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
第一节 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农民价值观嬗变研究
反观人类演变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变革，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变迁，其背后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冲突与撞击。中国经历了数次社会大变革，每次变革都对国人已有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为了适应社会变革，人们都要或多或少调整自己已有的价值观，进而适应社会的发展。然而，每次价值观念的调整都伴随着强烈的文化冲突，特别是我国农村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产业向多种农业产业的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农民价值观深刻而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传统价值观随之悄然发生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尤为显著的就是农民传统价值观的变迁。
一 中国农民价值观研究及其反思
农业不仅在中国起步较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其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农耕文化不仅在中国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以至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甚至整个传统文化都或多或少地被打上了农耕文化的烙印。正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时候，不仅要讨论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投射，还要讨论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在农民身上的投射。关于中国的农民价值观问题，学界有不少讨论。朱晓哲在其硕士论文《当代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中，列举了当今学界对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判断。袁银传认为，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是一种小农价值观，其核心内容集中表现为非主体性价值和执着“和谐”的价值目标，而这又是具体通过小农的自然崇拜、祖宗传统崇拜和个人权威崇拜等表现出来的。小农所追求的总体价值目标是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自身和谐。这种人生和谐的价值目标追求又是通过“福”、“禄”、“寿”和“财”等方面具体的价值目标和取向体现出来的。
陈菲等人认为，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是求“福”、务实及和合。张大勇先生认为，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取向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功利意识浓厚，推崇“义利并重”，更讲求实惠、私利。第二，礼法大于“法理”，亲情伦理至上，安于“命运”，国家、公共意识淡漠。第三，注重传统，崇信劳动、勤奋、节俭的人生价值观。秦永州认为，传统农民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权威崇拜、寄托与安分守己的臣民意识。第二，循环思想与经验型、静态型的经世观念。第三，封闭意识和内向心态。第四，功利型的价值目标和对出人头地的痴迷。第五，平均主义和公有思想。吴发明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农民价值取向与其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依附性思维方式。农民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由别人代表而非自己。第二，保守型思维方式，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不善于创新求变。第三，畸变思维方式，常常有一种非正常的思维方式，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贪求一切。
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朱晓哲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认为，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传统农民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分依赖客体的价值观，即农民对自然、家族、宗法血缘、权威的崇拜，将一切寄托于客体，期望通过依靠客体的主宰来维护整体的和谐。第二，封闭意识和内向心态，是指大部分农民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愿意求新创新，大多封闭守旧，不求身贵显达，但求安分无事，是一种封闭意识和内向心态。第三，平均主义和公有思想，是指农民内心深处都抱有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的观念，灵魂深处是平均主义和公有思想。第四，重视传统和勤劳节俭。大多数农民非常注重传统，勤劳善良，勤俭持家，怀揣着踏实劳作、勤奋和节俭的人生观。
从以上的资料罗列来看，朱晓哲所列举的五篇论文无一例外，都是从负面界定农民的价值观的。朱晓哲在总结之中虽然看到了农民价值观中崇尚“勤俭”的一面，但就总体而言，其评述主要是对以上五篇文章的总结归纳。也就是说，当前学界对传统农民价值观中积极的一面还缺乏深入的发掘，比如传统农民也有与人为善的价值诉求等。
当前，农业虽然还被视为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但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如此，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农村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当代农民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当代农民的价值观是什么，与传统农民的价值观相比较有何不同，应该是值得思考的话题。在此问题上，通过实证研究，朱晓哲认为，当代农民的价值观取向总体来说是积极向上的，他们注重家庭人伦，强调追求品格境界，努力劳动，遵守法律规范和民间乡约，维护公共利益，某种程度上表示出一定的从众行为。但是，当代农民的价值观不是整齐划一的，也存在着个体之间的差异。在朱晓哲看来，当代农民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性别差异。在学习工作、法律规范、家庭人伦和爱情等几种取向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在品格境界、金钱权力和从众认同等几种价值取向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男性较女性更注重金钱权力和从众认同，而女性较男性更注重品格境界。二是年龄差异。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他们认识世界的态度不同，其价值观取向存在很大的差异。年龄较小的农民更注重金钱权力，甚至对金钱充满膜拜，他们大胆追求爱情，从众认同感比较强；年龄较大的农民能冷静对待金钱权力，不会为之而癫狂，爱情观和公众认同感相对较小。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与不同年龄段农民的生活阅历及外界社会对其冲击力和影响力的程度不同有关。三是教育水平差异。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在金钱权力和家庭人伦两种价值观取向上有显著差异，小学教育水平的农民在这两种价值观取向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中、高中和中专以上的农民。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因为外出流动的机会较少，收入偏低，因而更重视金钱和亲情价值。四是婚姻状况差异。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民在金钱权力、学习工作、从众认同、家庭人伦和爱情五种价值观取向上具有显著差异，且绝大多数价值观取向上的差异主要存在于未婚和已婚之间，未婚农民的得分显著低于已婚。婚姻代表着责任和义务，金钱、家庭、爱情成为必须重视的生活要素，因此，已婚群体在这些方面比未婚群体有更强的倾向性，同时由于婚姻与年龄，也使这一群体因更重视平稳生活而倾向于高从众认同。离异群体除了从众认同和爱情以外，其他价值观取向得分均较高，可能与婚变能使人更以理性的目光对待生活有关。离异也使得他们比未婚农民更看重金钱权力等生活基础的价值。五是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民在金钱权力、从众认同、家庭人伦、爱情和公共利益五种价值观取向上差异显著。
