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产国际、苏联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一节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安内攘外”方针

一 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

（一）20世纪3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形势

从国际局势来看，1929—1933年爆发了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其先在美国爆发，后波及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失业率不断增加。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开始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输出商品，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缓和与摆脱危机进行了异常激烈的经济斗争，如：提高进口税率，高筑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输入以保护国内市场；同时实行货币贬值，廉价对外倾销本国商品以加紧争夺国外市场。“这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互相之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关税战、货币战和倾销战。”

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这一场以争夺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战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谁拥有广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谁就有比较稳定的销售市场。由于英国拥有比较庞大的殖民地，又采取了一些比较有效的经济措施，所以在这场经济战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美国则丧失了20世纪20年代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先地位，英国又重新摘取了世界贸易的王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始终保持着这一领域的霸主地位。从此，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和平、非战的美妙言辞黯然失色，国际关系揭开了一个暴风雨的时代。1933年6月，为了缓和紧张的国际经济关系，恢复世界贸易正常秩序，64个国家代表在伦敦举行了世界经济会议，但由于与会各国都是怀着利己的目的，转嫁危机的立场始终不变，最后会议毫无结果而散。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连绵不断的政治、社会危机的冲击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政局开始动荡不安，统治濒临崩溃，法西斯主义思潮便首先在这些国家应运而生，并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法西斯运动。其中，日本法西斯化的途径，是在对现行军国主义旧国家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造，以及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为了适应其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日本不仅要准备发动独霸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而且正逐渐成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祸害东方和平的战争策源地。

总之，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20年代国际关系呈现出相对和平的局面不同的是，30年代的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日、德、意等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企图以对外侵略扩张来摆脱危机；英、美等国推行绥靖政策；未被危机波及的苏联则企图置身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则开始了反法西斯斗争，但终因力量薄弱以及西方大国推行的绥靖政策而无果，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帝国主义国家致力于维护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最终宣告解体。

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愤于救国的中国人民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运动。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但中国社会状况仍没有根本的改变：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分别支持各派新老军阀，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处于连年内战，国弱民穷，科技落后，生产停滞的局面。特别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另一方面，中国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1．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德国，也同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仅1930年和1931年日本的出口值就分别下降了32%和53%，加上日本资源缺乏，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日本声称：由于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无产者之地位”，所以应该用战争去夺取世界的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法西斯势力趁机上了台。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随着资本主义各国的陆续进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军事封建性帝国主义。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这些论断都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区别于一般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也指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特别富于军事侵略性的根本原因。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中，日本通过对外侵略，特别是对中国的掠夺，在短短数十年即完成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虽然其工业生产总量与欧美强国尚有明显差距，但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屈一指。尽管如此，由于日本近代化的起点较低，明治维新又保留了许多封建残余，加之国土狭小、市场有限、资源贫乏等因素，致使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平衡，并充满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日本日益扩大的工业生产对国外市场和原料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但其工业和经济的绝对实力仍然落后于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为了弥补经济竞争力的不足，遂不断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大力发展军事经济，使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随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新格局得以确立。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战胜国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帝国主义阵营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的扩展与激化，又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危机，孕育着新的国际冲突与战争。特别是随着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恢复和加强，它们开始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加紧扩军备战，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国际格局，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

田中义一作为日本昭和时期军阀当政的第一人，在制定侵华政策，推行侵华谋略方面，以他为首的内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他以首相兼外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加紧推行侵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会议详细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重点讨论确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共8条）作为会议结论和内阁今后对华政策的具体方针。会后，田中上奏天皇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便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内阁制定的大陆政策赤裸裸地表明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遂成为日本随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全面侵华的指导信念。

2．伪“满洲国”的建立及日本对华侵略的进一步升级

日本为实现首先侵占满蒙的战略目标，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利用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机，于1931年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独占中国东北，是日本实现其大陆政策及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重要步骤。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东北直接并入日本版图的阴谋遭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经过权衡利弊，日本采取了策动各地汉奸宣布独立、拼凑各省伪政权、控制和利用逊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等步骤，炮制了“满洲国”傀儡政权，以实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其手段主要为暴力统治、移民政策等，甚至还在东北地区实行文化专制，摧残民族思想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宣传宗教迷信，企图把东北民众变成日本天皇的顺民。”

在巩固和加强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陆续侵占了热河，进军冀东、察东，为入侵华北以至全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后又以武力镇压、政治谋略和经济侵略相配合的手段，开始了名为“华北自治”，实为侵吞华北的新步骤，企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3．国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姑息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开挑战欧美列强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使得日本陷于空前孤立的状态。

