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军阀关系

一 中共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提出及实施

（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方针的提出

1．红军北上方针提出的背景

遵义会议后，红军频繁奔杀于云、贵、川三省之交界处，希望能够摆脱上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由于部队长期处于超强度征战之中，找不到可以立足之处，缺乏必要的休整补充，减员现象严重，许多干部和战士对此颇有微词，从而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这样，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已成为决定红军命运前途的紧迫问题了。当时，面对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万红军向东重返内地是不现实的，向南，在此之前的几经尝试和努力已经证明很难奏效；向西则是粮少人稀、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唯一可行的是向西北新疆方向发展——可以接通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为此，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底，中国工农红军为实现打通国际路线进行了艰苦的征战。

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正确制定出一个统一红军行动和发展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红军面临的实际情况，认为向西北发展，建立新的稳固的根据地，并于适当的时机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红军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这就和中共中央的方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2．红军北上方针的正式提出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战略思想，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并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再次强调了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进而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的必要性。张国焘也表示同意。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就北上战略与打通国际路线的关系和意义作了详尽的说明，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的有利条件”，所以我们要“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沙窝会议在事关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将“红军北上、寻找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解决危机的具体部署并准备实施，标志着“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正式提出。

3．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内容及其必然性

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内容主要包括：（1）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求得党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2）以这一根据地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打通同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援助。（3）以接近苏联的根据地为基点，使红军得以休养和扩大队伍，建成扩大的西北革命根据地。（4）背靠苏联，向东发展，推动中国革命的不断向前发展。

这一战略方针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则在于：在中国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在适当的时刻打通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得到苏联军事和物资上的帮助，是当时国际国内敌我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只有“打通国际路线”，红军才能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保持广阔而机动的回旋余地，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形成巩固和扩大，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向前发展。

然而，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他曾经同意过的）沙窝会议的精神，而且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从而形成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

（二）共产国际与红军北上方针的实施

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作斗争、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以实施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过程中，有一位特殊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

1933年1月，中共决定派张浩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张浩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

1935年12月底，瓦窑堡会议刚结束，张浩就向中央请求分配新的任务。由于此时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另立的“中央”，不仅没有经过党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而且也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于是中央决定，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说服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命令他“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张浩“多次打电报向红四方面军说明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劝告张国焘回头是岸”。

张浩的这些电报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如再一意孤行，带部队南下，他就要背负“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的南下却处处碰壁。过去跟着他跑的许多人也改变了态度，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维护党的统一，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一切都使得他在政治上成了孤家寡人。

这一时期，张浩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取消另立“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此后，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又数次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表示“注重目前团结，过去的争论一概不谈”。9月27日，张国焘最终决定率四方面军北上。10月19日，张浩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到宁夏同心城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随后，张浩在红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向广大干部介绍了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意义。

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过程中，张浩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实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西北地方政局

（一）共产国际和苏联对盛世才的示好

盛世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方军阀。1930年，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放弃了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长职务，来到塞外边城以求发展。通过1933年的新疆“四一二”政变，他开始握有重兵之权，并登上了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与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上台后，他先并未打出“亲苏”的旗帜，而且希望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他。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欲除掉他，其他各派军阀也欲取代他的位置，无奈之下他才不得不投靠苏联。盛世才为取得苏联的援助，巩固自己的统治，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他请求苏联红军出兵解围，甚至不惜允诺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由于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张培元惨败，马仲英南逃，到1934年初，盛世才终于在新疆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

1935年，盛世才在苏联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整理财政；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也取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好感。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新疆是两面押宝：他们一直希望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这样可以把英、日势力排挤出新疆，对于巩固苏联的边防，抵御日本的侵略阴谋也更为有利。所以苏联当时加紧了与“新疆王”盛世才的联系，不仅为新疆培养“革命人才”，而且还向新疆出售武器，并指示中共重视对新疆的工作以及同新疆的联系（这也是红军长征北上和打通国际路线，以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的最初动机）。由于苏联对盛世才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援助，导致了其对新疆影响和控制的加强，新疆逐渐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苏联从维护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的目的出发，也多次对国民党表示对新疆没有领土野心。1935年1月28日，莫洛托夫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我认为有必要强调苏联真正的对华政策：苏联认为夺取外国领土是同它的政策不相容的，它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与主权。”从1938年起，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多次与国民党高层会谈。这些会谈都被标明“绝密”字样。可见当时苏联与国民党接触时的谨慎。

