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陈盛韶对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总结与发展

陈盛韶（1775—1861年），湖南安福人，字晓亭，号澧西，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问俗录》是他出任闽西北、闽东南与闽属台湾六县、厅县级行政长官时的施政记录，也是一种珍贵的地方文献。在解读这一文献的基础上，拙著拟就“陈盛韶的乡村管理思想”略作探讨，以帮助人们了解清代中期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总结与发展。

一 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继承与总结

在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陈盛韶总结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乡村社会管理的思想，这既针对所辖地区，又具有一般性意义。

为实现海疆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陈盛韶提出了六项治理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其一，循序渐进，防微杜渐。在治理诏安县二都期间，陈盛韶指出，尽管“三年内荒田垦复，争端绝少，民亦小康。必欲其毁城堡、销器械，则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这体现出陈盛韶“循序渐进”的乡村管理思想。不仅如此，而且他认为，“然防微杜渐不可不慎。朔望宣讲圣谕，使务民之义，久而自知其无益，可以已乎”！

其二，顺而治之，因俗而治。在治理诏安县乡村社会期间，陈盛韶指出，“为政之道顺而治之则易，逆而强之则难，寄乳一法顺故也”。针对台湾地区复杂的地方政情，陈盛韶指出，“以夷治夷，因其俗而抚恤则安。如必事事执例过求，反致纷纷争讼，嚣然不靖”，这体现出陈盛韶因俗而治的思想主张。

其三，缓急轻重，治先图难。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陈盛韶指出，“缓急轻重，为政者不可不知也”。他进一步指出，“凡治当先图其难，孟子所谓智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

其四，久任，变通。在长期社会治理实践中，陈盛韶认识到，“然非言之难，行之维维，非苦心孤诣，慎重民瘼，久于其任者不能矣”，“为治者又须久于其任”。不仅如此，而且陈盛韶坚持“变通”的治理原则，他指出，“刑乱国用重典，为政之道不可拘于成法”，他举例说，“邑设寄乳法苗媳一条，仿周官省礼多婚之政变而通之，可以济婚礼之穷”。

其五，重农，保富。古代社会，民以食为天，“重农”成为传统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陈盛韶更是如此，他指出，“宰邑者所宜贵农重粟，预谋积贮。至于临时平粜赈济，斯为下策矣”，不仅如此，而且“凡人劳则善心生，逸则淫心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至穷匮无赖，乃罔顾廉耻”。与重农密切相关的是保富思想，陈盛韶指出，“富户者，地方之元气也”，为此，“周官恤贫保富二法不可缺一。倘闾野之间，满目萧条，廉耻亡而盗贼生矣”。

其六，教养兼施。“治世”是传统乡村管理者追求的最高境界，陈盛韶在这方面更多地继承了传统。他指出，“古人论治不外教养两端，积贮空则失其养，文风衰则失其教”，因此，“振兴学校而培治本”。

社会安定影响乡村发展的大局，而教化则事关社会的长治久安，陈盛韶进一步阐述了这两方面的思想主张。

社会治安思想方面，其一，清、严、塞、澄与“本”。在反思乡村社会治安得失的基础上，陈盛韶总结性地指出，“夫治漳之难有二：曰械斗，曰盗贼。然械斗之祸甚于盗贼，京控之祸又甚于械斗。治械斗之法多端，其要不外于清。清而不能治者有矣，不清未而有治；治盗之法多端，其要不外于严。不严而不治者势也，严未有不能治者也。至于京控，惟勤厘积案以清其源，情虚反坐以塞其流，慎重委员以澄其风波，尤严究讼师以断其根株，则治矣”。此外，在乡村治安过程中，陈盛韶寻求“塞源拔本”，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其二，服、择、制的“正人”思想。为有效驾驭乡村治安的直接管理者，陈盛韶指出，“然必地方官正本清源以服之，听言观行以择之，赏善罚恶以制之，则正人必出。官正于上，总理持正经理于下，匪类无所容身矣”。其三，以人治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陈盛韶认为，“惟精选联首，隆以事权，俾得首送匪类，保固地方，以人治人不戢自除”。

