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生态，重构政商新关系

不可不知：古今中外的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一般来讲是指政府部门与商人或者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良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基于法律基础之上，彼此平等、相互支持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为透明而不阴暗，因为不存在官商勾结而清廉；反之，那些糟糕的政商关系，则是一种建立在官商勾结基础上的，以追逐特殊利益为目的的关系，表现形式无非是权钱交易、勾勾搭搭，让人不齿，最终对彼此都无益，对企业和社会发展会形成危害。

1．古代中国“官商勾结”的模式，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

从历史来看，中国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良性的政商关系。一直以来，政商关系都是中国最奇妙的关系：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远也远不得，近也近不得。

在奴隶社会时期，王亥作为商部落的统治者，带领族人饲养、放牧牲畜，以改善族人的生活。为了解决牛、羊过剩的问题，他们跟四周部落开展以物换物的贸易活动，使得商部落迅速强大，“商人”由此产生。而作为最早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人，王亥便成了“商人”的始祖。

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没有官员的庇护，商人一天也不能生存。“士农工商”的排名，使得官总是压过商，很多商人不得不选择“商而优则仕”的道路，进而开始官商勾结，其模式不过是政府垄断盐铁、矿山、海贸等暴利行业，或授予商人经营，或直接被官员占有，这种模式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

中国古代顶级的商人当属范蠡。范蠡，约生于公元前536年，约卒于公元前448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古代商人的鼻祖，范蠡又名陶朱公。他以经商致富，广为世人所知，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为财神爷。

范蠡曾经任越国大夫、上将军。在他的辅助下，越王勾践励精图治，终于完成了复国大业。之后他认为在有功于越王的情况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加之他深知勾践其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于是他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弃官从商。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改名换姓，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二次创业”，勠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贵出贱取，没过几年，便致产无数，成为当时的巨富。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王赏识，齐王把他请到国都临淄，拜他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范蠡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深知政商不可兼得。于是，三年后，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安心做陶朱公。

战国时期的吕不韦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原是一个商人，靠着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很快积累起千金家产。但他一直不甘于现状，直到一天他见到在赵国邯郸做人质的秦王孙——子楚之后，马上意识到最好的投资机会来了。秦昭王当时年事已高，子楚虽为秦太子安国君之子，可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子楚既非老大，也非最有能力，按正常推理这并不是最佳投资。但吕不韦不这么想，在见到子楚后，他委婉地说自己可以让他当上秦王的想法，并指出，要想脱颖而出，不仅需要好名声，同时要搞定其父宠妃华阳夫人。过去子楚也幻想过自己能成为太子，但从没人指点出如此详尽的计策，大喜过望的子楚当即对吕不韦叩头致谢。

于是，吕不韦马上给了子楚五百镒黄金，让他广结宾客；同时又拿出五百镒黄金购买名贵珠宝，以子楚的名义孝敬给华阳夫人。见华阳夫人见钱眼开，他便从利害角度出发，说服了华阳夫人支持子楚做太子。

在华阳夫人的枕边风下，安国君很快答应让子楚做继承人。六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登上王位三天就死了，子楚顺利继承秦王位，吕不韦也从一个普通商人跃升为秦国相国。

在相国的位置上，吕不韦也有一番成绩。他先后消灭东周，攻占韩、赵、魏三国大片领土，为秦国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其因权势太大，被秦始皇嬴政流放到四川，自尽而终。

应该说，吕不韦虽有政治才能，但其本质上更是一位杰出的商人，他的买卖就是“立太子”，真是把政商之间扭曲的关系发挥到了顶峰。

汉代的邓通本是不学无术的货色，但是凭借着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依靠当时的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汉文帝还专门做了背书：“能富通者，在我也。”——想不富都不行。武帝时期的桑弘羊，靠着推行币制改革，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总管大汉财政23年。再及至后来，宋代淮扬盐商，明代崛起的晋商，再到徽商，无一不是因为得到了朝廷的权力许可才成为名扬史册的商业巨贾，也足见官商一体、“官商勾结”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2．“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盛宣怀，对政商关系的影响极其深远

在历史上，由于权力垄断，在几乎每一个拥有丰厚利润的所谓“老字号”企业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甚至一群官员的身影。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盛宣怀这两个经典人物，更是把官商勾结演绎到极致。也正因为此，商业在中国长期受到抑制。

