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资本：致富能人村支书的权力之路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甚至个体经营户都被视作没落的资产阶级或者小农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残余力量，因而政治上“落后”、社会地位低下，在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中沦为被批判、斗争的对象。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商业活动的兴旺，也令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阶层得以重新发展起来，并逐渐进入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允许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经典列宁主义有关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论述基础上，因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条件，对建党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实际上给予已具雏形的中国私营经济精英阶层以政治上的入场许可。
然而，在地方基层社会，党的全国大会所作出的政治决定尚不能立刻成为一个足以使私营企业主获得实际政治权力的行政命令。在中国政体的最基层，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阶层得以重新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不仅仅是由党中央的意志从上至下来完成的；相反，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在地的”（localized）社会和政治过程，几乎涵盖农村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们将经济上的成功、雄厚的个人财富及中央的政治论述结合起来，在农村社区将之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声望和实在权力。在庆县，这个复杂的转换过程主要透过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参与三种形式的活动来实现，即：慈善活动、社区服务，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商业协作。透过参与以上活动，这些经济成功人士“巧妙地”运用自身的经济财富来赢得社区信任、政府承认，最终获得政治委任。
慈善活动
中国农村的经济精英与其所在的乡村社区生活存在根源性的关联。他们的社会联系、政治影响或经营活动与村庄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网络紧密交织。基于中国农村传统讲究“本乡本土”的地方主义道德观，这些经济成功人士在致富之后往往仍比较看重自己所在的乡村社区的福祉与集体利益。他们通过长期赞助本村的慈善活动，逐渐经营出一个为本乡本土社区“无私奉献”的慈善家形象，有效地消弭了社区其他成员对先富阶层尚存的道德质疑，并进而获得社区乡亲的信任、支持以及赞许。
在庆县，富裕的生意人家庭往往在自己村庄的不同公共建设工程或者福利项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为这些公共工程或者福利项目提供资金资助，并协调或者帮助工程和项目的进行。譬如，一些私营企业家出面洽谈本村的公共建设项目，以帮助这些工程以优惠价格获得建筑材料；或者在预算资金有限时，他们会在运输费用等方面给予补助或者免费服务。当一些受雇于自己企业的村民员工需要为公共建设项目义务帮工时，私营企业主乐于为他们提供带薪假。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也时常为旨在照顾村庄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或教育项目给予直接捐助，例如为学校捐建校舍、为贫苦学生提供学费资助或者为老年人提供医疗费用补助等。这些不同形式的社区捐助都是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为社区提供服务和获得支援的重要途径。
由于中央财政对村庄公共服务所能够提供的转移支付资金长期不足，自从21世纪初国家农业税被取消后，地方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对村级公共建设项目的赞助和参与显得日益重要。
“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
“发家”是中国农村每家每户的梦想。作为幸运地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成为先富阶层的一员，庆县的私营企业主和其他致富能人往往觉得他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义务去帮助尚未脱贫的乡亲父老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这些村庄经济精英常常怀着这种“基于乡土之情的道德义务”（Noblesse oblige）为村庄社区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这些贡献的客观结果也成为他们日后获得村民支持的重要政治资历。在庆县，先富阶层人士对乡亲们提供的类似帮助主要体现在雇佣关系上，特别是企业管理层职务的招聘。获聘在私营企业的管理岗位工作的村民除了赚取较高的经济收入之外，同时也获得有用的商业知识和管理技能。此外，企业的初级岗位（譬如实习员工和学徒工等），亦为村庄的年轻人提供了切实帮助——因为缺乏必要的职业培训是农村青年在大中城市打工求职所面临的一大障碍。由这些本乡本土的私营企业主所提供的宝贵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以及企业家自身作为成功人士的榜样作用，使他们也得到村庄社区年轻一代村民的尊敬与支持。
在庆县，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尤其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向他们同一家族的远近亲戚分享宝贵的市场讯息和知识。在某些社区，这种无私慷慨帮助的效果格外突出。譬如，同一姓氏的多个农民家庭往往经营一样的生意行当，又或是作为互补型的商业形式经营上下游生意。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在先富阶层影响下村民积极致富的强大的惯性作用，也彰显了先富起来的农村企业家阶层对其所处的村庄社区所产生的正面榜样效应。
有时，私营企业主和其他致富能人也通过亲身率领或资助村民们的集体抗议行动，来实践他们对于村庄社区的“义务”。这些集体行动涵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法律诉讼、抗议、请愿、示威以及基于宗族或历史仇恨的武装械斗等。在庆县，私营企业主们通常为与村庄集体利益攸关的集体行动在金钱上提供慷慨资助。他们也会在集体行动过程中提供专业建议、扮演领导角色，甚至偶尔会动用他们在社会上的人脉关系去帮助村民赢得满意的结果。通过支援、参与甚至领导这些集体行动，私营企业主们不仅在本地乡村社区树立了极其高大的形象，也令地方党政领导注意到他们潜在的强大动员号召力，其潜在作用越大则越促使政权愿意吸纳这些能人进入体制之内。
与政府部门的商业合作
地方经济精英与政府部门进行商业合作，更是在有利可图的同时获得了政治资本。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庆县一些村委会逐渐把以往由集体所有的工厂和保留的“集体用地”转租给私营企业主经营。这些企业家向村委会缴纳一定比例的年度利润，以此换取对所获企业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实际上，不少私营企业主正是通过这样的商业合作挖掘到人生“第一桶金”。通过长期商业合作，私营企业主和地方党政部门建立起利益关系，并进一步培养互信。双方的良好关系在之后的村支书选拔过程中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