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0世纪前半期日本能源问题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20世纪前半期日本能源问题的本质就是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对能源等战略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为满足这种需求所必需的、以科技力为核心的国家实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正如张文木所指出：“国家力量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矛盾，走什么样的道路，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及作为国力之核心的科技发展的状态如何等，都是关键性的问题。而日本的战败正是道路的迷失、制度的劣势、战略的失误、科技的失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一 道路的迷失

在言论环境比较宽松的“大正民主时期”（1912—1926），日本出现了实现“富国强兵”之后日本应走什么道路的大辩论，即所谓“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之争。这场争论是关乎日本为解决“国家力量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应走什么道路的政策之争，也是持有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有识之士与国粹主义保守势力之间的学术之争。

1921年著名评论家、经济学家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发表的“大日本主义的幻想”一文，代表了当时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民民主力量的强烈愿望与呼声。石桥认为，大日本主义的要害就是鼓吹不仅要防卫“主权线”（指日本本土），而且要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日本可以用保护其海外利益为借口，随心所欲地进行侵略扩张。因此，“大日本主义就是依靠领土扩张和保护主义，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

与之相反，“小日本主义则是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个人主义，以达到利国富民之目的”。小日本主义的核心是“产业立国论”，认为领土扩张只能造成四邻皆敌，经济上得不偿失，主张“将国民的全部力量投入学问技术的研究和产业进步，不要建兵营而要建学校，不要造军舰而要盖工厂，以8亿日元军费之一半投入和平产业，使之在几年内面目一新”。

简言之，小日本主义和大日本主义分别给如何解决“国家赋存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开出了不同的处方，前者主张发展和平产业，推进科技进步，开展自由贸易和自由的资本移动；后者则主张推进军备竞赛，向海外扩张，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

当时，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主张不仅是少数派，而且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正如廉德瑰所指出：“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大多数日本人都变得浮躁和膨胀，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皇民化教育，夸大了爱国的精神作用，导致了对武力的疯狂崇拜，大国意识和强国意识弥漫全国，爱国主义演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成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当时的环境下，鼓吹大日本主义是爱国，承认小日本主义就是卖国；因为嫌日俄战后获得的赔偿少，就以打砸抢发泄愤怒；因为不满裁军幅度大于欧美，就可以刺杀首相，形成了谁都不敢被贴上卖国标签的氛围，结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失去了理智，滑向了灾难的深渊。战后，天皇裕仁在写给现在的天皇明仁的一封信中就说：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军部过分强调爱国精神的作用，忽视了国力的差距。”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军部和政府日益加强思想统制和扼杀言论自由，设立了异常严厉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对有良知人士的理性声音进行压抑甚至镇压，在政治上将理性派逼到墙角，才使得日本在所谓大日本主义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时石桥等人主张的“小日本主义”还被认为有“出卖国家利益”之嫌，这意味着当时日本的主流思想对“国家利益”的定位也出现了失误。石桥湛山认为，在日本本土生活的日本人有6000万人（1918年数字），日本的根本“国益”就在于为这6000万人谋幸福，为此日本需要通过与美国、印度、泰国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和自由的资本移动，而不是通过对外扩张和夺取殖民地来确保国益。但石桥的“国益论”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也日益成为少数派议论，其结果，日本国民所认识的“国益”就是“媒体用来吸引大众眼球的‘利益’，诸如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带来的利益才被认为是‘国益’，至于日本国内的民生如何，反而不被认为是‘国益’，而‘优先带枪的人们的利益’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中十五年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历史”。

二 制度的劣势

日本和欧美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作为一个专制的、军事化的封建性资本主义国家，与欧美相比，其政治制度存在着显著劣势，尤其是居于一个国家近代化标识之顶层的政治近代化远远滞后于产业的近代化。郑森禹指出：“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一直没有很好、很完整地发展过。明治维新前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远不及欧美那样彻底。它一开头就跟封建贵族、地主相妥协，而始终保持浓厚的封建残余。”石桥湛山指出，一战后日本虽然成为所谓“世界五大国”之一，但与英、美、法等国相比，“没有像日本那样不光明正大的国家，没有像日本那样缺乏自由平等之精神的、官僚的、军阀的、非民主的国家，日本是远远不及其他四国的下等国，而致使日本国格如此低下的责任不在日本国民，而在包括元老、军阀、官僚、财阀在内的特权阶级”。

