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元吉《圣政更新诏书正告讦之罪因得小诗十首》
其六：献可争先诋荆国〔1〕，莹中居首论莆阳〔2〕。十年言路皆支党，前无一语讥安昌〔3〕。
其八：荆棘谁令满路栽，雷州司户却生回〔4〕。独怜阳、陆真天命，不见承平公道开〔5〕。
其九：潮阳初谪八千里〔6〕，中令俄成十九年〔7〕。地下修文应泚笔〔8〕，卫公精爽故依然〔9〕。（38册页23687）
笺说：
诗后原注云：“《通鉴续编》：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黜桧姻党。十一月，释赵汾及李孟坚、王之奇等自便。十二月，复张浚、胡寅、张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铨于近州。二十六年正月，追复赵鼎、郑刚中等官。此诗所谓‘十年言路皆支党’，‘雷州司户却生回’，‘卫公精爽故依然’，皆记其事。谨附识。”按，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死。十一月至十二月，高宗连下三道手诏，清除秦桧专权时代控制台谏言路、左右朝中舆论的影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载：“丁卯，手诏曰：廷尉为天下平，而年来法寺惟事旬白，探大臣旨意，轻重其罪，致民无所措手足，玩文弄法，莫此为甚。比恐尚尔任情，亟罢旧吏，所冀端方之士详核审复，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无冤滥……庚午，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持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重寘于法。”同卷“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载：“甲戌，手诏曰：台谏风宪之地，振举纪纲，纠剔奸邪，密赞治道。年来用人非据，与大臣为党，而济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亲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继此者宜尽心乃职，惟结主知，无更合党缔交，败乱成法，当谨兹训，毋自贻咎。”二诏当即诗题“正告讦之罪”之诏书。又，“十年言路皆支党”句自注：“支党，用诏语。”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载甲戌手诏为“与大臣为党”，而宋人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御史台”条载“即台厅有御札二石刻”亦载此诏，末题“右绍兴二十五年诏谕台谏殿中侍御史臣汤鹏举记”，作“与大臣为支党”，当近诏书原貌。韩元吉诗以北宋台谏吕诲、陈瓘敢于抨击宰辅王安石、蔡卞为例，讽刺秦桧专权时期台谏为其附庸的不正常状态，且为被秦桧迫害的大臣赵鼎、郑刚中、张浚等鸣不平，并谓秦桧虽禁私史，死后仍将由史家评说，而遭其压制的主战大臣如张浚等将留名汗青也。
疏证：
〔1〕吕诲字献可，荆国指王安石。《宋史·吕诲传》：“王安石执政，时多谓得人。诲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从，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辟光之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力加营救。愿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帝方注倚安石，还其章……诲之将有言也，司马光劝止之，诲曰：‘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嗣位，所与朝夕图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顾可缓耶？’诲既斥，安石益横。光由则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2〕陈瓘字莹中，莆阳指蔡卞。《宋史·蔡卞传》：“徽宗即位，谏官陈瓘、任伯雨，御史龚夬疏其兄弟奸恶，瓘并数卞尊私史以厌宗庙之罪，伯雨言‘卞之恶有过于惇。去年封事，数千人皆乞斩惇、卞，公议于此可见矣。’遂陈其大罪有六，曰：‘诬罔宣仁圣烈保祐之功，欲行追废，一也；凡绍圣以来窜逐臣僚，皆卞启而后行，二也；宫中厌胜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处，惇欲召礼法官通议，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礼法官议？”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编排元祐章牍，萋菲语言，被罪者数千人，议自卞出，四也；邹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远谪，又请治其亲故送别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详诉理之议，章惇迟疑未应，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对，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谋之而惇行之，六也。愿亟正典刑，以谢天下。’”
〔3〕安昌，谓安昌侯张禹。《汉书·朱云传》：“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此句以张禹拟秦桧。
