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在1978—2011年期间，经济实现了年平均9.8%的实际增长率，是同一时期世界上最好的增长绩效。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大约在2014年或者2015年，中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IMF, 2014）。然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显著降低，并且官方和经济学者普遍认可这是一种趋势性的“新常态”。然而，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预期之争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本上还在于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原因，从而对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没有达成共识。

一般来说，进行经济增长速度预测往往基于某种方法论。常见的自然是传统的外推法，即用以往的速度外推将来。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Fogel, 2009）列举了中国表现出的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预测在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达到123.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0%，为美国经济总量的2.95倍。根据对中美两国人口的预测，届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将超过美国。

如此预测经济增长在方法论上的根本问题在于，这种方法没有考虑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而且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终究要经历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而一系列影响增长速度的参数也就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慢，而赶超型国家则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先后在2004年经历了表现为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刘易斯转折点，以及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失点，中国已经发生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实质性变化，因此，依据传统的预测方法将不再能够准确判断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作为对于上述传统方法的修正，最近的文献出现了一些依据不同方法论的引人注目的研究。首先是依据经济增长的“趋同”（convergence）假说进行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这类研究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以及“后发优势”理论假说出发，以人均GDP为参照标准，把中国目前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特别是与东亚经济体的特定时期进行类比，判断中国今后一段类似时期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例如，按照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1%，根据一些先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即日本在1950年到达类似的发展水平，新加坡在1966年到达类似的发展水平，中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到达类似的发展水平，以及韩国在1976年到达类似的发展水平，在此之后大约20年的时间里，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这类研究预期中国可以靠后发优势继续实现较高的赶超速度（林毅夫，2013）。

作为一种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和预期，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预测有其参考价值，但是，这种预测本身并不能告诉人们预测结果中所包含的“潜力”因素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挖掘，因此，其预测结果常常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就是可以无条件达到的增长速度。这种依据趋同假说所做的经济增长预测，固然弥补了传统的外推法未能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不足，但是，这种方法把人均GDP当作经济发展阶段的唯一标准，在方法论上也有缺陷。由于我们这里考虑的是经济增长可能达到速度的潜力问题，人均GDP一个指标显然不能包打天下，完整地表征一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与素以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著称的东亚经济体进行比较的时候，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例如，如果我们以劳动年龄人口（working age population）停止增长、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从下降转为提高趋势的人口转折点作为参照，中国目前大体上相当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阶段，而自那时以来日本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不到1个百分点。

最近以来一种颇具影响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依据一个统计规律即所谓的“趋中律”（regression to the mean或翻译为“回归到均值”）进行的。这个统计规律认为，任何异常强劲的经济增长，终究要回归到世界平均值上。按照这个“规律”，有学者估计，中国在2013—2023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5.01%, 2023—2033年更进一步降低到3.28%（Pritchett & Summers, 2014）。但是，这里采用的花哨（fancy）“规律”，充其量只是一个统计现象，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难以对得出的减速判断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解释。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或许是有依据的，但是，印度则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收获期，用这样的“趋中律”预测印度经济减速，则至少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例如，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就预测在2016—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会超过中国（孔军，2014）。

基于类似的方法论，而又似乎可以填补前述研究缺乏对减速原因分析的不足，是另外一项引用率很高的研究（Eichengree, et al., 2011）。这一研究认为，高速增长终究要止于某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根据大量国家数据，该文作者们发现，一般而言在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经济增长开始显著地减速，减速程度为从以往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6.8%，降低到随后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3.3%。由于中国预计在2015年到达这个门槛，所以中国未来增长速度下降是可以预期的。虽然作者做出了许多（特别是针对中国）关于减速原因的分析，不过，这个统计经验同样是因为包括了太多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数据，以致无法找到能够解释减速的具有一致性的原因。

实际上，如何解释过去高速增长，必然影响对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我们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根据我们的测算，由劳动人口增加、抚养比降低和教育程度提高，中国的人口红利对高速经济增长贡献了1/4，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甚至在未来将出现“人口负债”。可以说，正是由于人口红利的终结，才导致了2012年以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下降。

在经济学文献中，人口红利通常是指特定人口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当一个国家经历人口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时，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供给如劳动力将迅速增加，资本回报率会保持较高水平，劳动力转移将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将经历三个阶段：①“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②“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③“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而人口红利常常出现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通常都伴随了人口红利（Williamson, 1997）。

随着人口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人口转型将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人口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也终将消失。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消失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供给减少，特别是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减少；与此同时，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此外，当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再持续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也会下降。因此，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消失时其潜在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

2011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如果按照15—64岁计算，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开始下降，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根据Cai和Lu（2013）以及陆旸和蔡昉（2014）的测算，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从之前10%左右的水平逐渐下降到今后十年6%—7%的水平。这显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Eichengreen等（2011）采用多国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当人均收入达到17000美元（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PWT6.3数据）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将急速下降至少2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或在2015年前后出现经济减速。然而，他们的研究同时指出，一些经济因素也能够使减速点推迟或提前。其中一个因素是，更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了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可能性，因为更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与低储蓄率和放缓的劳动参与率相关。中国所具有的“未富先老”特征无疑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提前到来。不过Eichengreen等（2011）也强调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不是一个铁律”，“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下降之间不可能是一个机械的关系”，“高速经济增长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还将取决于经济政策”。例如，阿根廷、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挪威、葡萄牙、新加坡等国家、地区，通过经济改革又产生了一段时期的快速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生产要素供给和TFP的提高面临着制度障碍，因此，通过改革清除这些障碍将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存在的制度性障碍越大，改革越彻底，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就越显著，即所谓改革红利。本文将对各种体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增长效果进行模拟，即模拟增长核算方程中，通过改革措施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幅度，以及哪种改革措施在短期和长期条件下更为有效。最终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如何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从而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第二，中国的改革红利对经济增长将产生多大的贡献。文章的整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改革红利的理论逻辑。第三部分是估算改革红利的模型和具体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主要估计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增加教育年限和增加培训、提高劳动参与率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增长效应，从而估算出改革红利的大小和长短期效应。第四部分将根据改革红利的估计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改革的优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