究自然、社会、工程、经济、国防等领域的许多问题中越来越离不开复杂性科学，科学已经在内部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我反思，这使得现代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其实质就是对世界复杂性的反思与自觉。复杂性的反思与自觉已经成为科学领域内部的共识，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复杂性科学体系，已经融入人类认识的几乎所有领域，正如刘劲杨教授所说，“我们很难找到，还有其他什么领域能像复杂性这样，在基本概念都还很模糊的情况下，发展成在纵向维度上跨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乃至实践层面的研究体系：在横向维度上，涉及自然复杂性、生物复杂性、社会经济复杂性、心理复杂性等各个领域，似乎要以复杂性理论统摄人类文明的一切复杂现象与复杂性问题（至少是形式上的目标），探究更深层次的复杂性规律”。而这一切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复杂性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探索阶段，就此而言，复杂性科学的出现向人们展现了科学更加真实的另一面，即科学本身也和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都有自己的历史过程，不能一劳永逸地固定于某一种形式；同时这也意味着复杂性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可以单独回答的问题，而是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是需要科学和哲学的协作来共同回答的问题。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国当代著名复杂性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就曾经指出复杂性探索对于人类思想史的意义，同时也提醒了我们这一探索的难度，在他看来，“复杂性是对于人类思想的一种挑战与激励，它不是取代或替换简单性方法的现成程序，也不是通向有序性和明确性的反面的神秘主义，更不是某种对于虚幻的绝对完备性的刻意追求”。

这段话发人深省，但仔细斟酌后会发现这与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有着很多异曲同工之处，复杂性科学的思想实质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一样都强调一种批判和革命的否定精神，是当代科学自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这样一种具体的否定性，对此恩格斯早有预见：“……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曾经明确提出：“虽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类似的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辩证法：“黑格尔和马克思强调思维以及思维所产生的世界观的辩证结构：不是个别的命题而只有在辩证过程中达到矛盾双方的统一……才能够完全解释现实，他们这一论断是非常深刻的”；贝塔朗菲的学生，系统哲学的开创者拉兹洛甚至说：“把系统哲学称为马克思主义类型的哲学更合理些……这不是说系统哲学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而是应用了与马克思同样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在我国对复杂性与辩证法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有很多学者也强调了辩证法与复杂性研究的内在统一关系，如林德宏教授认为“辩证法是关于复杂性的哲学”；再如陈一壮教授认为复杂思想是辩证法的“当代形态”。这些看法虽然就目前来说仍然存在争议，在相关研究中也并非主流，但已经说明在辩证性和复杂性思想之间，存在着我们不能忽视的内在关联，而对这一关联的深入思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重要并且迫切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革命的复杂性科学都研究世界的联系、演化和发展的问题，这使得二者有着共同关注的理论课题。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与现代科学所强调的复杂性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随着复杂性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科学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科学的研究范式已经明显不同，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辩证法在解释力上有着不足，需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重新概括现代科学革命的科学精神。但是当我们带着复杂性研究的相关成果“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复杂性思想虽未被直接论述过，却以萌芽、胚胎形式内存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之中。以现代科学革命的带头科学即复杂性科学提供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把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中的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被忽略、被抑制、被遗忘的复杂性思想凸现出来，并对此予以全面系统的阐发，使其同马克思哲学中已有的成熟观点有机融为一体，无疑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所具有的前瞻性与时代性，坚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