〔4〕雷州司户，宋代重臣贬责，多外放为雷州司户参军，如寇准、丁谓、苏辙、李清臣、章惇皆是。欧阳修《归田录》：“寇忠愍公之贬……时丁晋公与冯相（拯）在中书，丁当秉笔，初欲贬崖州，而丁忽自疑，语冯曰：‘崖州再涉鲸波，如何？’冯唯唯而已。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冯遂拟崖州，当时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指张浚。按，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张浚并未真正起复，直至绍兴三十二年才被任用，《宋史·张浚传》载：“（绍兴）三十二年，车驾幸建康，浚迎拜道左，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
〔5〕阳、陆，谓阳城、陆贽。此指赵鼎、郑刚中、洪兴祖等受秦桧迫害且已逝世者。
〔6〕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代指秦桧主政期间遭贬朝臣。
〔7〕中令，中书令之省称，代指秦桧。《宋史·秦桧传》：“桧两据相位，凡十九年。”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高宗朝参政最多”条：“太祖乾德二年，始置参知政事，自是凡十三年，止四人而已。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参知政事凡三十七人。徽宗在位二十六年，凡三十四人。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凡四十八人。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凡三十四人。以累朝较之，高宗朝除人最多，盖秦丞相专权，不欲其久在位故耳。”〔8〕地下修文，《山堂肆考》：“王隐《晋书》：苏韶死而复苏，弟节问地下事，韶曰：‘颜渊、卜商为地下修文郎。其余不能尽识也。’”秦桧大兴文字狱，至禁私史笔记，《宋史·秦桧传》：“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时司马伋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禁私作野史，许人告。”
〔9〕卫公，谓卫国公李德裕，此处代指魏国公张浚。
附录：杨万里《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
“函关只有一穰侯〔1〕，瀛馆宁无再帝丘〔2〕。天极八重心未死〔3〕，台星三点坼方休〔4〕。只看壁后新亭策〔5〕，恐作栘中属国羞。今日牛羊上丘垄，不知丞相更嗔不〔6〕。”（42册页26521）
笺说：
此诗借秦桧墓写其人。南宋岳珂《桯史》卷二“牧牛亭”载：“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垅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杨诚斋尝乘轺过之，题诗壁间曰云云，复自注其下云云。余尝过其地……桧墓前坠碑，宸奎在焉，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当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今已矣。”又，明人彭大翼编《山堂肆考》卷三十“建康秽冢”条载：“秦桧墓在建康。墓上丰碑矻立，不镌一字。盖当时士夫鄙其为人，兼畏物议，故不敢立神道碑。及孟珙灭金回，屯军于桧墓所，令军士粪溺坟上，人谓之秽冢。”然，据宋人汪梦斗《过江陵镇登秦申王坟读决策元功精忠粹德碑文有感近事而赋》诗（《全宋诗》67册页42359），则坟冢之有碑文无疑，岳珂《桯史》所言不实，或出于爱憎之激，明人循之未考也。又，南宋人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三载：“太师秦桧墓在牛首山，去城十八里。”今人刘谨胜《秦桧墓初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4期）辨之，以为非是，当在今南京市江宁县铜井乡牧龙村，可备一说。秦桧早年任御史中丞，于靖康围城中金人废立钦宗之际，力辩其不可，后又随二帝入北，时有苏武之誉，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九“绍兴十九年夏四月丙寅”条载：“秘阁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观张邵言……臣于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敌军，适逢桧于路，策蹇衣褐，有憔悴色，盖被执而训读童蒙，以给朝夕，亦犹苏武食窖中之毡雪，赖以偶活其命，留为今日中兴之用。”然南归后之作为，使此誉蒙羞。时移事易，其变化心迹有如此者，故诚斋有“初节似苏子卿而晚缪”之叹也！
疏证：
〔1〕穰侯，秦相魏冉。秦桧任宰相（“秦相”），又曾加太师、进封魏国公（“魏公”），故以此喻之。
〔2〕《新唐书·许敬宗传》：“帝东封泰山，以敬宗领使，次濮阳。帝问窦德玄：‘此谓帝丘，何也？’德玄不对。敬宗才曰：‘臣能知之。昔帝颛顼始居此地，以王天下……由颛顼所居，故曰帝丘。’”按，许敬宗为唐高宗宰相，为人奸佞。秦桧为宋高宗相，故相拟之。
〔3〕天极喻皇帝之尊；八重，少九重一层。天极八重，指宰辅接近君王，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4〕《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引《天文录》曰：“三台星，一名三能，一名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天曰三台。”此为秦桧虽居三公之位，然必至身败名裂而后已。
〔5〕《晋书·谢安传》：“（简文）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此喻秦桧乞和之策，实乃将移宋祚之举措。
〔6〕自注：“暮年起大狱，必杀张德远、胡邦衡等五十余人，不知诸公杀尽，将欲何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节似苏子卿而晚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