社会教化思想方面，其一，一分为二的民间教化观。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盛韶认为：“梨园子弟，乐教之支流，昔人制为江湖十八曲，演忠孝节义事使民观感而兴起，未始非风教之助也。淫声夜曲，风俗之蛊，可不禁欤？”陈盛韶将民间梨园子弟的文化活动划分为“忠孝节义事”与“淫声夜曲”两类，肯定了其积极作用，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做不到的事情。换言之，清代官员由于受到所谓的正统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民间戏曲持否定态度，缺乏具体分析。其二，“发动天良”“务民之义”的教化思想。陈盛韶指出，“果尽民之难治欤？予遇民间祭田涉讼，必告以乃祖乃宗。艰难创业为尔计蒸常，即为尔计身家之婆心，各宜发动其天良，违者必重加惩责”，他进一步指出，“非有邪术惑人，聚众敛财，亦无漳泉籍此朋殴恶习。朔望宣讲圣谕，使务民之义，久而自知无益，可以已乎”！上述教化思想体现出县官陈盛韶重视人性化管理的特点。其三，“读书明理”“普及教化”的传统观念。作为一位传统士人，陈盛韶指出，“夫忠孝义勇之气，必从读书明理中酝酿而出。岳武穆、关忠勇皆精于《春秋》，文武一也”，而“直省沿海、沿边之民往往顽梗不化，动酿事端，不及中土者，非其气禀独异，皆学校不兴，教化不及，此天下大局也”。上述言语体现出陈盛韶注重学校教化作用的传统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陈盛韶又对官民管理伦理思想进行了初步总结。

其一，官民相安。官民相安是陈盛韶乡村治理中的一项原则，史载：“治古田数月，病历任之亏累，与一二绅耆曰思官民相安之法。”其二，官民相亲。陈盛韶指出：“夫官民本亲也，故《大学》曰：‘在亲民。'”“要之催科抚字，官民相亲，其事易举。”其三，官民分治。例如，在社会救济方面，陈盛韶指出，“多设义仓，选公正绅士经理，而官不扰。贱则买入，贵则粜出，乃久长之策”。其四，民利官利。陈盛韶语指出，“苟利于民，官之利也，无易其俗”，“惟在官留心民瘼，尽力沟洫，则因民所利而利之道也”。我们一般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简约的逻辑体系，其中，官民相安是原则，官民相亲是前提，官民分治是保证，民利官利是根本。

二 乡村管理思想的创新与近代萌芽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陈盛韶调任鹿港厅，这一历史时期已经属于我国近代的前夜。陈盛韶依据地方政情大胆地创立与推行新式管理制度，这无疑体现出其乡村管理理念的创新，具体体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设立总理、重视族长。总理、族长之设，一方面，可以“先公后私，使知有尊祖敬宗之仁，亦知有尊君亲上之义”；另一方面，与福建地区强大的家族势力有关。陈盛韶看到，“命案凶手，盗案劫贼，冒犯死罪，身带短刀，跳入内山，不则籍漳、泉、广东同乡强族为庇护。差拿愈严，逃匿愈深，结党愈多，猖狂愈滋，自知必死，乐祸幸灾。是惟选总理，立族长，信赏必罚。复暗中会营购线，则王法行而乱根消”。族长在清代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较多，而“总理”之设则是新举，不失为这一地区乡村治理的特色之一。再如，陈盛韶指出，“台湾厅县管辖寥廓，事务殷繁，总理之设，诚治台之要法”，“官正于上，总理持正经理于下，匪类无所容身矣”。

其二，推行新式联首制度。联甲法，“前孔荃溪观察仿保甲法变而通之，民受实惠”，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陈盛韶指出，“惟选立联首，奉行联甲，以小村联大村，以远村附近村，同心缉捕，保固乡邻，则各庄之正气盛、邪气衰。罗汉脚势难为匪，必改邪归正。为政之道，以官治民难，以民治民易。联甲法行，民自清理，固易易也。况联甲不分漳、泉，不分闽、粤，可以息分类之祸”。

相对以上而言，陈盛韶带有近代萌芽的乡村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治”思想的凸显与乡镇思想的萌芽。

在陈盛韶的官民管理伦理思想体系中，“民治”思想较为突出。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陈盛韶总结性地指出，“为政重因而不重革，听民自便”,“官不为理，民未尝不自为理”，“联甲法行，民自清理，固易易也”。在“民治”思想中，陈盛韶主张，“选公正绅士经理，而官不扰”，“选廉正殷户董事，不经胥吏之手”，诸如“释旧粮仇、均田粮、定墓界，民立议约，官留甘结”。陈盛韶之所以坚持如此，乃在于“以人治人，不戢自除”，减轻官府乡村管理的压力，达到官民合作善治的理想境界，这固然是对传统的继承，但是陈盛韶对“民治”的强调与突出无疑在不自觉中顺应了近代“自治”的历史发展大势。

