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大一统”基因的密码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正所谓“条约制度靠武力建立起来，也只有用炮舰外交去维持”。从1842年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依靠这种“炮舰外交”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30多个，这些条约带给中国的是国家主权沦丧、领土分割和超乎想象的巨额赔款。据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统计，从1550年至1800年的近两个半世纪中，通过贸易流入中国和中国自产的白银大约为60000吨，而从1840年到1900年的60年间，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勒索的赔款“连利息共约13亿两白银”。也就是说，人口已逾4亿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要承担3两白银的“债务”。这种掠夺在世界历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向外来侵略者赔款，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强盗逻辑，马克思认为这是“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英国人以“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因此，在进入20世纪之际，中国的大清王朝气数已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数百年中变成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迅速步入现代发达国家，靠殖民侵略所掠夺的财富、所利用的廉价劳动力和所开拓的产品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发展动能。

从秦王朝到清王朝，中国的历史在统一的中原王朝政治结构中走过了两千年。在西方历史学家的视界中，欧洲历史上“重建帝国的屡次尝试都失败了，部分原因是这一地区特有的某些内部弱点，另一部分原因是无休止的游牧民入侵造成的骚乱与破坏”；然而，“在中国，汉朝也发生了崩溃，但是它有其他王朝相续，尽管其间有相对短暂的间歇。因此，中国的文明一直处于兴盛时期，几乎没有间断，直至我们所处的时代”。这的确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历史。事实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跨越长城、问鼎中原的频率，引起的战争和破坏，绝对不会少于欧洲的历史经历，但是中华文明及其产生的中原王朝体制建构的国家历史认同却积淀深厚。游牧民族的强弓劲弩争得“天下”，而实施统治“仍只得屈服于被他们夺取了皇位的国家的法律”，因为这种“天下一统”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历史证明，中国自秦朝统一、建立中原王朝之后，无论是“五方之民”后裔的哪一个“族类”群体入主中原，都会承袭、认同和维护这一王朝体制。对此，宋代名臣富弼认为：契丹、西夏之所以具有与宋朝抗衡的优势，不仅在于兵强将勇，而且在于他们“称中国位号，方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这就是中国历史基因的密码。秦汉、隋唐、元朝、清朝这四次大统一，以及期间难以尽数的王朝和政权，都是“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互动交融的历史记录，也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且不论蒙古人、满洲人建立的中国大一统江山，“更早的胡人入侵，非但不是分裂中国，事实上反而是导致中华帝国的重建与再统一”。“天下统一”之大道，“因俗而治”之方略，“和而不同”之目标，贯穿了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懈的内在逻辑。“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共同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那么，迈入近代世界历史门槛的中国，结束了封建王朝历史后的中国，是否能够继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显然，这不是一个顺历史的自然就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近代的中国已经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制之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中挣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完成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侵占和殖民之后，攫取中国陆路边疆地区的利益、割占领土和肢解中国的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当时，英国已经将印度变为其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并且通过分而治之的政治伎俩“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图谋从南亚次大陆深入亚洲腹地。通过入侵西藏地区、与沙俄势力在中国新疆地区乃至中亚进行角逐，其利用的因素首先是民族关系问题。不过，正如马克思当时的预言：“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印度，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无法改变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