从科技的角度看，日本专制制度弊端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压制科学和民主，扼杀言论自由，听不得不同意见，政界、媒体都迎合军部，爱国主义狂热使得不同意见者唯恐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而趋于沉默。科学的理性思考被扼杀，即使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很优秀，即使他们在国家战略上提出了真知灼见，也起不到起码的作用，整个国家被无知、迷信与极权的“三位一体”结合所支配，而专制制度下的权力者总以“一贯正确”自居，毫无反思和反省的意愿，而“反思力”或“反省力”恰恰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力”。

日本的史学者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如下概括：“在明治时代，社会的实际需要集中在法律学和政治学方面”，进入大正时代以后，科学和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经济学的发展十分显著，东京帝国大学里也设立了经济学部（1919年）”。在经济学有所发展的背景下，日本陆军曾在1940年年初组织了主要由民间经济学家组成的“战争经济研究班”（后改名“陆军省主计课别班”）,着手分析被视为假想敌国的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抗战力以及日本的经济战持久力。该研究班的调研报告通过对英美的国力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作出了不宜对美开战的政策建言，并于1941年7月以“英美合作经济抗战力调查”为题，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发表，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杉山元虽然承认“该报告的调查完美无缺”，但判定其内容“违背国策”，并作出将报告书“一烧了之”的处理。

1941年4月，军部又设立了以关东军参谋长坂村襄中将为所长的“总力战研究所”，集中了来自中央官厅、陆海军、民间的36名年轻研究生，从总力战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在1941年8月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对美）战争为我国国力所不容许”，如果开打的话“日本将败北”。这项研究结果于1941年8月下旬在首相官邸有近卫文麿总理、东条英机陆军大臣参加的场合进行了发表，虽然引起了东条英机等人的关心，却未能起到阻止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作用。

1941年陆军参谋本部命令一位名叫新庄健吉的军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去美国进行了三个月的国力调查，其结论是：“日对美的工业力之差为1 ∶ 20；化学工业为1 ∶ 3；要缩小这个差距是不可能的。”此报告内容被传达给近卫总理、外务大臣、陆海军首脑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不仅未引起政府和陆海军的重视，而且遭到海军方面的严词批判：“对美战争正在准备之中，发表这样的数字会对士气产生负面影响。”其后，负责转达这项报告的军官被“惩罚性”地从中央调往前线。其实，山本五十六也曾经说过：“看到得克萨斯的油田群和底特律的汽车工厂，真不应该跟美国打仗。”但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海军只是表示“全听近卫首相的”，而海军之所以不说真话则是担心“如果海军认为不能进行战争，就得不到预算、钢铁和石油，海军的战备就可能得不到加强”，与此同时，日本的海军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一旦作出决定，就自认为是“最完美”、“最正确”的，必须按照既定方针执行，把自己“一贯正确”作为一切行动的前提。比如，海军认定其“大和”战舰的装甲可抵御任何敌人的炮弹，从来不考虑“如果被击破了怎么办”的问题，根本不做“如何对受损伤情况进行控制”的研究。

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两支军队的较量，更是两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尽管日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指出了日美国力的巨大差距，但在既缺乏科学知识又缺乏对科学的起码尊重的日本军部的独断专行体制下，社会科学研究者“人微言轻”，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三 战略的失误

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一系列政变图谋和暗杀行动，日本军队的一部分极端分子推动实现了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体制，一批刚愎自用的军部官僚误读国际形势，独揽政策立案，无视专家意见，不自量力地提出“美国独霸东太平洋，日本独霸西太平洋”的所谓日美“平分太平洋”要求，而日益被军部操纵的日本帝国议会对军部的种种妄自行动未加制止而堕落成为追认战争政策的机构，日本媒体则起劲地煽动民族主义并争先恐后地迎合军队。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问题上，军部曾宣称“三个月之内可以解决中日战争问题”，而实际上打了八年也未能使中国屈服，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线越拉越长，中国战场成了宝贵石油的主要耗费地，也成了成千上万日军官兵的墓穴。由于兵源不足，在日本国内即使掌握高度技术的熟练工人，只要接到一纸“召集令状”也必须立即放下工作上战场，致使日本工业生产的技能劳动者素质（比如在1944年下半年，最大飞机工厂的工人一半是女学生，熟练工仅占10%）和产品质量日益下降，即使武器生产的数量达到要求，质量却很差，故障不断发生，要修理又缺乏替换的零部件或零部件缺乏互换性，导致出现故障的武器被大量丢弃战场。