显而易见，朱晓哲虽然意识到了当代农民价值观的新变化，以及当代农民的价值观差异，但他的分析还不足以回答我们在前文提出的问题——与传统相比，当代农民的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不仅如此，其对当代农民价值观差异的分析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诸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地区差异必然会导致金钱观念差异的结论。这种判断显然有些突兀，因为对金钱的态度与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生存地域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何况不少判断的支撑材料主要是问卷调查数据，而参与者的真实态度又难免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
二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农民及其价值观嬗变
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广大农村往往处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广大农民与外界的交流必然是有限的。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道德经》第八十章）等的观念影响下，农民大都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秦《击壤歌》）的生活，坚守着祖宗留下的“基业”。除了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农民很少会自发地向外扩张或迁徙，很少自发地向城市迁移流动。在信息闭塞、活动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广大农民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因此，他们也往往能够安贫乐道，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单纯，广大农村社会也比较“和谐”。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从封闭或半封闭向开放社会的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随着新型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在农村渐次兴起，都市文明也随之席卷广大农村。在此之际，离开土地赴城市务工经商也成了不少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可以选择的人生道路之一。当一部分进城务工经商者成功入住城市或发财后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们的人生道路往往就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引领作用，甚至成为其他农民兄弟的楷模。于是，背井离乡，向城市进军便成了众多农民的共同选择。
在此情况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文化对农民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家庭伦理、家族及其邻里关系曾经都是农民价值观的重要影响因子。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渐次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随着人们交际网的日益拓宽，人们早已跳出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狭小地域。在外界事物的刺激和影响之下，过去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传统道德、传统生活方式以及血缘宗法关系在广大农民生活及其人际交往之中的地位与作用便趋于弱化。
“社会转型促使农村社会出现能力分层。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实行的是国家集中管理的刚性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社会始终处于高度整合状态，传统的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是很高，农民的生活方式、劳作方式也是高度稳定、单一和趋同的。随着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而影响着原有职业体系结构的改变，孕育出了一系列新兴行业和职业。”这些行业或职业对就业者的文化水平和素养有着明确的要求，农民的个人收入与其接受教育程度、能力素养及其占有相关资源的多少有一定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其中一部分农民因为文化程度高，素质强、能力高，头脑灵活或拥有一技之长，往往会率先成为先富群体，而另一部分农民因文化程度较低，能力相对较弱，往往找不到特别满意的工作，甚至一时无法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这种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广大农民产生诸多的生存焦虑，甚至使他们内心深处“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意识面临着强烈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改变了农民的经济弱势地位，从而为每个人实现平等权利提供了政治保证。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与城市相比，在各种资源的分配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农村社会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及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使广大农民沉浸在满足现状的生活状态之中，从而就减少甚至不会使其在心理上产生过于强烈的失衡感。可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的蔓延及其快速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便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广大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农业收益无法与务工经商收益抗衡的情况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便不愿意重复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开始重新审视并规划自己的生活。于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便在所难免。虽然广大农民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但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又使广大农民工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劳动报酬、工作环境、劳动强度、子女就学等方面，都无法与城市居民同日而语。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广大进城农民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以至于造成他们心理的失衡，另一方面，严峻的现实又促使他们千方百计地融入城市。他们渴望子女与城市人一样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享受城里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常常处于迷茫、纠结，而又奋力挣扎的两难窘境。
