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已有研究析评

一 国外研究的历史逻辑探寻

就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与复杂性思想的关系，国外的许多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做了许多具体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可以分为这样三个不同的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思想”；系统哲学的研究；苏联及东欧学者的研究。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主要在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与苏联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明显不同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理论家都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由于派别繁多和哲学家思想的分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数理论家对“总体性”的强调在辩证法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识，这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黄小寒教授在《世界视野中的系统哲学》一书中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总体性概念与复杂信息系统理论所强调的系统整体性观点有着极其相似的含义，并把他们的研究看作是系统哲学发展的重要部分。其实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不仅停留在系统整体主义的层面，而且蕴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复杂性思想，这其实也体现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与探索由于面对相同的时代课题往往存在着某种相互的呼应与关照。

匈牙利的哲学家卢卡奇最早提出了“总体性”的概念，他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经济动机的首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因为“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柱”。卢卡奇的总体性是指整个总体是由从属于它的各个低一级的总体构成的，而它本身又是由一个更高一级的复合体即总体所决定的，而且整个总体是具有相对性与历史性的，不难看出这与系统论的观点如出一辙。这样，只有把现实社会中的个别历史事实或个别历史事件看作历史整体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把它们放在历史总体中才使它们有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总体是认识现实与获得真理的根本方法，只有从现实的整体上升到“具体的总体”，才能“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实在”。从卢卡奇这里开始，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思想的理解在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述。

在法国，萨特同卢卡奇一样把总体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辩证法就是总体化运动，“揭示出部分的辩证性质是更深层的总体运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萨特重点关注了人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生产关系恰恰是由每个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又是一个由需要、劳动与欲望等因素组成的统一整体，“一体化永在的可能性变成了整体化和被整体化的人的永恒必然性，也将世界变为了一种范围越来越宽的不断发展的整体化过程”。法国另外一位哲学家阿尔都塞则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解释社会的发展变革，提出了多元决定辩证法理论或者称为结构辩证法。他批判了机械论的线性因果观与黑格尔的表现因果观，提出了自己的结构因果观，并对马克思的社会辩证法进行了重新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解释为社会的各种结构的联系和轮流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他的理论也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德国，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中也曾提出，马克思所描绘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个统一整体，而且马克思也把社会看作一个活的整体来理解，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并试图通过实践来颠覆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整体。德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阿多诺甚至专门研究了关于系统学的问题，但是他仅仅是从理论系统或体系的层面来说明的，他坚决反对理论系统或体系的封闭性，强调理论系统必须具有开放性；他还联系实际强调，如果将一种封闭的理论应用于社会，也就相当于“彻底地把社会当作一个封闭的体系，一个相应地不顺从主体的体系，那么只要主体依然是主体，对主体来说，社会就成了太令人不愉快之物”。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的交往创新模式，事实上已经是蕴含了深刻复杂性思想的历史观，对线形历史观进行了批判。

在美国，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提出了“回忆的总体性”，认为对社会分析要坚持总体性的原则，强调总体是一个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因此辩证法就是“否定的辩证法”。他通过深入比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概括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他看来，虽然二者都认为真理存在于否定的整体中，但黑格尔的整体是理性的整体，而马克思的整体是阶级社会现实的整体；黑格尔的整体是一个封闭的思想观念体系，整个历史被理性的形而上学过程所限定，而马克思的整体却是开放的、发展的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辩证法把事实作为与事实不能分离的有限历史整体的要素。”同时马尔库塞也同样把人看作是总体，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异化，人的丰富性与总体性被抑制了，必须通过“总体革命”来恢复人的总体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的强调体现了与现代科学在思想深层的某种时代呼应，都是对当今时代日益明显的整体化特点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多理论家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总体性”思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解读为“总体性”思想，同现代科学提出的系统思想一样，都深入探讨了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问题。但二者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现代科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领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这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具体化为社会与人的关系，强调人的丰富性、整体性的发展，强调通过“总体性的革命”来继续马克思提出的历史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除了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整体性思想之外，也有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如博弈论、交往创新模式等所蕴含的复杂非线性思想同样值得关注。上述这些思想从复杂性科学的新视角来看是很有价值的，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普遍认为辩证法无论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都是在人与物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意义上界定它，只是到了恩格斯这里，“出于一种统一的希望，才尝试在自然的历史中去发现人类历史的运动。所以，宣称存在着一种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指的是物质事实的整体性——过去，现在，未来——或者用另一种方法表述，它所含指的是时间性的整体化”，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都否定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但实际上马克思曾经指出：“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这说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自然辩证法，也同意把辩证法看作是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而且其本人也参与了《自然辩证法》部分章节的写作，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以及对自然界辩证性质的忽视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西方系统哲学家对本问题的研究