（二）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于1936年派邓发经新疆乌鲁木齐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邓发于11月抵达乌鲁木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则派滕代远从莫斯科抵达乌鲁木齐，迎接邓发赴莫斯科。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中共为打通国际路线，依照共产国际指示，命令红军西路军向接近新疆的方向前进，同时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派人接援。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等奉命从莫斯科入新疆接援西路军。陈云和滕代远离莫斯科前，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接见了他们。陈云等向斯大林汇报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提出西路军入新疆的最大困难是缺少弹药，斯大林表示要大力帮助。后因西安事变发生，陈云等受阻于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长达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苏联通过盛世才派人与西路军联系。

1937年4月，盛世才派专人和专车从中苏边境将陈云和滕代远等五人接到乌鲁木齐。此时西路军已完全失败。陈云等人与盛世才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进入新疆。5月1日，盛世才派一名顾问、一团武装、40辆汽车，满载军装和食物，随同陈云等前去星星峡（甘新交界处）迎接西路军来乌鲁木齐。陈云等到达新疆和红军西路军进入新疆，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进入新疆的这支部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利用新疆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利用苏联军事教官以及盛世才提供的教员、设备等有利条件，开始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为中共培养了近300名包括空军、装甲兵、炮兵、汽车、无线电通信在内的军事技术人才。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乌鲁木齐正式建立，中共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这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远离抗日前线，是中国的抗日大后方，是不被日本飞机轰炸的少数几个省区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苏联通往中国抗日前线这条国防运输线的中心环节，是莫斯科通往延安的国际交通线的中转站，是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国际与中共联系的交通要道。

共产国际对盛世才的示好、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使得新疆在抗战初期不仅是苏联向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主要交通要道，而且是共产国际与中共进行联系的主要通道。

三 共产国际与东北地方政局

（一）中东路事件发生的背景

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同苏军之间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作为这次战争的导火索的中东路，是近代沙俄政府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产物。经过艰苦谈判，中苏双方代表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有关中东路的内容规定：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由中国赎回；在没有赎回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9月，苏联政府又与张作霖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苏方还作了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沙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

根据1924年的协议，中苏共管中东路。但在实际执行中，苏方并未认真履行该协议，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中。这种状况引起中方特别是张作霖的不满和愤怒，积怨日深。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积极支持蒋介石清除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并断绝了与苏联的所有联系。在东北制造反苏高潮的同时，张作霖还煽动盘踞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匪和当地土匪对苏军边防部队实施挑衅。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开始改变了态度。到1925年12月，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张作霖军队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甚至开枪对拦截过往军列的铁路工作人员加以威胁。

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就是“反共绝俄”政策。在1927年12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同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又借口苏联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颁令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封闭了苏联在华（主要集中在沪）的大多商业机构。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在蒋介石看来，现在正好可以借助东北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去除苏联以中东路为依托的共产主义宣传，收回中东路；另一方面又将张学良引入圈套，使其在对苏联问题上处于困境，转而更加依赖蒋介石，使南京国民政府能够更好地控制东北。

在日本“满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别是慑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强烈呼声，为保持其在中东路的实际利益不受侵害，苏联准备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1927年10月中旬，中东铁路苏方副局长到大连，与日本南满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了《中东路草约》，给予日本一系列特权。《中东路草约》虽是秘密签订，但消息不胫而走。南京国民政府得知后非常惊讶，向日本询问此事。日方辩解说，苏联所让者为属于俄方之权利。其属于中国方面之权利，依然存在，绝对不受日俄让渡之影响。这就说明，中东铁路随时有被苏联转让给日本的危险。

