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大金融”理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17世纪末，英国依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提供资本燃料和动力，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头号强国；但该体系“效率性”不足，无法支撑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而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逐渐走向衰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基础上，依靠逐渐成熟的投资银行体系，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20世纪头号强国；但却又因该体系缺乏监管且“稳定性”不足，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的风险，直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投资银行体系也宣告破产。英美金融模式的成功与失败，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教益，有利于中国在新常态下科学正确地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创新。

英美究竟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金融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世界经济第六个长周期，中国又应如何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构建稳健、高效、统一的大国金融体系，全面服务于大国经济和金融崛起的双重战略需要？这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

那么中国的国家禀赋适合什么样的金融体系，中国又该如何改革现有金融体系，才能实现金融“稳定器”与“效率器”的动态平衡，使其更契合实体经济发展，更能满足第三次工业革命内在需求？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发展中亟须解答的“真问题”，我们要努力抓住国家禀赋找出“真答案”。

本书主题为英美金融道路衰落与中国互联网金融兴起，目的在于分析前两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兴衰的历史经验，以此为鉴探讨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袭之际，中国应如何抓住机遇、调整金融战略、建立新型金融体系以实现大国崛起。

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章研究“英国金融模式”，即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的金融创新。首先，通过分析英国工业革命实施条件，发现工业革命使用的技术创新早已有之，却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是因为缺少了金融的支持，即“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其次，分析英国银行体系的变迁，包括英格兰银行、城市私人银行、地方银行等，由此构建的银行网络体系是在英国实体经济需要的前提下倒逼形成，且成为英国近代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基础。最后，指出银行体系集中垄断导致英国模式的破产，集中垄断难以灵活迅速融通资金、难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难以支撑中小企业融资发展，最终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导致英国经济逐渐衰落。

第二章研究美国金融模式，即投资银行体系的金融创新。投资银行天然的资本运营能力，实现了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及有效配置，支撑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分析投资银行体系如何顺利化解美国新经济支柱——高新技术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并巧妙将之转化为“风险投资”的宠儿，支撑并培育其迅速成长。其次，分析美国模式如何走向衰败，原因在于美国走上“工业化—去工业化—金融化”道路，最终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并泡沫化，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最后，评述美国当前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只是对困境的修补而非修复。

第三章研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袭时的中国互联网金融战略，即如何实现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创新和竞合。研究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和趋势是竞合而非替代，判断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属于诱制性制度变迁，这是由中国民众和市场主导的，自发性、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变革过程，决定了这种变迁是渐进性的。在大金融框架下，传统金融（银行体系）和互联网金融正如车之两轮，应传承传统金融（银行体系）的稳定器功能，发挥互联网金融效率器作用，将两者加以统合，构建中国新型金融体系。

第四章研究互联网金融如何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从默顿金融功能理论出发，从协助买卖交易、聚集资本、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管理风险、提取帮助决定的信息、解决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六个角度，分析互联网金融有效促进金融体系的六大功能，以及其如何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五章研究互联网金融冲击下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的平衡。中国金融战略取向包含两个目标，即保持金融稳定和提高金融效率。现阶段，为了以最切合实际的方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深入考察金融体系改革的立足点、阶段和路径考虑，指出一方面要传承稳定器作用，明确银行体系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要发挥效率器作用，努力发展制度健全的互联网金融，以构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动态均衡的新型金融体系。

第六章对本书做总结和政策建议，指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缺一不可。本书认为应将互联网金融放在国家战略层面予以规范、促进，强调实施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战略和以互联网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战略，呈现“国际国内两个战略”“双轮驱动”“三步走”的中国新型金融崛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