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田野调查的经历与感受

“到海外去”是近年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提出的口号，也是不少中国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向往的目标。但是，在2010年，当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何明院长将“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一个项目交到我手里并需要真正付诸行动之时，内心的激情化成了忐忑不安和焦虑无助。当计划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泰国民族志调查小组”已经订好了出发机票，而我年仅三岁的女儿却仍然无处可托——我丈夫的工作不允许他全天候照顾孩子；我们的父母双亲已年老体衰，无法帮忙看管孩子；家里负责照顾孩子的保姆突然辞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接替——无奈的我来到寺庙里，向菩萨求助，祈求菩萨帮忙为我们安排一个能照顾孩子的人，让我能顺利地去泰国完成这项工作。也许我的祈祷发生了效果，在我离开家前十小时，亲友为我找到一个不满18岁的女孩子阿燕来帮我照顾孩子。我紧急培训了几个小时，就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了这个我对她一无所知、她对我们的家庭也一无所知的女孩子来看管和照顾。

我们“泰国民族志调查小组”的行程是：从昆明坐飞机到达景洪，从景洪包旅行车经老挝到缅甸。当旅行车穿过一望无际的青绿色和起伏不断的山峦，越来越近地驶向中国西双版纳勐腊县磨憨口岸，就要跨出国门之时，正好收到了我女儿幼儿园老师发来的短信：“苏祺涵说她太想妈妈了，要我给你发个短信。”我紧绷在内心、极力克制着的思念和牵挂一时崩溃了，泪水哗哗地涌流出来……

2010年8月14日，我们从老挝的会晒渡船到达了泰国的边境小镇清孔。我们一行在湄公河岸的一个干净整洁的小旅馆里住下了。我们“泰国民族志调查小组”选择从陆路到泰国，不仅是因为从陆路到清迈的距离更近，不必坐飞机经曼谷转清迈，而且是因为我们所做的项目都与跨境流动有关系，走一走陆路，经过几个国家，也算是一次跨境流动，这直观感受对我们的研究会有帮助。在最初的讨论中，走水路也是我们的设想之一。众所周知，被誉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几个国家。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GMS）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早在2003年，湄公河航道就已经正式通行，有从中国景洪到泰国清盛的客轮可以乘坐。考虑到需要10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最终放弃了从水路去泰国的计划。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条航路其实暗藏危险，很不安全。2011年8月，在这条航线上，中国游客被不明身份的人抢劫；10月5日，又发生了震惊东南亚的湄公河惨案，13名中国船员被残忍地枪杀。当我们从媒体上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庆幸当时泰国之行没有选择水路。

在进入泰国之前，我们的确对自己的安全有诸多的担心。当时泰国的政局很不稳定，泰国“红衫军”在曼谷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天天播放着相关的报道，让我们不免有些担忧。另外的担忧还来自对泰国北部山区地理环境的适应性问题。关于到东南亚地区传染上登革热、疟疾等疾病的报道也经常见诸报刊和网络，让我们对健康问题充满担心。当我们真正进入我们的田野调查点之后，发现这些担心是多余的：“红衫军”的活动对泰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泰北山区的蚊子虽然很多也很厉害，但在有人聚居的村寨还不至于都成为传播疾病的主力。村民告诉我们，除非你在山林湿地里睡觉会染上疟疾，一般在家里被蚊子咬了，是不会有问题的。