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不仅迫使日军陷入长期消耗战的泥潭，而且在国际社会上日益赢得美欧诸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其中美国恰恰是日本获取石油进口的最大来源国，随着美国限制对日出口石油等战略物资的政策日益加码，就像越来越勒紧了日本的咽喉，迫使日本错误地走上了对美开战的死路一条。“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还是三年失败。”

随着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日本确实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资源，但是偏偏没有得到最重要的“战争机器的燃料”——石油，这导致日本又犯了一个“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家资源条件不匹配”的错误。英国欧脱莱在《泥足之日本》一书里说：“日本不顾它自己国内原料的贫乏，竟在世界跋扈，真无异于叫泥土之足去支撑千钧的重担，一动就会立刻倾覆。”据“20世纪资源调查委员会”对世界各国军力的调查报告：主要军事力量是以人力、工厂、煤、生铁、石油、硝酸盐、硫黄、铜为基础的，特别是“战争依靠铁和油”这两种非常重要的原料，日本偏是特别缺乏。又据著名的《原料战略论》作者哀美尼的说法，战争所必不可缺的原料主要有下列21种：煤、铁、石油、铜、铝、硝酸盐、硫黄、棉花、锌、橡胶、锰、镍、铬、钨、羊毛、钾、锑、磷酸盐、锡、水银、云母。哀美尼以这些原料为基础，调查了列强在战时的原料自给能力，认为美、英、苏联在上述21种原料中只缺少几种，而最贫乏的恰恰是发动战争的德、意、日，其中德国有18种，意、日各有14、15种不能自给，特别是日本的石油贫乏到极点。如果比较当时日美石油的产量，美国原油生产量是384万桶/日，是日本（5200桶/日）的740倍，这意味着美国半天的原油产量就相当于日本一年的产量；美国炼油能力是466万桶/日，是日本（9万桶/日）的52倍。从质量看，美国生产的是辛烷值100汽油，而日本生产的航空汽油的辛烷值只达到86或87，直到1938年才能生产一部分辛烷值92汽油。日本军部无视日本在能源等重要的战略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通道等方面的明显弱势，居然将战争矛头指向世界能源资源的最大生产国和能源资源通道的最大控制国——美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

诚然，日本在1941年侵占荷属东印度后，得以夺取那里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日军又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即忽视了能源运输线的安全问题，军部十分缺乏应该确保后勤补给和对补给线进行护卫的概念，特别是海军内部被一味地勇往直前的“战斗中心主义”所支配，自信地认为战争所需的石油和运输船舶数都可以确保，石油不足部分可以依靠人造石油、从苏联进口、从南方“回送”得到补充，其结果是人造石油计划失败，从库页岛进口石油被切断，从南方“回送”石油的船只被美国的潜艇和水雷炸沉得所剩无几。由于缺乏保证能源运输线安全的概念，导致日本海军将作战半径扩大到了其国力所不能及的范围。

直到1943年，日军才认真地考虑能源运输线的安全，组织护航船队来防备潜艇对海上运输线的攻击，但他们既缺乏力量又缺乏经验，尤其是忽视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出现的信息战，致使他们报告护航舰队行动的无线电信号被美军截获并破译了密码，等于是“同时向己方和敌方报告”日军船只的准确位置，使美军潜艇得以依靠日军的“引导”，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出击，给日军的运输船和护航船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四 科技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日本东京的照片，在照片下面写着这么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

众所周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落得可耻的惨败下场，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打了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终于被世界人民奋起进行的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怒涛所冲垮。然而，就具体的军事实力的对比而言，不能不看到，在日本军事失败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科技的失败。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然在工业和科技实力方面日益缩小了与欧美的差距，但在日益抬头并夺取了统治地位的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推动下，日本经济日益走上了军事化的畸形发展道路。表1—3显示了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相比美国的这个比例经常高出四五倍，在发动战争的年份甚至高出二十几倍。而在军部统治的淫威之下，即便是日本国会也无权对军事预算进行审议，这样，在武器开发方面日本是有备而来的，是有明确的备战目标的，它依靠巨额军费拼命研制出一些先进的武器，并非是其整个科技实力强大的表现，比如美国的战斗机在开战之初只能续飞两小时，主要是因为美军考虑的是近海和大陆范围内的作战，而没有像日本那样首先考虑远距离的海空作战。事实证明，以强大的民生工业和科技实力做后盾，美国完全有能力制造出性能优越的战斗机，而随着这种战斗机的出现，日军空中优势随之丧失。