在治理诏安县期间，陈盛韶总结性地指出，“就一县论，二都治，则诏安治。欲为长久之策，必于红花岭移置县丞一员，割官坡、秀篆一带钱粮归之。可以缉捕，可以催科”。在清代中晚期，为加强社会治理，像前代一样，县境内特殊地区设有县丞、主簿、巡检办公机构，承担专项职责，为县衙派出机构，尤其是巡检署的设置比较普遍，但是依据地方社会的实际情况，陈盛韶主张设立的“县丞”不同往常，作为县衙的派出机构，县丞的职权比较完备，既可以“缉捕”，又可以“催科”，具有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功能，这无疑具有了近代乡镇政府的雏形，带有近代萌芽的性质。

其次，海洋管理思想。

近代以来，人类开始大规模地走向海洋发展，开始了认识、开发、征服海洋的新时代。陈盛韶管辖的福建各厅县乡村社会，或距海较近，或濒临大洋，或周围环海，海洋经济的良性发展已与乡村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在这种时代形势下，陈盛韶对海洋较为关注，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海洋管理的具体主张。

其一，海洋运务管理。为保证海运畅通，保障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陈盛韶主张，“是惟三分陋规酌减一分，复由大府严禁，不许领谷处搀和壳秕，收谷处刁难风晒，商船即有宾至如归之象”；另外，“船身之坚固，舵工水手之谙练，皆行保保结。行保平日既沾其利，焉避其害，一船千石，十余家行保，公同保结，万一风水不测，无难赔补也”。

其二，海道、海风与海洋管理。陈盛韶指出，“海道之险有三，航海者必择船择人。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至于海上往来尤以行所无事，丝毫不庸勉强”，他进一步指出，“官台湾者，不知海上风浪，其祸尤不可测。台湾之视烟瘴，三有过之无不及矣。是惟大府慎选才守兼裕、有体有用之士，授以海外重任。但使三四年中，盗匪敛迹，复无分类械斗，即论边俸奏升。则人不视台海为畏途，而无五日京兆之见，吏治民风必渐归上理”。

其三，洋盗与海防。针对当地海盗问题，陈盛韶指出，“台湾广不满二百里，漫长两千余里，商船辐辏，资重不下数十百万金，宜为洋盗所窥伺。是惟洋面失事，专责水师。堪报迟延，专责地方官。沿海口岸铺户居民，官为选立联首。则水陆兼防，海洋肃清”。

其四，海禁与海洋管理政策。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陈盛韶就海禁政策阐明了立场，指出了其不当之处。他认为，“台民数十年前不谙鸟枪，今近山一带所在多有，宜严禁铁炉，不准铸造铳炮军器。偷渡之禁，但使棍徒、猾贼即问发遣，无业游民即拟逐水，则良民安业。至台湾米谷南运广东，北贩吴越，诚不可严禁，且不可精其禁之之法，重其禁之之刑。惟州县社仓久废，常平仓久虚，预备平粜，恐积贮空乏，官民两病。徒沾粘于海上贾人束缚之，驰聚之，尚非长治久安之策也”。

最后，“势”与乡村社会治理。

在陈盛韶的诸多主张中，“势”的观点成为其乡村管理思想中的亮点。其一，天下事势往往然。陈盛韶指出，“讥愈严弊愈生，愈禁愈行，天下事势往往然也。夫鸦片之流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二，其势使然。陈盛韶认为，“台湾均籍闽、粤，入版图者百余年，久成腹地，铁器不少，限以禁令寸步难移。且两省内地亲族，非尽匪类，生计穷乏不能不过台营谋。请照缺费不能不设法偷渡，其势使然也”。其三，势所难也。陈盛韶指出，“近因福建内地价昂，动酿事端，示禁商贩。浙、闽汪洋大海，风帆不定，如贾三倍，小人是识，欲其不往亦势所难也”。尽管陈盛韶并未认识到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他潜意识中感觉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不自觉中以“势”的形式进行了表达，这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探求精神。

在个人因素、时代潮流与地方政情的共同影响之下，陈盛韶乡村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其管理思想的创新是地方社会的内在需求，其管理思想的近代萌芽是历史发展大势的必然，二者共同构成了县官陈盛韶乡村管理思想的特色，体现出一位社会治理者务实的思维方式，可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古典形态。

三 陈盛韶乡村管理思想的一般意义

在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县官陈盛韶的乡村管理思想仅是一个个案，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尽管陈盛韶的乡村管理思想不乏局限所在，但是从传统乡村管理思想的汲取到总结，从乡村管理思想的创新到近代性质的萌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简约的思想体系，带有实用、推陈出新的历史特点。我们一般认为，作为19世纪中期经世思想的延续与拓展，陈盛韶的乡治思想，无疑可以看作近代前夜，先进的中国人在社会治理方面努力探索的一个缩影，带有近代萌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