胡雪岩（1823—1885），安徽绩溪人。他原本出身贫寒，无根无派，只因为聪慧，结交了清廷大员，才从一个跑堂的伙计变成资产3000万两白银的“官商”。

胡雪岩深谙“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是借助浙江巡抚粮台总办王有龄开了阜康钱庄，之后，随着王有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了许多店铺。

1861年11月，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又以左宗棠为靠山，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获得左宗棠的信赖，被委任为总管，主持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大获其利，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两白银。

1866年，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同年，胡雪岩还为左宗棠西征筹备军饷，先后6次替清朝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累计1870万两白银，为成功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至1872年，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白银，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慈禧太后赐他黄袍马褂，升迁至“布政使衔”从二品官阶，被人称为“红顶商人”。

当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官场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时，固然可以收割权力的超级红利，但未来却充满诸多变数，因为一旦官场重新洗牌，他们的路也就走到尽头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为了遏制左宗棠的势力，决心“排左必先除胡”，打击胡雪岩。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收购生丝数百万担，垄断丝业贸易。洋人非常恼怒，联手拒购生丝。在双方决斗的关键时刻，传来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中法战争爆发等消息，让胡雪岩雪上加霜。更要命的是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李鸿章授意盛宣怀制造了一系列挤兑风潮。一时间市面剧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人人都传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钱庄存款，导致各地皆发生挤兑风潮，致使胡家的钱庄相继破产。事已如此，胡雪岩已无回天之力。

1884年，胡雪岩这位纵横政商之间，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一代巨贾，顷刻间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孑然一身。“看他楼起，看他楼塌”，短时间之内事业家业俱毁，人间天堂地狱如梦幻般迅速演绎。1885年12月6日，胡雪岩在孤寂潦倒中离世，终年62岁。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做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盛宣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商人，他曾经创造了中国的很多“第一”：参与创办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895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4年春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盛宣怀与胡雪岩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宗棠与李鸿章又有极深的矛盾。如此有成就的企业家，命运一样没有好到哪里去，他当上邮传部尚书后，因谋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资政院因此要求将他“明正典刑”。最后清廷虽然没有杀他，只将他革职，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待下去，逃亡日本了。

由以上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富豪，很多是像胡雪岩和盛宣怀一样，沿着官商结合之路飞黄腾达。尽管每一个富豪发家都各有各的因缘，但无法避免的是，他们几乎个个都是顺着官商勾结的梯子，爬到辉煌的顶峰，成为显赫一方的人物。乃至于直至现代社会，很多大老板还是念念不忘“经商要学胡雪岩”，对胡雪岩等顶礼膜拜，推崇至极。

3．“大破大立”时代中国，政商关系面临重建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在1945年发现一个让他倍感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经过一番研究后他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所共睹的成绩。新时代的企业家群体也由此诞生，并迅速壮大，愈发成为中国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官员“傍大款”依靠利用商人，商人以结识权力、依附权力为荣的习惯性思维仍然根深蒂固，使得政商关系依然存在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

随着十八大后一波波反腐行动的深入，一张张黑色政商关系网暴露于阳光之下，几乎每个落马的贪官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商人，这些商人因信奉“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使企业随着官员的升迁而迅速崛起，创造“商界传奇”，但也跟着官员的下台而分崩离析，导致破产。大量的案例表明，中国当前的政商关系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新常态的“新”就是“有异于旧质”, “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新常态的提出，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所谓旧常态，就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的状态。

新常态必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契机。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也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机遇与挑战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新常态化过程中也会伴生新矛盾和新风险。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以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为创新拓宽道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而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有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是前三十年“大破”，后三十年“大立”。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到2015年的30多年，是“大破”的时代，经济上破掉了计划经济，政治上破掉了思想禁锢。

伴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显然，以往的潜规则已经行不通，“大破”的时代已经过去，“大立”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国通过打虎拍蝇、刮骨疗伤、全面深化改革，开始整治社会毒瘤与潜规则，重建国家规则和秩序。

毋庸置疑，在新常态下，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落后的政商关系，构建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政商新生态。当然，这不仅要面对来自一些传统思维的挑战，还要面对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等带来的挑战。

4．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严重存在官商勾结现象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一国建立起一种好的政商关系，对于该国私人企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该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社会和谐也至关重要。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官商勾结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非常复杂。