中东路事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中的态度

1．共产国际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

1929年5月，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苏方宣传“赤化”为借口，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拘捕39人。7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以苏方“垄断路权”为由，指使东北地方当局强行收回中东路。其收回步骤为：“第一步，接收该路沿线电务机关；第二步，封闭该路沿线苏联国家营业机关，如苏俄国家远东贸易局、苏俄远东煤油局、苏俄商船局、苏俄商业联合会；第三步，将捕获之主要共党分子，押送满洲里，放逐回国，不许再进中国。”可见，中东路事件是南京国民政府经过周密考虑，仔细安排后采取的行动。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认为这个“事件的真正挑拨者有着一项深谋远虑的在远东进行反苏活动的广泛计划，南京政府现在正极其卖力地扮演着中东路事件真正主谋为它规定的角色”，“正在执行着有关资本主义集团的特种使命——促使大国干预和实现中东路线问题的国际化”。并接连给中共发来指示，要求中共必须认识到“中东路事件是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中共必须“准备以国内阶级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并要求中共向南京国民政府展示实力。

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通告，指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苏联与帝国主义成为生死的敌人。”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作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抗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拥护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本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示威斗争”。“不仅要广大的宣传，并且要号召广大群众作积极示威的行动”，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2．苏联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

1927年5月27日发生了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31日，苏联提出抗议，宣布撤销驻苏联的中国代表的外交特权。7月10日中东路事件发生。13日，苏联提出三项最低条件，包括恢复中东路冲突前的状态，苏联局长复职以及释放所有苏联被捕人员。并且限3日内答复，否则苏联将被迫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苏联的合法权益。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一直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这样，从1927年底以来的两国之间不绝如缕的关系正式破裂。

1927年7月22日，张学良的交涉员蔡运升与在哈尔滨的俄方代表麦里可夫会见。蔡运升提议，“由苏联政府任命中东路管理局局长、副局长”。“苏联政府得不承认纷争之事态，且在今后的交涉中，对于纷争后事态不受何等拘束。”并建议“为整顿中东路问题起见，召集两国政府代表大会”。这种提议实际上代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张。苏联在8月1日的回复中，指责“提议中没有包含7月22日中关于由苏方任命局长之件，又没有7月25日苏联政府提议中的‘中东路纷争后事态按1924年中俄及奉俄协定使之合法化等内容’”，“如此殊难解决双方纷争”。

在交涉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先是要求由中方委任新的正、副局长，后又让步为先以代局长维持现状，谈判结束后再由苏联方面委任局长。苏联则坚持要求在两国谈判以前，就由苏联方面任命局长和副局长，这样，局长任命的问题成了交涉中的焦点。1929年10月4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在答记者时曾说：“局长所以必争之点，并非任命时间之先后，其中实含有根本问题焉。因我国立场就消极方面言，断断不可恢复俄人管理中东路之原状，所以一切主张会议解决。”换言之，谁掌握了局长的权力，便实际上支配了中东路。

（三）共产国际和苏联与中东路事件的解决

1929年7月起，双方在交涉的同时，都在积极备战，边境上冲突不断。8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特别远东军除原有的三个师之外，另增加了二个步兵师，同时警备阿穆尔河的远东小舰队也编入，作战时还配有空军。这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在布柳赫尔（加伦）的指挥下向中苏边境集结，随后便侵入中国边境内地。张学良的东北军装备陈旧，素质低下，教育训练不足，在苏军进攻之下，一触即溃。到11月下旬，中国东北边境要塞几乎全被攻克，张学良也差点被俘。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爆发了反蒋军阀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无法顾及东北的战争，东北军难以支持。11月28日，张学良承认苏方提出的包括由苏方任命局长在内的三项先决条件，并举行谈判。12月3日签署了《双城子协定》，22日双方在伯力签订了《伯力协定》，规定按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中的内容，恢复中东路冲突前的状态。至此中东路事件得以解决。

中东路的武装冲突最终以中国一方失败而告终，东北当局在此次军事冲突中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反观胜利的苏联一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放弃在中国留下的特权，体现了其在外交领域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的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在冲突结束之后，虽然仅提出了将中东路恢复至冲突之前的要求，但恢复至冲突之前的状况，就是恢复其继续享有（在沙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中东铁路特权的状况，依旧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伯力协定》的签订，一方面暴露出苏联在对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