当前的社会分化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农村社会经济领域的分化集中表现为农村经济关系的不断变革与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其对农村社会的变革与分化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在农村经济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农村风俗习惯等乡村文化也在随之发生变迁。乡村经济与乡村文化的发展与变革，又必然会影响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对广大农村而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无论从历史背景来说，还是从内容与目标来说，这种变革都是一项充满艰巨性、复杂性与风险性的巨大工程。在这次变革中，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认知结构与价值观等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认知结构与价值观的变迁，反过来又往往会促进广大农村的社会转型。因此，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广大农民价值的变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领域改革，使得广大农民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以至于他们对国家、集体的依附性在渐次减弱。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习惯于听从或遵从集体的决策，久而久之，对集体的依赖性便形成了他们较为重要的文化人格之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主生产模式，农民个人成为生产的主体，决策权不再是集体，转为农民自己决策，农民个人不再事事依赖集体和政府。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准备不足的农民推到了城市，参与市场实践的亲身经历使一部分农民自主、自立意识不断增强，思想中的独立性进一步强化，但难免会有一部分农民会产生不适应感，从而产生价值迷茫。市场经济加大了农民生活的风险和生存的压力。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之下，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思想观念落后。”中国要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革除僵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摒弃绝对平均主义。因此，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成了打破这种僵局的重要方式之一。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思想就是为了摒弃绝对平均主义，以突出区域经济优势，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技术深入发展，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接轨。这种变革也带动了城镇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于是，市场的中介与调节作用就被逐步强化。在此背景下，广大农民虽然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范围，但现实对农村劳动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不少农民的个人素质与能力都难以和熟练的产业工人相提并论，因此，农民工往往被冠以“民工”的共名。他们不仅常常从事的是“脏、累、差”等风险高、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工作，而且他们的收入待遇也不稳定，甚至所从事的工作也不稳定。在此情况下，他们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常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一个竞争的环境既能给社会带来活力，同时也会加重人们的心理压力。因此，市场竞争的惨烈性及其结果的不可预期性使农民的生活风险也难免会加大。
因为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又居无定所，因此，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就难免会增加农民的无助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并不能增进农民的福利，与之相反，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农民整体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不能从个人主义价值中获得自己生存的价值，他们既看不到长远利益，也看不到整体利益，他们的短期行为不仅无法使他们获得自己的福利，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广大农民的这种生存状态必然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诉求、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他们便不再安于现状，而致力于发家致富。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不同，不少农民不再以务农为本而是以务工、经商赚钱为本。与此同时，广大农民心目中最理想的财富载体也不再是粮食，反而金钱在更多人眼里成了财富的标志与载体。甚至，有些人为了获得财富不惜铤而走险。也就是说，与传统农民相比，个人利益更成为当代农民的价值诉求。如此一来，不仅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因为种种原因，农村与农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上述关系之间的利益调节难免是当今农村社会发展与治理必须面对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利益差别是一个社会发展与进步所需要的，以利益需求来调节人们的积极性也是有效的。一个社会只有运用利益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只有让人们获得的利益有所区别，不同利益的追求者之间才会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态势，社会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旧有的绝对意义的平均主义利益格局。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赋予农民一定的土地，农民能够将劳动和其他市场要素的投入与财富和利益的获得紧紧连在一起，他们可以决定投入的要素，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利益问题始终是农村改革发展的轴心，各种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形成农民实际价值活动的趋利性和务实性。时至今日，利益原则已经渗透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社会分化产生的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一再被强化，进而激荡起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不仅有着明确的利益取向和自主意识，而且都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可以认为，日益觉醒的利益意识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农民价值观变革的内在动因。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平均心理。