由于复杂性科学的出现，对其进行哲学探讨的哲学思潮可以按照现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的提法“系统哲学”来命名，这一思潮形成于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两种理论的出现在时间上相差了一个多世纪，正如贝塔朗菲的学生系统哲学家拉兹洛所说：“系统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比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要晚。”但如前所述两种理论却都涉及了共同的问题，有着很大的交集。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世界性的系统哲学甚至包括系统理论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系统哲学家甚至一些从事复杂性研究的科学家都会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说系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往往是系统哲学研究者自己提出来的。很多系统理论研究者都指出了系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辩证法的相似之处。早在系统论的先驱贝塔朗菲那里就指出了马克思在制定研究系统的方法论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指出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类似的则是显而易见的。耗散结构的理论创始人普里戈金（又译为普利高津）等人在著作中也关注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认为，“恩格斯得出结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已经死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系统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很多则带有着强烈的批判色彩。比如美国系统哲学家詹奇的《自组织宇宙观》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受到了19世纪物理学的平衡论思想的影响，设定了一种终极的平衡态系统，发动和加速达到这一目的是人类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思想流派只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解释了这一过程中人的作用。詹奇还指出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所作的序中提出的革命是按照“数学确定性”通过长期不断的工作取得成功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简单性特征。在詹奇看来，如果革命被理解为某种涨落的自发突破，那么就应该形成渐进的改良行动去“穿越种种制度的长征”，而他认为列宁的错误在于完全不相信涨落的自发性，十月革命并不是进化过程的延伸或创造性自组织的过程。詹奇还认为进化创造性总是致使“大数定律”失效，往往历史中杰出人物的主观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加拿大的系统哲学家邦格甚至提出了取消辩证法的观点，在他看来唯物主义是真理，如果它要继续发展，必须走精确化的道路，这就必须与辩证法划清界限，从而否定了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法是混乱和模糊的，需要详尽的阐明所涉及的关键概念，并以清晰的、有说服力的方式重新阐释辩证法的原则，并认为辩证法理论不能构成变化理论的充分基础。

系统哲学研究世界的系统联系和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它们在形成的具体背景，在研究的范围，角度、普遍性的水平、分析的深度以至语言的表述上都不同，因此，它们的理论也各具特色。比如拉兹洛就认为系统哲学是建立在系统运动的基础上的，“系统运动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在于它体现着一种合理性，把支离破碎的西方科学整合起来。这与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不同。因为马克思的动机在于他看到了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想用科学来矫正社会的不公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系统运动本身最初是从科学的发展中导引出来的，而后系统理论才应用于社会领域现实问题的解决，如制定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等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并不是专门研究系统的理论。这些都导致了虽然系统哲学家们都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复杂性思想，但是这些关注只是散见于其著作中对其他问题的阐述中，或笼统地作为自身理论的论证或补充，并没有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与论证，也就不可能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复杂性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地揭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态度，都缺乏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深入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理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复杂性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揭示与分析，并对系统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不同理论态度尤其是否定态度给出回应。

（三）苏联和东欧哲学家对本问题的研究

苏联哲学对系统科学的研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虽然在最初对系统科学的态度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经历了一些周折，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系统科学研究的热潮，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与系统科学的关系研究上，形成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苏联哲学家库兹明可以说是当时该方面研究的杰出代表。库兹明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专门对系统性原则进行过方法论研究，但他却对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即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与思路。在库兹明看来，没有对世界的系统理解，就不能充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且，在他看来系统性原则还构成马克思整个辩证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库兹明进一步揭示了现实的世界图景和关于世界的观念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实物的世界”已经向“系统的世界”转向，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巨大的世界观意义，它应该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兹明还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理论认识的形式和阶段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实物知识、系统的知识、元系统知识的概念，确定了系统知识在一系列其他形式知识中的核心和首要地位。

苏联系统研究的另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如罗森塔尔、萨多夫斯基、乌约莫夫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建构系统哲学提供了原则和方法，这也成为苏联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比如罗森塔尔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及其结构是历史现象，只有从辩证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才能理解这些现象。”再比如萨多夫斯基也曾反复强调辩证法是系统方法的基础，但要最大程度发挥自身的理论作用又需要通过系统方法与具体现实实现有效的联接，“分析复杂的发展着的客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对于形成有关系统方式和现代系统研究专门科学观念来说，乃是再恰当不过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详细地制定了对复杂客体进行哲学理论描述的原则，“在研究资产阶级经济系统时，马克思提出如下要求：要揭示这一系统的‘隐蔽结构’‘内在有机联系’‘生活过程’‘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马克思的著作中蕴藏着研究复杂客体的哲学方法论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他创造了分析发展着的系统的一系列方法，揭示了把所研究的客体的抽象规定综合起来的形式，揭示了与系统同时并存的元素与历史地变化着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另外，乌约莫夫提出了系统方式的概念，也旗帜鲜明地强调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则是系统方式的方法论基础；他认为系统方式是辩证法普遍联系原则具体化的形式之一，进而强调其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和发展在现实中的作用，他指出：“一般系统论和系统分析乃是可以称之为‘系统方式’的研究方式的独特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系统方式就是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具体化和发展，通过系统方式极大密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国民经济发展课题的联系，这比通过物理、化学等‘经典’型科学所建立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唯物辩证法随着科学的发展应该具体化。