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处于僵化状态。直至“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由于逐渐倾向中共的抗日主张，所以才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张学良的看法却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也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满以为会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赞扬和支持的原因。不料结果竟事与愿违：西安事变竟然遭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张学良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才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四 共产国际与中国北方地方政局

（一）中共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

察哈尔抗战是在中共的推动和帮助下，由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爱国将领于1933年在华北北部发动的一次对日作战行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已与冯玉祥正式建立了联系。当时，冯玉祥就表示希望再次得到中共在政治上及其他方面的帮助。“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9月23日，冯玉祥发出梗电，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极其愤慨，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26日，他又发出有电，再次呼吁抗日，共赴国难。此后，冯玉祥表示要为中共提供一些经费。不久，冯玉祥又赴上海会见了中共代表。同年11月，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共产党员肖明到山西汾阳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在谈话中，冯玉祥表示愿意在中共的政治帮助和合作下举起抗日旗帜，进行民众抗日。

1932年3月，冯玉祥来到泰山，以读书为掩护，积极与中共共谋抗日大计。10月，冯玉祥移居当时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11月，中共代表肖明也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一起具体研究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年底，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又派出武止戈、张存实、吴化之等到张家口，共同协助冯玉祥筹划组建抗日队伍，并成立了“特委”，以统一领导在张家口的共产党员。到1933年1月以前，冯玉祥在中共华北党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制定了驱逐侵入华北之日本侵略者的计划并开始逐步实施。与此同时，旨在收复东北四省的计划也开始了初步的酝酿。

在此期，由于蒋介石的军事重点是派国民党军队“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从而使得长城抗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失败，日军轻而易举地侵占了长城各口。1933年4月28日，日军进犯察东，占据多伦重镇。5月，日军又向滦东进攻，陷玉田、通州，下南天门、石匣，把平津置于其包围之下。面对华北平津告急，察省危急的形势，中共于1933年5月25日，发出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指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一切力量来保护平津华北，与日本强盗作战，与万恶的卖国的国民党作战。”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宣告成立，冯玉祥发出通电就任总司令。

（二）共产国际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察哈尔抗战得到了全国各界爱国民众的支持，抗日同盟军迅速发展，很快就收复了察东、康保、宝昌、沽源及塞外名城多伦，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特别是多伦的收复，震动了国内外，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但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以及其他种种原因，1933年10月中旬，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察哈尔抗战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但更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发出指示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国际并没有把中国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危亡作为对日政策的前提，考虑的仅仅是苏联的利益，甚至包括苏联在满洲的利益。在这种维护苏联本国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国际和苏联也就不可能全力支持察哈尔抗战。因为苏联害怕刺激了日本，使自己东面受到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进攻。所以苏联当时不仅不给察哈尔抗战以各种支援，反而从本国利益出发，将抗日同盟军推向困难的境地。

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不几天，苏联《真理报》就发表消息说：“由日本代理人直接资助并指导的冯玉祥集团采取了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态度。冯玉祥表面上当然是反对‘日本军队’的，而实际上他是日军的急先锋。”“冯玉祥的活动为日军指挥部在察哈尔发动新的进攻并占领张家口提供了绝好的借口。”从而否定了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的爱国抗日行动。不久，苏联《真理报》又发表评论说：“在察哈尔苟且偷安并以‘同日本人作斗争’的虚伪口号进行掩饰的冯玉祥集团”，“煽动在河北的日军进一步进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指示，潜入到‘非武装区’并在北平地区发动挑衅性的进攻”。认为华北军政局势因“日本代理人的挑衅活动而不断复杂化”。这就清晰地表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察哈尔抗战的不支持态度。

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指导下，“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在发动民族战争和进行反帝运动中，执行的是下层统战路线。要求各地党组织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坚决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追根溯源，中共当时这些“左”的极端片面的思想认识，实际上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上述错误指导思想的翻版。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察哈尔抗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