然而，在田野点，所遇到的危险却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一个是毒蛇。泰北热带雨林地区，蛇是一种常见的动物，我们在路边、在房前屋后都遇到过几次小蛇悠哉游哉地游移而去，但并没有特别在意蛇的危险。我和助手郑永杰曾爬到一座野草很深、乱坟四散的小山包上拍摄整个村寨的俯瞰照片；为了便利访谈，我们还常跟随着采茶村民在深草覆盖的茶山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一边帮助摘茶一边进行访谈。直到有一天，听说有一个村民被蛇咬死了，我们才突然感到了后怕，才想到我们穿梭于野草丛林的工作是多么危险！另一个危险来自山洪。我们在泰北的那些日子，正好是雨季，这一年的降雨量特别大。有一天，大暴雨持续不断地下了五六个小时，坐落在山谷平地之中、有山谷小河流经的美良河村竟然被淹了，我们住的房子也被洪水淹没了。洪水弥漫在屋内和院子中，不断上涨，不知深浅。看着我们所住的杆栏式拉祜族民居犹如一叶孤舟，内心突然掠过了一阵恐慌。我们知道，那条小河是环绕着我们所住的房子流动的，呈三面包围之势，要是贸然蹚水撤离，一不小心踩入小河之中，就有可能被洪水卷走。据村民说，这是30年未遇的洪水，自从他们搬来之后，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所幸的是，洪水淹进了家，损失了些财物，但是村民没有受到伤害，我们也安然无恙。

泰北美良河村的田野调查工作能顺利展开，是因为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关照。

由于原先考察过的田野点无法进入，清迈大学的查扬主任和他的同事们为我选择了一个新的田野点——泰国美良河村。为了让我们能在进入田野点之前对这个村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帕娜达（Panadda）老师在清迈大学给我们放映了一些他们去踩点时特意为我们照的照片，村庄的街道、村民的住房、村里的小吃店、进村的道路等，并为我预先安排好了住宿的村民家庭和翻译，等等。2010年8月18日，玛丽（Malee）老师亲自带着我和郑永杰到了村子，一路的颠簸让玛丽老师十分劳累，她仍然坚持着把我们送进村寨，带我们到了村长家与村长见面，沟通相关事情，安排我们住进副村长家里。安顿好一切，临走前，玛丽老师还给我们留了两封泰文写的介绍信，以备我们调查时之特别需要。在我们调查期间，玛丽老师还不时打电话来，问候我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等等。本来她还计划在中途要到村里来看望我们，后来因为雨水冲毁道路而未果。这一切周到细致的安排与照顾，让我们内心十分感激与感动，也给我们顺利开展调查提供了诸多便利。当我们“泰国民族志调查小组”结束调查，回到清迈大学时，清迈大学老师们还为我们调查小组举行了一个专题研讨会，共同对我们的调查收获进行充分讨论和交流。在讨论中，泰国同行为我们下一步研究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建议。帕来斯特（Prasit）老师还无私地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清迈大学老师们所做的这一切，为我们顺利进入田野点开展调查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在泰国美良河村期间，我和郑永杰住在副村长“阿婆”家，“阿婆”其实只有五十多岁，是一个干练、善良的拉祜族女人。因为她的善良和蔼，所以全村老小都亲切地称她“apichawq”，拉祜语是“老阿婆”的意思。久而久之，村民们都不太记得她有一个拉祜族名字和一个美丽的泰国名字，只知道她叫“apichawq”。所以在我们的书里，我们也将她称作“阿婆”，因为在泰国美良河村村民眼里，这是一种尊称，也是一种昵称（参见图1）。

作为副村长的“阿婆”身体不太好，一般不做农活，她主要帮助上级政府完成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和村寨管理协调工作，如发放救济粮或者家庭人口登记等，为申请公民证的村民证明身份，参加县里的相关会议，等等。有时“阿婆”要到县城里处理一些事务，没有事的时候，她就这家走走、那家串串，聊聊天，打打牌，日子过得十分悠闲。“阿婆”的丈夫罗大哥是一个英俊的男子，喜欢戴一顶美式牛仔帽，更显出脸庞的英俊线条。家里的农活、养猪等重活和家务活都是他一个人承担。罗大哥和“阿婆”他们俩都对我和郑永杰非常友好，大哥常常很早就起来，然后做好早饭等着我们来吃，“阿婆”则耐心地教会了郑永杰做好几道地道的拉祜菜。罗大哥和“阿婆”都是十分随和的人，他们总是让我们“随意”——想吃什么就自己做着吃，想做什么就自己做什么。在他们家里，我们很快就熟悉和适应了，就像是在自己的家里，没有客套和拘谨，随意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随意地自己买菜做饭，和大哥、“阿婆”一起吃饭。“阿婆”很喜欢郑永杰，给她起了一个拉祜名字“娜些”，还和她开玩笑要她留下来做她的儿媳妇，“我的小儿子现在在（中国）台湾打工，会赚钱的，很会关心我的，也很帅的”, “阿婆”无不自豪地对我们说。当我们离开泰国美良河村回到了清迈时，“阿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她的小儿子从中国台湾回来了，“我的儿子回来了，可娜些却走了”，话语中不无遗憾。