在南美洲的巴西，政商关系非常密切，官商勾结现象一度非常严重，导致不时发生腐败问题。20世纪80年代，巴西就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无奈，由于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导致社会生产力出现了衰退。那个时候，巴西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状况一样，然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巴西由于官商勾结，政商关系问题没有处理好，还是没有逃脱中等收入陷阱。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比如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利用显赫的政治权力为家族谋私利大开方便之门。同样，菲律宾政商勾结现象也普遍存在，其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凭借政治影响力，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捞了4000万美元。

在印度，为成功赢得竞选，一些政党常常需要接受私人财团的赞助。在其执政之后，就开始利用掌握的权力回馈赞助者和支持者，导致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一波赛过一波，极度盛行。2010年11月，印度原电信部长拉贾被曝以“白菜价”向部分对其行贿的不合格企业发放2G手机运营牌照，涉案金额高达400亿美元。印度审计部门2012年的一份报告披露：自2004年7月至2011年3月期间，印度地方政府不经招标竞争，向一些私人企业低价出售国有煤矿资源，给国库造成1.85万亿卢比（55.5卢比约合1美元）的损失。

在日本，20世纪70年代时，前首相田中角荣涉嫌在政府购买飞机的过程中，收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巨额贿赂，被判处4年监禁，罚金5亿日元，引起世界政坛震惊。目前，“谈合”现象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官商勾结的一个毒瘤。“谈合”是指在进行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工程竞标时，几家企业提前协商，决定希望中标的企业，而希望中标的企业会为了中标而修改竞标的内容，然后将获得的利润分给其他企业。一般情况下，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也会参与其中，比如为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企业捞取好处，透露竞标底线等。

在巴基斯坦，那些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大多都是商业巨贾。他们之所以富有，都与权力和家族的势力有关。发财以后，转入政治领域，掌握了大权，又可以赚更多的钱。

而从亚洲经济发展史来看，建立在裙带基础上的、缺乏透明度的、非清廉的政商关系，也是1997—1998年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世界上许多欠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社会发展缓慢，除了技术落后、体制落后、文化落后之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腐败，就是官商勾结过于严重。

2013年，欧盟委员会发布28个成员国状况报告时，也提到了政商勾结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造成了高达12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时欧盟一年的财政预算。西方政客“弃政从商、由商入政”的“旋转门”现象，也一直为媒体所诟病。

比如，布莱尔当时能够成为英国首相，除了得益于他本人的政治天赋外，还与其有巨大商业背景支持有关系。尤其是当了首相以后，他竭力与大型企业打交道，处关系。下野以后，他更是利用良好的“人脉关系”，到处赚钱。他一年的收入多达上千万英镑，这些看上去非常合法的收入，或多或少也有着官商勾结的影子。

意大利，也是官商勾结比较严重的西方国家之一。意大利的总理，掌管着巨大的财富，当了总理，当然还是为了更多的财富。这样的政治、商业连通的体系，总理本人乃至整个政府，要做到无私地为民众服务，非常困难。

各国的实践经验都已经表明，如果权力过度干预经济运行、市场管理，那么，势必会扭曲公权力的本质属性；资本和金钱一旦绑架权力，更会令百姓丧失对政府的基本信任。

为此，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打击官商勾结。

英国2011年颁布的《反贿赂法案》被公认为是“最严厉的反腐败法”，使得英国虽然不时会曝出大大小小的丑闻，却不至于扩展成大范围权钱交易和严重的政治腐败，这与其权力运行制度的构建密不可分。

德国在1999年制定了《OECD防腐败公约》，明确国内企业间的贿赂所得以及企业在海外的贿赂所得要被一并没收，且当事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处以罚款。同时，德国一些联邦州还开始对涉及商业贿赂的企业设置黑名单。凡涉及贿赂的企业都将被列入黑名单，并保留五年。其间，企业将被排除在公共招标项目的中标企业之外。

印度制定了以《防止腐败法》为主体的一系列配套的法律，其中“子法”《中央文官行为准则》就规定，任何公务员不得利用其地位或影响为家庭成员在任何公司或商行谋职，家庭成员经商必须向政府报告。

日本在2002年7月制定了《防止参与官制谈合行为法》，明确参与“谈合”的企业将被禁止再参与政府的投标，相关官员处以5年以下监禁和250万日元的罚款。

这些国家对有关法律规范的制定以及严格执行，对于严防官商勾结、遏制腐败，乃至于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