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产生的背景

“文艺为人民大众”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经验的系统总结。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文化人有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抱负，但人民始终没有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与主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知识分子发起了以“现代白话”为基础的文学革命，提倡“平民文学”“民众文学”。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接触并试图解决文艺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郭沫若提出了革命的文学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的口号，试图让文艺工作者走出象牙之塔，觉悟到艺术的伟大使命。20世纪30年代，重返文艺战线的瞿秋白大力推动文艺大众化，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围绕大众化文艺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大众文艺的语言、体裁、题材内容、创作方法以及当时的具体任务，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

延安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及凸显的问题为这一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历史机遇。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等大城市失守，许多文艺界人士受陕甘宁边区民主气氛的吸引纷纷来到延安。毛泽东高度重视这支力量，非常关注其探索实践。1936年11月，丁玲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为其定名，在讲话中提出把“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作为当时中国文艺协会的任务。1938年4月28日，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明确指出：“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在党的关怀与大力支持下，到1940年1月边区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文化团体已达到107个。毛泽东在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话，第一次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建设纲领。他强调，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为达到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指明了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方向。

党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和毛泽东的鼓励支持，使延安艺术创作十分活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提倡文艺大众化，号召写通俗文艺。民众剧团的宗旨是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精神，提倡正常娱乐；挂的对联为“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一批现代戏应运而生，中国戏曲现代戏从延安出发。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的精英意识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趋向并没有因为进入根据地而消除。如1938年1月战歌社试办的第一次新诗朗诵会，观众中途退者半。原因是：新诗“自弄风姿，非但一般大众听来莫名其妙，就是稍具文学根底者也是不知所云”。2月，边区文协讨论剧本《血祭上海》，剧本“主题正确”，风格上有严重的“学生腔”。鲁艺“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并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表现着浓烈的个人主义的色彩。还有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认为这些会妨碍创作。这些问题反映了文艺工作者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对群众缺乏了解，缺乏深厚的感情，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