‘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和‘共财、通财’的道德规范虽然对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有促进作用，但也容易导致人们将‘公平’与‘平均’等同起来，不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大锅饭’体制，将‘均贫富’发展到极致，使人们的均富心理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满足。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打破了旧有的分配格局，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原来的绝对平均主义被打破。农民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和体制的因素，在这场利益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中，收益最少。中国有8亿多农民，农民一直是接受教育最少的群体。由于历史、地域、政策等原因，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而农村是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仍然有显著的差别。在一些地区农民的孩子仍念不起书，辍学率依旧居高不下。科学文化素质的低下成为农民缺乏竞争力的又一制约因素，造成农民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缺乏主动选择的空间，在价值选择上显得盲目和惘然，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长期以来，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固守土地、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知足常乐，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这是农民在农业社会形成的性格特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价值观并没有失去存在的土壤，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只是从形式上把一家一户的小个体家庭以组合的方法结成为一个‘大家’即人民公社，所有财富集体所有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均富’梦想，但传统农民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影响，农民仍然被限定在一个封闭而固定的空间里，与外界交往甚少，缺乏进取心和主动性，缺乏合作和开放竞争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浪潮不断冲击着农民，他们必然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无处躲藏，不得不面对现实，但是，农民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因而，传统道德便难免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挑战。自1978年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农村法制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党和国家不遗余力地开展农村普法教育，通过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活动，不断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随着法律宣传和普及的不断深入，农民由被动接受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农民的法制观念得到普遍提高。但是据调查显示，农村法制建设仍然是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不少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少农民往往束手无策，不知道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伸张正义，更令人痛心和扼腕的是，有些人还会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使一些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甚至变有利为不利，更有甚者会身陷囹圄。
“由于历史、政策、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低下，法律观念落后，在很多农村，半文盲、半法盲占相当比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民生活空间的扩展、人口流动的频繁和信息渠道的畅通，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人群的价值观念出现明显的分化，这一方面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同时也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巩固思想阵地建设提出了新课题，增大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难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据我们调查，当前存在以下问题应该引起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重视。一是基层组织软弱甚至涣散。部分农村党组织缺乏阵地意识，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滞后，农村党组织普遍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许多农村基层组织不健全，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工作不协调、分工不明确、工作相互推诿、管理混乱，影响了基层组织作用的发挥，使得一些本来能够在基层解决的问题无法解决，保护不了村民们的利益。二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有效载体。据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基层普遍缺乏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活动，很多时候仍停留在张贴标语、演场戏等传统做法上，内容单一，缺乏平等性和感染力，无法适应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元化需求，导致群众对党的思想、政策、法规了解甚少，为一些封建腐朽思想的滋生留下了较大的精神真空地带。”此外，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还存在官僚意识与宗族意识。部分基层党组织官本位意识浓厚，认为自己是“父母官”，高人一等，说话带官腔，喜欢以“官员”自居，脱离老百姓，群众基础薄弱，发挥不了党组织的真正作用。有些党组织宗族意识较强，发展党员时只吸纳本族青年，对异姓进行打压，将党员的名额和资格牢牢控制在手，使党支部成为自己家族成员会，党组织无法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出现上述问题，虽然原因非常复杂，但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个人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如果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对党的诸多精神领会不到位，就无法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鉴于此，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价值观的转变值得党和政府及专家学者共同关注。只有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才能制定有效科学的策略，才能真正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才能真正推进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