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念界定

城乡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中关于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当今社会不同领域的人们致力探讨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如果把研究的时限移至当代，从空间科学、经济地理、人文社会、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等多重复合视角反观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城乡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人们对与城乡一体化相关问题的提法各种各样。比较常见的概念主要包括城乡融合发展、城乡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良性互动、城乡社会和谐、新型城乡关系、城乡结构优化以及与以上概念存在紧密联系的新型城市化、乡村城市化、城市区域化、区域城市化、城乡边缘区、城镇群、都市圈，等等。这些各有差异但又相互关联的概念与城乡一体化概念一道，伴随政府、研究机构和公众媒体等在不同场合的宣讲纷纷进入主流话语，构成人们对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与进步的目标期待与概念描述。我们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主要由经济力量驱动和主宰的过程，也是一个原有的社会结构迅速重构和新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形成的过程。不仅如此，中国城乡区域发展的复杂属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与汉语言文字表达意义的丰富性，决定了本研究无法就以上提到的有关城乡发展的各个概念逐一进行系统深入的解读。为了科学探求和规范阐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及其相关重要问题，为了消除由于概念界定的误差可能导致的研究目的和方向发生的偏差，特别针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无法绕开的概念——城市与乡村、城乡一体化、新型城乡形态等，非常有必要对本书中涉及的核心概念与关键范畴进行深入探讨和明确界定，这一基础问题构成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 城乡一体化

（一）城市与乡村

空间聚集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城市与乡村作为一种存在显著差异的非均质经济空间单元，构成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实体；城市与乡村在其表现形式与运行机制上的重大区别，既是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反映，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城市的起源与演变历程表明，城市的发展历经前农业化时代居无定所的乡村聚落、农业化时代的城市规模扩大和功能完善、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城市及后工业化社会的全球化城市、都市圈等几次重大变革。进入21世纪后，城市逐步步入网络化、可持续发展和精明增长、低碳城市发展时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在经过初始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随时间变化的S形曲线演变规律；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发展历史也不长，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碰到了远比发达国家曾经遭遇的更为严重的各类城乡发展问题。

什么是城市与乡村，如何认识城市与乡村，历来是学术研究领域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概念范畴。作为一对紧密关联的概念，城市与乡村的内涵可以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及空间布局、建筑聚落、形态演变等多个角度进行界定。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其城市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根据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1949年以前中国城市发展历经城市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近现代时期等三个阶段。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城乡二元体制管理模式以来，中国形成了市（州）、县（区）、乡/镇三种基本社会聚集格局。其中，城市在政治领域是经国务院批准而设置的人民政府所在地，通常有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以非农业人口居多等特点，它也同时兼有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功能。乡（村/社区）则是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它在上连国家政权组织、下连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户方面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通常以农业产业和农业人口为主体。与城乡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是镇（小城镇），它也是经政府批准成立、按行政建制设立的，通常规模比城市小但又初步具备了城市基本要素，是农村脱离自然状态向城市化发展迈进的第一步；其辖村委会和居委会两种组织形式；小城镇虽然在行政级别上与乡相同，但它的功能远超过乡。目前，几乎所有地区已将镇改名为街道办，但其功能仍与镇大致相同。

综上所述，任何研究拟从综合角度和现代意义严格界定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及其影响界限绝非易事，即使在某一特定区域划分二者的地理界限，也多属行政区划和行政治理要求，这对城市与乡村的科学内涵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释意义。特别是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现代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大规模人口的乡—城迁移与流动、城市开发区与各类小区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城乡居民生活生产方式的相互促进、城郊现代休闲观光旅游、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乡在区域尺度上的空间交错镶嵌分布，城乡界限日益模糊，城乡联系作用不断加强，城乡形态与结构不断发生演化，使得城乡一体化发展态势日渐显现。本书在21世纪城乡发展特定阶段讨论中国城乡一体化及城乡形态问题时，将“城市”界定为广义上的包括乡村以外的一切（类）城市（区/聚落）、街道办、小城镇等；将“乡村”界定为主要依靠自然过程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相对稀少分散的城市以外农村和农民聚居区域。

