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民《扈从航海》

云涛雪浪蹙天浮，隐隐征帆去未休。蛟蜃伏藏舟楫稳，将军何用说防秋〔1〕。（27册页17501）

笺说：

建炎三年（1129）八月，金人入侵。十一月，建康陷落。高宗由建康经镇江、平江、杭州、越州逃至明州，又航海至舟山群岛，再航海至台州、温州（见《宋史·高宗本纪》、王明清《挥麈第三录》卷一引《中书舍人李正民乘桴记》）。此诗讽刺高宗入海事，其意义在于透露了高宗选择驻跸临安，乃因其地便于出海逃避。临安的地理位置，淳熙十五年陈亮所作《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龙川集》卷一）称：“吴会者……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岭，东北则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泽横亘其前，虽有戎马百万，何所用之？……独海道可以径达吴会，而海道之险，吴儿习舟楫者之所畏，敌人能以轻师而径至乎？”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秦桧就提出要在入海口岸做好以海道逃遁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九“建炎四年十有一月癸亥”条载：“癸亥，礼部尚书秦桧言：‘臣伏闻敌骑宿留江北，或传迤逦渡淮，欲往海州。度其所长，恐未必有肯舍轻骑，拏舟南渡。然在国家万全之计，每事不得不备。窃见海州入海，当由东海县及淮口，丁衤异、马皋地分。通州入海，当由料角及东沙，汲域、陆戡地分。乞下逐处取军令状，氵页管专一探报，不得怠慢透漏。候得将来平安，却与优加褒赏。其东沙以西，金山、钱塘江及秀州平江府、江阴军、镇江、建康府对岸去处，臣不能尽知，乞逐一依东海县淮口等处施行，免致万一误事。’从之。”稍后果然奏效。史载秦桧本人由金逃归就是经由海上路线，可见他对此道的选择颇有心得。终高宗朝，由海道出逃是常备的避难捷径。如绍兴三年（1133）九月，传闻金人将入侵，高宗布置防务，将重兵及禁卫亲兵部队安排在沿海港口地段，作海上逃避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八“绍兴三年九月乙亥”条载：“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为建康、镇江府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镇江府……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阴军沿海地分。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武泰军节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为检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仍诏仲荀以绍兴府温台明州为地分，自帅府外应统兵官并得节制。”绍兴四年（1134），知建康府吕祉等人作《东南防守利便》三卷，称：“今驻跸临安，僻在海隅，诸将重兵皆屯江左，相去远矣。以臣观之，必于沿江一带措置，而移跸向前，然后可以系南北离散之心，慰四海来苏之望，鼓作士气，以待天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七“绍兴四年六月”）所言正为绍兴三年（1133）高宗准备避地海上而发。然直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情况依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绍兴三十有一年六月”条载：“何宋英上书言今国势危于累卵，而方且费国用造御舟乃于海岸，欲为避寇之计。”可知高宗在朝野一致以建康为建都之议首选之舆论下，仍旧以临安为行在之原因所在也。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高宗驻跸”条称：“高宗六龙未知所驻，尝幸楚，幸吴，幸越，俱不契圣虑。暨观钱唐表里江湖之胜，则叹曰：‘吾舍此何适？’时吕公颐浩提师于外，以书御帝曰：‘敌人专以圣躬为言，今驻跸钱唐，足以避其锋，伐其谋。’近名公谓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娱，皆秦桧之罪。桧之罪在于诛名将，窜善类，从臾贬号，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计，盖决于帝而赞成于颐浩也。或谓徽宗尝寤钱王而诞高宗，盖因定都从而附会云。”

疏证：

〔1〕此句言外之意谓，面对金人威胁，高宗以海道逃亡为首要之选（“舟楫稳”），故“防秋”之事可以付之阙如（“将军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