当然，日本军事重工业依靠巨额军费刺激确实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军国主义的统治下，不断增加军费成为一种刚性需求，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舰、军用飞机的技术水平迅速追上甚至超过欧美，例如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无论在续航距离、武器装备、最高速度、上升性能、盘旋能力等方面都达到出色的水平，堪称对欧美战斗机进行综合改良设计的“模范”。但这并不能说明日本总的科技实力超过了欧美，因为日本依靠所谓“名人艺”（经过长期训练而成的高超技艺，绝技、绝活儿）造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一时令敌方“闻风丧胆”的“明星级”武器，例如零式战斗机、氧气鱼雷、大和战舰等，但是这类武器虽然十分精密，凝聚着名家技艺之精华，但均不适于大批量生产，其中零式战斗机虽然重量轻，机动灵活，但过于敏感，不稳定，驾驶员的操作难度很大；利用纯氧气的鱼雷虽然威力强大，其射程达4万米，几倍于美国造的鱼雷，但由于射程过长在很多场合导致命中率下降，而且极易发生爆炸事故，其他研发氧气鱼雷的国家考虑到士兵操作的安全性都中止了研发，只有日本成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使用氧气鱼雷的国家；又如“大和”18英寸主炮的射程大大超过美国军舰，堪称技术高超，然而在莱特湾海战中居然“百发百不中”，这是因为大炮炮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费时80秒，等炮弹抵达目标时，敌舰已经逃之夭夭。除此之外，日军对武器还缺乏“标准化”意识，武器制造企业尽其所能发挥技艺专长，对所制造的武器不断进行改良，或任意增加武器功能，其结果造成军舰、军机的种类繁多，成本高昂，给维修和大量生产带来很多困难。有学者指称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是“‘名人艺’与科学之间的战争”，这颇有道理。可以说战前日本武器制造存在着“重技艺，轻科学”的倾向，技艺精良固然是“日本制造”的优点，但跟不上现代科学的发展，技艺与科学脱节，最终导致了科技的失败。

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色就是，武器性能的差别可能在战场上导致决定性后果。比如，只能上升到1万米高空的战斗机，就只能看着飞在1.1万米高空的来袭敌机干瞪眼；日本海军尽管擅长夜战，却被敌方的雷达“治”得无法逞能；在战争末期生产的海军飞机即使机体已经完成，调整起来却费工费时，至交付使用需100小时以上，而美国飞机制成后的调整时间仅需10小时；日军战斗机打开发动机还要预热一段时间，而美军战斗机打开发动机立即就可出发，这在争分夺秒的战场上就是影响战斗胜负的致命差别；日本海军使用的作战飞机的有效率仅为20%（即100架飞机中竟有80架需要“住院治疗”），而当时美国作战飞机的有效率经常保持在80%的水平。日本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直接反映到战场上来，曾导致不计其数的战斗人员因武器质量低下而命丧沙场。

日本制造的武器质量、性能和可靠性日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在统制经济体制下的军工企业大多是以旧财阀为首的垄断大企业，它们结成卡特尔操纵价格，扼杀市场竞争，而且经营者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讨好军部便可争取到武器订单获取丰厚利润，而且只要是军事需要，花多少钱都没关系，这种被“惯坏”的企业自然就没有那种为了应对激烈市场竞争而推进技术革新的动力，垄断大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也远远比不上美国；（2）既然大企业经营者对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不热心，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即便有所发明创造或合理化建议，往往被上级束之高阁，无法推向产业化和实用化，科技人员千辛万苦的努力无法结成实际成果，也就越来越没有干劲，越来越对现状感到不满；（3）科研部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所控制，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科研项目则一味投封建军事官僚们所好，重要的军需工厂（或由轻工业工厂被强制转变过来的军需工厂）均由军部指派校官军人监督，这些军人不懂科技，只知道一味督促达到数量目标而不管质量；（4）由于中国等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军民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动员大批熟练劳动者奔向前线，从而导致生产现场严重缺乏熟练劳动者，当然会严重影响到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显然，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导致日本的生产力的下降，成为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战前日本工业化发展未曾经历过发展耐用消费品这样的、必须经受广大消费者和市场每时每刻严格检验的民品生产发达的阶段，与之对照，美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展了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制造工业，在激烈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民间企业积极开展技术革新，重视质量管理（美国的质量管理方法在战后才传播到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率的工业国，而日本不仅以轻工业品“质次价高”而闻名于世，其重工业产品的质量也很低劣。