此时的蒋介石仍然沿袭过去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夷制夷”的伎俩，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求英、美等国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赖国联压迫日本撤兵。1931年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但是，为英、法等国所操纵的国联并未像南京国民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未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也断然拒绝接受。对此国联则完全束手无策并表示无可奈何。

同英、法两国相比，由于此时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有了较快的发展，所以它对日本的不断扩张明显表示不满。“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不承认主义”。实际上，这个“不承认主义”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虽然美国限于种种条件还不愿对日本作出多少实质性的反应，但美、日两国政府都知道，它们之间围绕中国问题的利害冲突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

二 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的应对

（一）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方针的提出及其确立

1．“安内攘外”方针提出的背景

自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内部政治纷争，派系倾轧，国家政权很不稳固。而大后方的云、贵、川诸省则依然处于独立王国的境地，并没有完全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尤其是伴随着“统一”而来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从1929年的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和蒋冯战争，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接连不断。这些战争虽然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使得南京政府再次获得了表面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各派对蒋介石口服心不服，表面的平静下掩藏着深刻的矛盾与仇恨。

更使蒋介石头痛的是中共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机，迅速地发展与扩大红色政权。到1930年6月止，已在全国十几个省建立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和十多万工农红军。由于其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从而就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为此，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赶到南昌召开“剿匪”会议，部署对以江西工农红军为主要对象的“围剿”，开始了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接连三次的“围剿”战争。

2．“安内攘外”方针的逐步提出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通电书》中提出了“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其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蒋介石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蒋介石所谓的攘外，在此时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同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他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由于他不愿发动人民，因而十分缺乏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方针，是其政治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所推行的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大举进攻，蒋介石于1931年10月21日在《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的讲话中说，对于“九一八”事变，我们希望由国联和国际公约来解决，“但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公约，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以尽我拥护国际公法维护非战公约的责任”。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发表的对外宣言中声称，如日本

不顾国际公约之尊严，而国联及各友邦无法履行其签约国神圣义务之时，中国民族为保障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尊严，及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虽出于任何重大之牺牲，亦所不恤。为生存自卫而抵抗，为独立国家应有之权利，亦国际公法所允许。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最早的对日抵抗和对日忍耐限度的文字表述。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代理外长的宣誓会上所致《外交之无形之战争》训词中说：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言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

这是蒋介石“安内攘外”主张理论化、系统化的开始。

3．“安内攘外”方针的正式提出

1932年3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正式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方针。此时蒋介石宣扬的“安内攘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团结内部，即团结国民党各派以求统一；二是“剿灭”共产党，实现国民党一党统治。在此两点实现之后，再进行“攘外”奋斗。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国际大力鼓吹和实施“安内攘外”政策，即对内以恢复“剿共”和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对外以实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特点的抗战政策。其“安内”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攘外”亦由反苏变为了“抗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底。

1936年，随着日本不断增兵天津，华北局势再度紧张。同时，两广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形势逼迫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政策，以适应国内外形势和自身利益的需要。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陆续作出了一些“攘外”的表示，除了诉诸国联企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日双方矛盾之外，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蒋介石在主张“攘外”的同时，并未放弃对国内军政的统一和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即使是国民党自身统治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也只是从单纯的“剿”，改变为“剿抚”结合，两手交替，企图以招抚与收编的办法让中共取消政权，交出军队，以换取合法地位，参与政府活动。这些都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此时还未认识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把共产党作为最主要敌人，或者把“剿共”与“攘外”并重，三令五申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围剿”陕北红军，其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方针的实质及其后果

1．“安内攘外”方针的反动实质

南京国民政府的“安内攘外”方针，从开始作为普遍原则的提出到反共为主要内容的变化，再发展为联共抗日的转变，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内涵的。而且蒋介石推行“安内攘外”方针的整个过程，同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安内攘外”的方针，才导致了柳条湖事件发生之后，东北大片土地迅速沦陷，东北军不战自退、伤亡严重的惨剧。蒋介石推行“安内攘外”方针的实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贯热衷于“党政之争”的蒋介石企图集中全力“剿共”，以建立其一人独裁的政权，为此不惜容忍日本步步紧逼。从1929年1月至1930年10月，蒋介石接连战胜各派系对手，基本实现了武力统一。他自以为“此次讨伐战事后，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力再起”。他此时的政治野心就是要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而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势力在此时得到了迅速的壮大：中共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已经建立了15块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13个军共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咫尺，这些都被蒋介石认为是通往其总统宝座的一块块巨大的“绊脚石”。