（二）城乡一体化

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城乡一体化问题，不仅涉及经济社会、自然地理与空间形态，而且涉及文化生活、建筑景观与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基于认识背景和研究目标的差异，不同学者、阶层对城乡一体化概念融入不同的内容并形成不同的理解。从人类思想发展史和哲学意义考察，城乡一体化反映了人类对城乡认识和发展观的跃进，是城乡区域在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中对自身否定之否定的趋势与规律，表现为伴随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物质与意识的动态协调。从经济社会学意义考察，城乡一体化是在一定的时空尺度和条件下，城乡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等各个子系统内部及其系统之间的发展过程与相互作用关系，是城乡在社会分工、要素/能量流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紧密结合，要求人们必须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考虑，使城市和乡村发挥各自优势，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促进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最终实现城乡劳动者的全面自由发展。空间/区域经济与规划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是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给城乡建设带来的众多问题，而对特定时空城乡未来的发展方式、土地利用结构、空间布局、重点开发区和重点部门提出的总体蓝图和战略谋划，它特别强调人类的计划、控制、管理、协调与干预等主观能动性在相对发达城市与相对欠发达农村的自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是为有效应对破解实际问题而提出的风险性防范政策措施与系统安排。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城乡一体化，则立足城乡生态环境系统的互动结合，重在保证城乡自然生态过程的畅通有序和健康协调，强调城乡人类的活动必须考虑区域承载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重视人—地关系的协调，从而取得最佳的生态发展效益。

在进行概念界定时，我们从经济学视角强调了本研究所指的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涵盖内容非常宽泛松散的综合体，包含了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城乡良性互动、城乡布局结构、城乡空间形态、城乡联系紧密、城乡和谐社会等诸多能够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认识城乡一体化，可以将城乡一体化融入区域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的过程中去理解，城乡一体化是构成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了城乡经济、空间布局、人口就业、市场发展、社会形态、制度设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教文体卫等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相对均等化。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使城乡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信息、资源等要素在地域上相互邻近的城乡区域单元之间进行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从而实现三次产业连接联动发展新格局，使城乡在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生活水平及生态环境等方面广泛融合，形成相互依托、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共同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使城市和乡村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最终实现城乡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构成不同层次的复杂系统的全面融合与协调发展，这是城乡一体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容。

（三）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空间区位关系、城乡产业经济关系、城乡居民互动关系、城乡制度文化关系等基本方面以及由此派生的多种衍生关系，如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与农民的关系、农业与市民的关系、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的关系等。在以上关系中，城乡空间区位关系是地理前提和基础，城乡产业经济关系是核心和关键，城乡居民关系是发展的结果，城乡制度文化关系是发展的保障；城乡空间区位决定了城乡的产业分工，产业分工决定了城乡居民的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制度文化润滑着城乡关系的顺利演进；城乡关系的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推进，形成特定条件下具有特定形式的关系网络。

城乡关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含生产力发展，也含生产关系内容；既含经济基础，也含上层建筑；既反映了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也反映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济利益关系。城乡和谐发展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体现；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乡村城市化比重，是改变城乡关系的重要内容。城乡要素是影响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资金、技术、信息、物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它们在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中以要素流的形式出现，彼此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城乡关系的协调需要在城乡之间统筹配置生产要素。根据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的一般理论，社会生产所需产品的数量和比例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合理比例；生产要素的理性流动和合理配置能保证全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投入土地者获得地租，投入资本者获得利息，投入劳动者获得工资，投入管理者获得利润。城乡要素互动是一个动态而持久的过程，在乡村经济发展初期，动态的非均衡双向流动以农村要素流向城市为主，在要素流加强的同时，城市要素流动强度相对提高得更快；在乡村经济发展中期，要素流双向流动发生逆转，以城市要素流向农村为主；在乡村经济发展后期，城乡要素流发生质变，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的互动模式，也正是这种互动的持久性才能使城乡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工业化工程中的农工互动关系，是一种农业剩余转化和农业深化发展的关系。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不仅哺育了工业发展，同时也解放了农业本身，从而拓展了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空间。因此，新时期科学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建立良性互动的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协调城乡关系、优化城乡要素配置、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等；而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互动“以工补农”实现机制，则相应包括富余劳动力转化实现机制和工农贸易转化实现机制。当前，与城市发展相对而言，中国在处理城乡关系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增加农产品剩余、进一步扩大工农贸易量的基础上，加强土地制度创新，加快土地流转和农地集中经营，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降低农业先进技术的利用成本壁垒，加快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组织分工化发展，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单位产量，更大限度地促进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