20世纪中叶，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接触到了系统科学，70年代前后东欧各国的系统问题研究受苏联的影响也形成了研究热潮，一些哲学家对系统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民主德国著名哲学家、控制论专家克劳斯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认为：“卡尔·马克思比詹姆斯·瓦特有更多的理由可以称为控制论的先驱、第一个控制论家”，并初步尝试将控制论中的系统思维纳入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框架，并且指出，如果说控制论需要一种“行动哲学”作为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它的基础。

苏联与东欧的学者无疑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作了非常深入的工作，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基础，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仍停留在对复杂系统理论早期阶段的思想概括，一般在研究上更多的是把系统研究定位于一般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对其哲学意蕴都持有保守的态度，比如萨多夫斯基就认为，在西方整个来说，对系统方式和一般系统论哲学方面的研究带有偶然的性质，这方面的研究是零散的，往往是表面的，而从哲学方面来说是明显不成熟的，这也是当时苏联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的一种主流态度。在这之后，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复杂系统理论已经有了新的突破，又有一些与之前思想内容有着明显差异的新的理论出现，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复杂信息系统理论的哲学层面的跃升的研究已经十分广泛和深入，而苏联这方面的研究由于其解体再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另外，苏联哲学的相关研究往往也局限于辩证法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理解之中，带有较强的简单性和机械性，所以也并不能真正揭示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复杂性思想。

二 国内研究的历史逻辑探寻

在我国最早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系统理论关系的是钱学森教授，他明确指出现代系统理论“来源于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总结上升为明确的思想，而决不是什么在二十世纪中叶突然出现的”，他还指出：“系统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最后到一百年前，恩格斯把它明确了，成为真正辩证唯物的、科学的、现代系统的思想。然后又经过半个多世纪，才真正实际上应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系统科学的桥梁，可以称为‘系统观’或‘系统论’，它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指出“如果说系统论是系统科学到哲学的桥梁，那么系统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在钱学森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复杂性科学与辩证法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见解：

“丰富论”的观点。在钱学森教授的倡导下，使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末成为我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期比较流行的理论态度是总结概括系统科学的理论成果，并把这些理论成果进行哲学概括后将其有机融入原有的辩证法体系之中，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成果，最有代表性的可以算是乌杰教授的系统辩证论。乌杰教授提出的系统辩证论以系统为核心概念揭示了客观世界不同层级的系统联系与发展的一般性质，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了唯物辩证法中的物质观、过程观、时空观等基本内容，对原有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把现代科学的一些核心概念诸如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层次、序量、差异、协同以及中介等范畴引入辩证法理论体系之中，深入阐述了系统辩证论的整体优化、层次转化、结构质变、差异协同等基本规律。

“分歧论”的观点。在这一问题的探讨过程中，随着现代复杂信息系统理论研究的深入，很多学者逐渐从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系统理论有机结合转向了研究二者的差异。乌杰教授、张华夏教授等学者认为，辩证法的实质是用对立统一来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系统科学则是用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的，二者对于联系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辩证法中对立统一所描述的联系往往发生在两个研究对象之间，更多指代的是彼此在属性、趋势和状态方面既统一又区别的关系，其理论基点是矛盾；而系统科学所描述的联系往往发生在多个研究对象之间，更多指的是彼此之间是实际地交换物质、转移能量和传递信息的过程，其理论基点是系统整体。

“超越论”的观点。随着复杂性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科学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科学的研究范式已经明显不同，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解释力上有着不足，需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重新概括现代科学革命的科学精神，这在2000年以来成为该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受西方系统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很多学者以当今科学技术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全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就不仅局限于辩证法，而是体现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哲学研究的各种领域。持这种观点的哲学研究者有很多，比如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以信息为核心概念提出了信息哲学、中山大学的张华夏教授就以系统为核心概念构建的系统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吾伦教授以协同生成子为核心概念构建的生成哲学、罗嘉昌教授以关系为核心概念的关系实在论等。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关于复杂系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探讨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在对复杂系统的哲学阐释基础上大都强调复杂系统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情明显冷却，原先复杂系统理论的哲学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关注超越“整体主义范式”与“自组织范式”的复杂性探索研究的新阶段，并在对这些理论进行哲学概括基础上围绕不同的理解展开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些建构无疑包含了对原有唯物辩证法整体超越的意味。而且，早期对复杂系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系的探讨多是对复杂系统理论的“整体主义范式”与“自组织范式”的概括，并不能真正概括复杂性思想的内容实质，而且针对的多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早期流行教科书的传统理解，这种理解往往带有强烈简单性特征，并不能完整体现辩证法的精神实质。而近年来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者在不断概括复杂性新成果中，围绕不同的理解展开了自身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却也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