蒋介石一贯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无非是争夺一些“权益”而已。而共产党则是要推翻他的政权，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他的独裁美梦将要变成噩梦。为此，中原大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即调转兵力，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并于1933年4月7日发表了《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其声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也不可得。”面对日本的侵华态势已日趋明显，蒋介石却仍然鼓吹“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要中国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

（2）蒋介石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不惜同英、美帝国主义勾结，出卖国家主权。依靠国联来解决中日之间的矛盾始终是蒋介石推行“安内攘外”方针的一个托词。蒋介石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份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说道：“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即使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对国联俯首帖耳，希望“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乞求帝国主义给以‘合理的援救’”。

当时的国联由于长期纵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其已经成为维护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工具，因此根本不可能主持公理和正义。国联对日本入侵东北的“漠视”别有用心——即牺牲中国东北，以换取日本进攻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然而，蒋介石已顾不得这些，他认为国联中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其实现独裁统治的强有力后台，所以早已与美、英等国商定将东北送予日本。蒋介石所谓“依靠国联解决”的真实目的在此充分暴露。

总之，“安内攘外”方针重视阶级矛盾甚于民族矛盾，具有极其强烈的反共反人民性质。

2．实行“安内攘外”方针的后果

尽管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逐步实现，“安内攘外”方针宣告破产，但这一方针却是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思想理论根源，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1）“安内攘外”方针既造成东北、华北兵力空虚，又使国民党驻军自行解除武装，让日军唾手而得东北、华北。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专制的目的，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并频繁使用武力来进行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从1927年至1930年，国民党进行了三年多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而且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觊觎有了可乘之机，最后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外患日益严峻的形势下，1934年2月，蒋介石还竟然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调尚在华北的东北主力南下参加内战。1935年6月后又将13万东北军全部开进陕甘，致使华北军事实力极其空虚。日本帝国主义则以此为契机，趁机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

（2）“安内攘外”方针使日本帝国主义获得了扩军备战时间，做好了侵华战争的准备。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土狭小，原始积累不足。20世纪30年代初，它的轻纺工业虽然比较先进，但重工业并不发达，国内原料奇缺，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悬殊。甚至当时也并非一切强于中国，也没有做好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安内攘外”政策不仅使得日寇轻取东北三省，还极大地鼓励了日寇的侵略野心，使其得意忘形地自认为是无敌于天下的劲旅。“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又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并迅速将日本全国纳入战争轨道。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又给了日本1931年至1937年这六七年的发展时间，使它的军事经济实力急剧膨胀，政治上迅速走上军事封建法西斯主义道路。这些都有利于日本做好了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并迅速走上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道路。

（3）“安内攘外”方针使日本得以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弥补了国内资源缺乏的弱点，加速了其经济军事实力增长。日本国内资源兵源贫乏，单靠本国资源和人力来吞并地广人众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加紧掠夺中国的丰富资源、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增强其侵略实力，巩固占领区，便具有了重要意义。为此，日本在沦陷区大量输出资本，倾销过剩商品，转嫁经济危机，把沦陷区也纳入了战争轨道，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它的经济军事实力。

（4）“安内攘外”方针使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内耗，改变了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军队的空军、海军虽劣于日本，但就陆军而言，中国军队是占绝对优势的。然而蒋介石全力“安内”，不仅镇压了一次次抗日救亡的民众运动，破坏了一次次国民党内爱国军人的抗日斗争，致使几度高涨起来的抗日潮流趋向低落。而且“安内”的首要任务是“剿共”，这就使得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是用在抗日上，而是用在劳民伤财的内战中，从而使日军坐收渔利，导致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军事力量方面逐渐形成了敌更强我更弱的局面，使本来就贫穷的国家更加贫穷，本来就薄弱的国防更加薄弱，中华民族的元气大伤。

总之，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方针是祸国殃民的方针，是置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方针，这个祸国殃民的方针如果得不到制止和改变，中华民族就永无出路。