二 新型城乡形态

（一）形态与城乡形态

空间结构及其组织形式不仅是城乡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投影，也体现了城乡经济活动的空间属性与相互关系。“形态”本意是指形式的构成逻辑，其概念源于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框架与方法思维以及由其衍生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反映了对客观事物演变过程从局部到整体的分析与认识过程。作为西方社会与自然科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形态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学、人类学和传统历史学研究，其后随人类社会发展逐步进入城市发展、乡村聚落等建筑学以及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问题研究视野。

城市形态可以理解为城市社会物质与生态环境的构成逻辑与结构系统，反映的是城市发展演变的形式与状态及其要素逻辑构成关系；城乡产业组织的变迁、要素的配置流动会引起城乡空间结构的演变。在现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文献中，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对城市形态有不同的认识。其中，中国学者熊国平借鉴齐康和武进的成果所界定的城市形态——各种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作用力下的城市物质环境的演变，包括城市的内部结构（城市内部的水平结构 用地结构和功能布局〉与垂直结构〈城市的三维空间〉）和外部形态（城市的建设区边界所构成的城市形状）——对我们最具启发意义。本书更多强调了一般具有人口高度集中、有较强的异质性、建筑密度高、社会结构复杂等基本特征的城市形态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存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不同的城市形态对城乡关系会产生哪些显著影响，这些影响是否有助于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推进。

与此相应，乡村形态通常多指乡村聚落形态，也就是构成乡村区域的各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与物质环境的空间布局结构、延展形式与基本状态。由于乡村形态相对城市形态而言比较分散，因此研究者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散布局中的有一定人口集聚规模的团块状、带（列）状或环形状聚落形态区域，这些布局形态凸显了农村聚落形态受自然、社会经济及风俗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因而不同的乡村聚落形态体现了不同时空条件下特定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乡村形态一般具有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建筑密度低、社会结构较单一等基本特征。

城市与乡村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与基本单元，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对应于不同的城乡形态，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城乡形态的转变，对此人们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的认识。工业革命以前传统农业主导下的城乡形态表现为较强均质性，是农村孕育城市的漫长时期；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化时代，极大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城乡形态之间的差异日趋明显，城市成为主导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典型精华形态，城市的极化作用显著，逐步形成城乡二元分离的传统城乡隔离发展形态。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等诸多“普世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特别是发达区域大城市与都市圈发展过程中的部分扩散和带动效应逐步显现，加之乡村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城乡联系日益紧密，城乡边界日趋模糊，由此便催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的出现。本书认为，城市化、城市扩展和城乡形态演变的动力源于产业的推动，城市转型、乡村发展和新型城乡形态的演变其本质是产业升级带动下的区域功能的提升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传统城乡形态与新型城乡形态的历史演变，反映了人类能动性的干预力量对于实现城乡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重要性。

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社会正在面对和进入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和主要矛盾凸显期，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一方面，主要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非均衡；另一方面，更多表现为全国范围内城市区域与乡村区域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如何缩小这两种非均衡性所导致的诸多差距，先后构成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和策略的基本主线——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崛起、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泛北部湾、成渝试验区、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开发区等建设发展——这些区域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了中国现阶段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整体框架。本书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研究新型城乡形态和探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问题，目的在于通过新型城乡形态分析提出适合不同区域城乡一体化顺利推进的发展路径与对策建议，寻求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体系与制度创新，最终通过新型城乡形态改变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形态，实现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

