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跪拜”与“行礼”的悲歌

1793年7月，英国使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率领庞大的船队抵达中国，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建立贸易关系。然而，中国“康乾盛世”的优越自傲折射出的中英文化礼仪之争，使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请求。当时，关于英国使臣觐见乾隆皇帝是“单膝行礼”还是“跪拜磕头”的礼仪之争，的确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而且表面上也成为导致这次交往失败的原因。但是，在这一礼仪之争的背后，却是东西方之间一次重要的政治文化碰撞，即大英帝国“主权平等”的观念与清王朝“差序包容”的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大英帝国使臣通商中国的失败，虽然反映了中国传统“中心—边缘”观念的世界性放大，但是也预示了中国封建王朝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严峻挑战。

中国在清朝时期，虽然在很多方面仍保持了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它所面对的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西方世界在殖民贸易的商业革命推动下不断积蓄着工业革命的势能。而世界的东方、中国一直是欧洲人的“大陆神话”，因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中国、日本和印度居于前列，东南亚和西亚紧随其后”。欧洲开拓海外市场的“全球冲动”，不仅得到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支撑，而且其自身的经济实力也具备了日益增长的优势。到183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在全球的比重从1800年的28.1%上升为34.2%，而中国则从1800年的33.3%下降为29.8%。这种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对比，使欧洲人不再满足于几个沿海港口的贸易，而将眼光转向了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马嘎尔尼中国之行的失败，促使英国以鸦片为主的走私贸易侵袭中国，最终爆发了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

在19世纪的西方文献中，对1840年中英之间爆发鸦片战争的原因及其影响，揭露最深刻的莫过于1858年卡尔·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他指出：“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的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马克思将这一古老帝国“激于道义”的抵制和现代帝国谋求“贱买贵卖的特权”之间的对抗，称为“这是令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鸦片贸易不仅作为“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为早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输了血”，而且也成为抵销长久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最有效的“商品”，中国的白银资本随之大量外流，清朝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流通“由于总额约达700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入严重的混乱”。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使充满历史优越感的“天朝大国”被迫对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大门，中国被纳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为此，中国被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1840年开始，中国翻开了近代的历史。这一突如其来的历史变故，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束缚田亩的农民，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王朝面对的不再是千百年来的“中心—边缘”互动关系中，那些引弓搭箭、挥舞弯刀的游牧铁骑，而是来自欧陆、西洋和东洋“船坚炮利”的“外夷”。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虽然在民间早已普及为烟花爆竹，而且也在军事上出现了初级的火箭、火枪、火炮等火器。但是，西方人却以冶金、机械、工艺的优势，制造了更为精良有效的枪弹和火炮。

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就，在古老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又一笔的灾难记录：1842年英国占据了香港；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将具有150多年历史的中西合璧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毁灭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园林建筑艺术宫殿；1894年清朝海军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00年，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洗劫故宫。这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加剧了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民族冲突和国家衰落，加快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过程。其间，中国的陆路边疆地区的危机也接踵而至，中国被肢解、分裂的危险日益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