早在我们进村寨之前，清迈大学的朋友们为我安排好了一个当地的村民做翻译，他就是开车去乡里接我们的巴。其实巴的家并不在泰国美良河村，而是在距离这个村有十几公里远的另一个村寨，而且近期农活较忙，巴不可能留在村里天天陪我们。为了让我们在泰国美良河村的调查顺利推进，村长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本村的村民做翻译，她就是阿美。阿美是“云南人”，四十多岁，是个热情、开朗、干练的女子，很有语言天赋，能流利地说拉祜语、阿卡语、阿可语等民族语言，普通话也说得好。她成了我们在拉祜村、阿卡村和阿可村进行访谈的重要帮手。她对泰国美良河村历史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略有文化的阿美能理解我们的调查目的，所以她会主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主动带我们去拜访一些人，她也是我们调研中一个重要的报告人。在泰国美良河村，我们每天调查时间安排得很紧，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她爽朗的笑声总是感染着我们，让我们忘记了疲劳。

阿美是一个单身女人，丈夫吸毒去世几年了。因丈夫吸毒，很多年来，都是靠她一个人支撑着家庭，养育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她说，所有男人做的活计，她都会做，她都得做，她都能做，包括她家的房子就是她自己盖起来的。阿美家里有山地、有茶园，她总是放不下那些农活，天一晴，就得去忙农活，没有时间来为我们做翻译。我们调研时间紧，任务重，工作一时一刻都不敢耽误。还好，秀，一个长得很像邓丽君的温柔美丽女孩，被我们请来做翻译。秀因身体不太好，不能下地做农活，主要在家里照顾重病在身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拉祜族，所以她能够讲拉祜语和汉语，又有充裕的时间和我们在一起——确切地说，自从我们认识秀以后，秀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不仅仅是为我们做翻译，而且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特别是她与年龄相仿的郑永杰，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我们回国以后，秀和我们还经常联系（参见图2）。

在我的调查中，我最重要的助手是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郑永杰。这个喜欢穿牛仔裤的山东女孩子，在我的泰国之行中，一直认真地帮助我进行田野作业。从访谈到田野笔记整理、讨论问题，她都十分用心和认真，她也很专业地把学到的人类学理论知识运用于田野工作之中，做得非常出色，为我们的田野工作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还有，郑永杰用她的勤快让我们很快赢得了“阿婆”一家对我们的好感，她与秀日益深厚的友谊也拓宽了我们观察和了解村民的新视角。这一切都为我们在泰国美良河村顺利开展田野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还有我已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日本人类学学者片冈树（Kataoka Tatsuki），泰国拉祜族宗教问题是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在我去泰国之前，并不知道已经变更的新田野点的具体情况。我只是用电子邮件告诉他我即将去泰国北部拉祜族村寨做田野，他正好也在泰北，我们约好了到泰国联系。当我进入泰国美良河村时，发现这个村庄竟然是他长期在做田野的社区，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他当时正在曼谷，已经买好回日本的飞机票准备回国。当听说我到了“他的村庄”，他立刻决定从曼谷赶回来见我。第二天下午两点，片冈老师回到了村寨，第一时间来“阿婆”家找到我，简单地聊了几句，他就带着我和郑永杰去认识拉祜族村寨的村民。一路上，他在拉祜村民家外大呼小叫，招呼着那些他的老朋友，带着我们到他们家里，介绍我们认识村民，特别是他认为可能对我们调查有帮助的那些重要的社区人物，如村寨“头人”等。有了片冈老师引荐和介绍，我们后来在拉祜族寨子的调查方便了许多，也对这三个拉祜族寨子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第三天一早，片冈老师又赶回了曼谷，飞往日本。片冈老师的友谊和帮助，让我十分感动（参见图3）。