（三）“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初步接触

1．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初步反应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侵略中国东北的开始，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由此，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法西斯主义的矛盾逐渐发展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共产国际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则感到震惊，认为“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已发生了武装入侵，已发生了对中国的军事掠夺，已开始重新瓜分中国。”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党必须发布声援中国的呼吁书，因为共产国际在“任何时候都不停止保卫中国。保卫中国是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苏联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深为忧虑，认为日本占领满洲“不仅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不能忘记，满洲可以成为在远东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跳板。从这方面打击我们的和平建设”，是日本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当时苏联与日本还处于和平状态，因此，苏联一方面表示对满洲事变采取“中立”政策；另一方面则迅速向远东地区集结军队，暗中进行战争的准备。与此同时，苏联开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秘密接触。经过双方努力，中国同苏联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复交。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与日本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导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本应指导中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免遭奴役而斗争。然而，共产国际由于受到“第三时期”理论的束缚，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大大落后于已经变化了的实际，因而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也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首先，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苏联，“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也是指向北满和苏联的”。其次，不是号召中共和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要求中共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再次，否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国难当头之时会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强调他们压迫工农，反对革命的一致性，认为“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所以在中国国内要反对一切中间势力，在国际上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最后，不是号召中共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要求中共采用完全排斥“上层”、不要中间势力、没有联合对象、自我孤立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共产国际这些已经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的分析，势必对中国革命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2．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通过强调苏联的地位以及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号召各国党领导本国民众武装保卫苏联。

实际上，共产国际并不是从“九一八”事变才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1929年10月中东路战争爆发。随后，苏联于10月18日宣布对华绝交。此后，苏联感到受到了战争的危险，感到在东方失去了支持的力量，所以迫切需要中国国内出现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那时就（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但是中东路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进攻苏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也没有造成对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然而共产国际却一直要求中共“保卫苏联”，要中共牺牲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民族利益，来保护苏联的长远民族利益。也就是说，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是取决于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首先保卫好中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才能真正完成“保卫苏联”的任务。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之时，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没有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教条式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错误的口号和政策，不仅不利于团结抗日，更使自己陷入了孤立，同时也给南京国民政府在舆论宣传上打击苏区和红军提供了口实。这就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3．中共“反蒋抗日”立场的初步松动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以前，“反蒋抗日”是中共处理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段时间，中共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要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此期间中共所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主要形式是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等。这种民族革命战争同以后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当时中共的行动总方针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将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随着时局的变化，1933年1月17日，中共提出了在“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并宣布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表明中共“反蒋抗日”的立场有了初步的松动，即愿意与全国的一切抗日武装联合抗日，其中自然也包括蒋介石武装力量。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其中心思想是号召各国之间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此之后，中共可以在以“抗日为中心”的旗帜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火力来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此前政策上和观念上的种种束缚相比，中共显然获得了相当大的空间。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联蒋抗日”方针的确立

1.《八一宣言》的发表

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这就使得国共两党都开始重新考察自己的内外政策。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以后，逐渐结束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这就为党实现抗日策略转变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5年夏，当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代表陆续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国内发生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准备签订《何梅协定》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吴玉章、王明等即以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为依据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送交斯大林。在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同意后，中共于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形势，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为抗日救国的神圣职业而奋斗。并郑重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实行抗日救国的10条方针。并且，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并表示中共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天职。

《八一宣言》公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形式和军事形式，其表达了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迫切愿望，使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在广大群众中得到迅速传播，有力地促进了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它还表明，虽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已由“反蒋抗日”进而发展到“联蒋抗日”，并且试图把“联蒋抗日”主张贯彻于全党。但由于《八一宣言》中的“联蒋抗日”思想并非由中共首先提出，所以要使中共“反蒋抗日”的政策发生转变，还有待于中共及其全党的努力。

2．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林育英（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有关精神。林育英的回国，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中断了一年的联系。1936年春，华籍联共（布）党员刘长胜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携带电讯密码回到中国，正式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电讯联系，从而为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实现政策转变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1935年12月，中共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和发表经过等。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于12月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在目前阶段策略路线，即“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规定了党在目前对中国各阶级的态度：即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由于其背后指使的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所以对这些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冲突和矛盾，“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指出了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而“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倾的关门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没有对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指示照抄照搬，而是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遵循马列主义有关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并加以具体的分析和灵活运用。其标志着中共内外政策的重大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革命斗争的重点也由反蒋向抗日转移。瓦窑堡会议虽然还没有放弃反蒋口号，没有把英美派和亲日派加以区别，但它为由“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进而实行“联蒋抗日”奠定了基础。随后，中共又于1936年5月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表示“我们愿意在1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从而标志着中共由“反蒋抗日”方针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从《八一宣言》发表到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中共逐渐改变了“反蒋抗日”的主张，并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基本上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转变，首先，是由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势在必行的形势所决定。其次，是中共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并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通过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已经具备了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组织基础和政治条件。最后，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及关于不干涉各国党内事务的决定，对中共调整内外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在日本大举侵略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