（二）新型城乡形态

任何概念范畴的提出和被受众所熟知认可，一定有其特定时空定位和背景，对于城乡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我们也只能根据其所处的时空背景来解读，而且概念的转换、新的概念的提出，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城乡形态演变过程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新的认识。检索国内外现有文献资料，新型城乡形态的概念与提法最早来源于2009年年初媒体对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典型做法和基本经验的相关报道。其后，地方政府有关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信息和城乡规划材料中，新型城乡形态字眼更多地出现，并有了对其具体特征的描述和发展目标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系统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问题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张建华，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戴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侯水平、郭晓鸣、盛毅等学者，他们先后科学界定了新型城乡形态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典型形态及其构建策略，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张建华认为：“新型城乡形态是指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界限截然分明的二元结构形态，城乡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要素和物品由政府配给转变为按照市场原则配置，以此为动力诱致的城乡经济结构、物质形态和公共服务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新的城乡联结方式和互动机制。一方面表现为传统农村的巨大变化，改变了单一所有制结构，农业比重大幅度下降，农村的物质形态（包括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趋于城镇化，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城市对周边农村的影响力增强，或者使这些农村承载城市的部分功能，或者形成城乡分工合作并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新型城乡形态正在重塑旧有的城乡结构，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最大化配置和城乡社会结构的最优化构建，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戴宾认为：“所谓新型城乡形态本质上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城乡融合、一体发展过程的存在形式和状态……新型城乡形态包括无形的城乡社会形态和有形的城乡物质空间形态。新型城乡社会形态是建立在城乡统筹、一体发展基础上的城乡社会模式，是新型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和存在状态，包括新型的城乡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新型城乡空间形态是建立在城乡统筹、一体发展基础上的城乡两种聚落关系在空间上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部有机组织状态，是以城乡融合、一体发展为基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城乡聚落的空间组合形式、外部空间形状、内部空间构造以及外观表现形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则通过对成都市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实践总结，提出成都市新型城乡形态的科学内涵，即：“新型城乡形态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趋势，它主要是针对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二元隔离状况提出来的，是在新的宏观背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使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市与乡村的结合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协调发展的一个过程，最终构建一个城市是现代化的城市、农村是现代化的农村，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的网络式空间结构的城乡形态。”从理论的逻辑和回到现实的经验，本书从城乡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统一的眼光认识，所谓“新型城乡形态”，简言之，就是在中国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因自然环境、历史基础、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科技文化因素、制度变迁的影响，城乡区域发展过程中呈现有益于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城乡发展状态与趋势，也即通过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和其他地区城乡一体化实践，能够较好地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相适应、相统一的城乡发展形态特征；并且，“新型”也是个相对而言的地方区域性提法，不一定在各区域存在普适性。尽管中国新型城乡形态之于城乡一体化，还需要现代城乡发展对其进行反思和完善，但是我们仍可从中汲取促进城乡一体化顺利实现的有益滋养。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聚落空间由过去的“同质同构”转变为“异质异构”，逐步趋向差异性发展路径和多元化发展目标。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区域，乡村聚落空间的格局、要素、结构和组织关系等方面呈现加速变动和重构的趋向。乡村聚落空间以多种方式迅速改变着原有面貌——有的向城市化发展，有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有的出现了既有扩张又存在内部空心村的现象，有的则发生了衰退乃至消失，展现了中国乡村空间聚落形态重构的多重场景。不仅如此，当城乡经济社会体制的“二元性”被城乡“一体化”逐步消解与替代，城乡既往的壁垒与边界就会被逐次打破并日渐融合：资本、资金、人口、技术、土地、信息、观念、形象、产品，等等，出现空前的快速流动与重组。这些内容通过不断延伸的城乡高速交通通信网络、借助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将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制度体系、市场价值、文化观念等带到农村，农业因此也变得日益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城乡经济社会的再生产活动也就成为似乎不存在边界的混合体，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形态便或快或慢地退出历史舞台，新型城乡形态便成为悄无声息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秩序重建形式，传统的城乡居民也将在改变城乡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方向中改变自身，实现人的全面转型与自由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新型城乡形态，特指现阶段中国在新型工业化、特色城市化与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步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基于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实践和东部发达区域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更加重视发挥城市主体的辐射拉动作用和强调农村自身的城市化特征与农村工业化过程，促进城市与农村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资源互补、共享、合理配置而出现能够促进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等新型城乡发展形式和状态。进一步讲，新型城乡形态是在城乡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产生并伴随城乡一体化进程呈现不同的演进阶段和特征；现阶段，中国不同区域出现的新型城乡形态是城乡一体化的雏形；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中国城乡发展分割和不协调的发展形态，也是新型城乡形态演化的基本方向和终极目标；新型城乡形态恰恰是城乡一体化推进的逻辑结构与城乡发展日趋协调的规律性的外在表现与基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