在泰国美良河村调查，只是我和郑永杰。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孤独，因为有这么多的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朋友帮助我们，还有善良的房东、友好的村民给予我们关照。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那就是我们的团队——“泰国民族志调查小组”。“泰国民族志调查小组”的总策划和负责人何明教授，远程指挥和指导，为我们田野作业方向及时把脉并提供智力支持，为我们克服困难提供精神力量；组长马翀炜教授用他特有的幽默不断激励我们的斗志，还时时关心小组成员们的安全；刘江教授利用她娴熟的泰语优势，把我们来回行程和食宿等安排得十分周到，还为我们小组在泰国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免费翻译；龙晓燕教授和李昕博士总是和大家互相鼓励、共同分享在田野中的心得体会……这一切，让我们“泰国民族志调查小组”凝聚成为一个团结、友爱、充满战斗力的团队。今天，当我重新回想起泰国调查的那些时光，仍然感到激情与温暖。还有很多在我这次海外调查中帮助过我的朋友，这里不一一叙述，我将在本书的后记中表达我的感谢！

泰国美良河村，既是个山地民族聚居的村寨，也是一个“难民村”。从进入村寨的第一天，我们就觉得它十分的亲切和熟悉，那里有很多云南人，大家讲的都是云南话，衣着和风俗与我们完全一样，就像是我们到了云南的某一个小镇一样。只有街道上的泰文广告和泰文学校里喇叭传出来的泰语，才会提示我们这是泰国的一个村庄。我们也觉得自己和这里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可是，走在村寨的道路上，总有些不懂事的孩子用泰语或本民族语言说：“外国人、外国人。”让我们十分惊奇。当我们说起这事儿，村民们都说当然你们就是与我们不一样，一眼看去就是外国人。当我在观察泰国美良河村村民的同时，美良河村村民也在观察我们。我们这两个“外国人”与那些经常到他们村寨的白皮肤、金色头发的“外国人”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答案，我不得而知。

在泰国美良河村期间，我和郑永杰抓紧在村里的分分秒秒和任何一个访谈和观察的机会，希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获得一本撰写民族志文本所需要的原始资料。我知道，我所搜集的资料是有限的，参与观察的时间是不够的，对泰国美良河村村民的历史与现状的记叙中必然会存在着诸多不足与问题。在我进行这本民族志文本写作时，尽管第一手资料的有限性会限制我对某些问题叙述与分析的展开，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困惑于从什么角度去阐释我观察到的现象。克利福德指出，民族志从来就是文化的创作，而不是文化的表述。当我们试图用客观的学术眼光去观察一个群体的文化，观察者本身对文化的理解就使你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已经进入了文化菱光镜里被折射。“阐释学告诉我们，最简单的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识的创作，民族志文本的撰写总卷入了‘自我塑造’的过程；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的 ‘文学性’，影响了文化的表述方式。除了真实之外，一部作品还应唤起读者的共鸣，具有艺术的解构；所有的真实都是被建构的。最好的民族志文本（严肃的、真实的虚构）是一系列经过选择的真实组成。”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本民族志既是我与泰国美良河村村民们的“多音道对话”，更是我对他们真实生活的主观呈现，我期待这本东南亚的民族志所制造的“意义”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