显然，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崛起的武器性能优势，是以其全面的科技优势做后盾的，这种全面的科技优势又主要是通过发展汽车、家用电器等强大的民生工业体系而培养起来的。反观日本，虽然在科技方面追赶欧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日本科技在尚未追上欧美之际，走上了重军事轻民生的歧途，加之与欧美关系日趋对立，越来越断绝了从欧美引入先进科技的渠道，致使“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与欧美的技术差距的历史是日本追赶欧美、缩小与欧美的差距后又被欧美拉大差距的历史”。为此，尽管在缓解战前石油危机的过程中，日本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被称为“石油人”的石油科技工作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由于受整体综合科技水平落后的束缚，石油科技工作者再拼命努力也无法摆脱能源困境。而战前日本整体的综合的科技水平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技术人才和资源高度集中于军事部门，导致缺乏市场竞争压力的民生企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形成了军事技术相对先进、民生技术相对落后的“两张皮”状态。

日本的“科技失败”还表现在军部迟迟认识不到信息战的重要性，日本的“联合舰队”居然未设情报参谋，而军令部属下的第三部虽设有担任收集情报任务的部门，但发言力很弱，说话没人听，1942年8月，德国驻日武官警告日军称“（日军）暗号情报存在被美军破译的危险性，应立即改变暗号”，而日本军方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三个月前即1941年9月才正式着手培养通信谍报和暗号解读方面的人才，从大学、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中每年抽调120人作为专职情报人员录用，当这批人才进入第一线时，战局对日不利的大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进入1945年，日军动员东京大学数学专业的师生也来解读暗号，但时已晚矣。可以说，日本在暗号解读等情报战方面完全落败。例如美国太平洋舰队有一位优秀的情报参谋莱顿，在中途岛等战役中，他居然能基本掌握日本海军的动向，以致太平洋舰队司令称：“一个莱顿比巡洋舰还重要。”反过来看日军，几乎没有留下成功解读美军暗号的事例。

在信息战的硬件方面，比如作为美国制造的无线电设备中的真空管，当时陷于技术孤立的日本居然还不能制造，而真空管恰恰是无线电设备的核心器件（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被晶体管所取代，晶体管后来又被集成电路芯片所取代）。

通过解读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能源问题与科技发展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战前日本全面的科技发展水平低下如何制约了日本在20世纪前半期为缓解石油危机所作的努力，从而说明一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与该国整个科技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密不可分，为了全面解决能源安全问题，需要不断加强和提高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和发展水平。

结语

本文开头写道：“能源安全的本质就是能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通过对20世纪前半期日本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能源安全的本质就是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来解决能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来解决能源生产安全与来源安全、能源运输安全与储存安全、能源转换安全与消费安全等问题，而这里说的“科学技术”不单是“能源科学技术”，也不单是“自然科学技术”，更不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所偏重的“军事科学技术”，而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面的、综合的科学技术。

战前日本的能源瓶颈主要表现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石油瓶颈，而这个瓶颈（包括石油及其运输）又恰恰控制在美国手里，致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早遭遇所谓“石油危机”的国家。而迷信武力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争夺西太平洋霸权，居然挑战那个从生产到运输等诸环节控制着日本的石油瓶颈的、国力数倍于己的美国，从而在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牵制下，在太平洋战场上最终从“为了战争的石油”走向“为了石油的战争”，这既违背了正义，也违背了科学。其失败既是非正义战争的失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尊重科学，不懂科技，迷信武力所招致的悲剧，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尊重科学，不懂技术，就不懂能源安全，也不懂战争”的深刻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