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1〕》
出入西垣与内廷〔2〕，十年四度直承明。又为太守黄州去，依旧郎官白发生。贫有妻贤须薄禄，老无田宅可归耕。未甘便葬江鱼腹〔3〕，敢向台阶请罪名。（2册页801）
笺说：
翰林学士之职，自中唐时已有内相之美誉。宋初以降，翰林学士更成为文官进入权力中枢之捷径，最为人艳羡，太宗、真宗两朝，宰辅中词臣出身者占绝大多数，其入主中枢之前的职务几乎无一例外是翰林学士。据宋人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所载，太宗朝情况如下：“雍熙元年十一月，翰林学士迁左谏议李穆，翰林学士、都官员外郎吕蒙正，翰林学士、都官郎中、知制诰李至三人并参知政事。淳化二年九月，翰林学士迁给事中贾黄中、李沆并参知政事。淳化四年十月，翰林直学士迁给事中苏易简参知政事。至道元年正月，翰林学士迁右谏议大夫钱若水同知枢密院事。”真宗朝情况如下：“咸平三年二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王旦同知枢密院事。同年四月，知制诰、翰林学士迁左谏议大夫王钦若参知政事。景德元年七月，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迁吏部侍郎毕士安参知政事。景德三年二月，知制诰、翰林学士迁右谏议大夫赵安仁参知政事。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知制诰兼龙图阁学士迁刑部侍郎、会灵观使陈彭年与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知制诰迁左谏议大夫王曾并参知政事。天禧元年九月，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迁给事中李迪参知政事。天禧四年八月，翰林学士、刑部侍郎、知制诰钱惟演任枢密副使。”可见，太宗、真宗两朝翰林学士一职几乎是词臣主政之前必践的清要之职。翰林学士晋升机遇空前提高，不但恢复甚至远远超出中唐之局面。时人对翰林学士一职之重视，由王禹偁此诗可见一斑。《宋史·王禹偁传》载：“咸平初，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诗当作于是时。其后不久，王禹偁即于咸平四年（1001）卒于外任，故是诗可谓王氏一生仕宦履历之总结，尤以“出入西垣与内廷，十年四度直承明”一联最为紧要。按，王禹偁早年以文学受知，“三直西掖，一入翰林”（《小畜外集》）既为其最得意之经历，亦透露出其仕途之坎坷。至道元年（995）正月，王禹偁甫任翰林学士不久即遭外放滁州，五月，照例上表谢恩，流露出对自己任职翰林学士履历的看重：“翰林学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来，御前放人之后，从吕蒙正而下，拜此职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预其数，由于圣选，不为不精。数月之间，忽然罢去，众情尚或惊骇，微臣岂不忧惶。”考南宋人洪遵《翰苑群书》收太祖建隆元年（960）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学士年表》记载，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即位以来，任翰林学士者只有汤悦、徐铉、扈蒙三人。太平兴国四年（979），汤悦罢，就只剩徐、扈二人。到太平兴国八年（983）五月，突然增补吕蒙正、李至、李穆、宋白、贾黄中五人为翰林学士，六月，徐铉罢翰林学士，十一月，又除吕蒙正、李至、李穆三人参知政事。此后，雍熙二年（985）增补了苏易简；端拱二年（989）增补了李沆；淳化二年（991）增补了韩丕、毕士安；淳化四年（993）增补了张洎、钱若水。其间，扈蒙、韩丕、毕士安相继罢职，而贾黄中、李沆、苏易简又陆续离任而参知政事，钱若水同知枢密院。学士院中进进出出，到至道元年（995）正月王禹偁、宋湜二人拜翰林学士时，加上此前尚在任的翰林学士张洎、宋白，此时朝中翰林学士仅四人——如果我们从吕蒙正等人主政之后算起，到王禹偁任翰林学士为止，新除的翰林学士有苏易简、李沆、韩丕、毕士安、张洎、钱若水、宋湜、王禹偁，恰如王禹偁所说：“从吕蒙正而下，拜此职者止有八人。”雍熙元年（984），吕蒙正等一批翰林学士的人事调动，是宋代翰林学士迅速入主政治中枢的首次显示，此事对后来继任者的暗示、激励作用可想而知。而吕蒙正之后的八人中，又有四人位至宰辅，其中张洎更是在与王禹偁共事的当年四月除拜参知政事，堪称近在咫尺的榜样。有着众多前辈及同僚的先例，王禹偁可谓缙绅之望、文官之英，其自我期许不待言；而终未能进入权力中枢，其失望之情亦可想而知（参见曾祥波《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此诗据翰林学士入拜中枢要职之人事惯例，以“请罪”之说，行“问难”之责，实可谓“愤怒出诗人”也。
疏证：
〔1〕《宋史·职官志》：“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各除。”是说未确。南宋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一“读疑”条：“明道二年，集贤、平章事张士逊加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不知并加二馆职何也？”可见即使渊博如程大昌者已不甚清楚。按，宰辅兼职之制，南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一“监修提举国史”条载之较明：“祖宗时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监修国史，次集贤。昭文虽首相始得之，然但虚名，独监修国史有职事为重也，若止除两相，则首相监修。”（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三馆秘阁”条所载亦同。）
〔2〕西垣，指知制诰之职的办公场所。与翰林学士居于内廷、称为“内制”相对应，故知制诰亦称“外制”。按，翰林学士自唐代设立以来，往往由曾知制诰者担任（唐代领知制诰者的正式官职是中书舍人，而北宋前期实行使职差遣制，中书舍人只是表明品序高低的寄禄官职，实不任事，而以他官领知制诰者实掌外制之职），宋初太宗、真宗两朝也沿袭这一惯例。英宗治平元年，时任翰林学士的张方平《上英宗乞知制诰详择人材》称：“知制诰之职，所以代王言为诰令，由此召入禁林充学士……其修起居注、史馆修撰，即次除知制诰之资序也……必其人流品才地、辞学器识，他日可以备大臣之用，而后擢处其职。”也就是说，馆阁词臣之优异者，选拔为知制诰；而知制诰之优者，提拔为翰林学士；位居翰林学士之后往往有很大机会入主中枢参政。要之，“馆阁—两制—两府”的升迁途径正是相当多宋代词臣常规、有效的仕宦历程，其中知制诰升任翰林学士正是“两制”这个中间环节的内部迁转流通渠道，因此，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知制诰之“西垣外制”与翰林学士之“内廷内制”在出身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3〕以屈原遭诬被放逐之事自喻，按王禹偁《得昭文李学士书，报以二绝》：“谪居不敢咏江蓠，日永门闲何所为。”《南郊大礼诗》其一：“迁客生还知有望，商山不敢读《离骚》。”皆用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