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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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关于“虚构”和“真实”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论对小说虚构性的认识要复杂得多。可以说,关于小说创作中“虚”与“实”的论争与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发展相始终。尽管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实际是在行“虚构”之实,但“补史”意识的笼罩使理论家不能理智地承认这一点。传统小说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它的地位,更多依赖的是“补正史之阙”的身份,而不是作为艺术和文学的一个门类独有的美学品格。小说的价值高低与它对事实的态度休戚相关。这就使传统小说理论中的虚构观念长期被浓厚的史学意识所遮蔽,不能提升为一种较为自觉的文体观念或创作观念,也实质性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形成和小说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初期的“小说界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但对小说的功利性利用仍然遮盖了对小说美学品性的诉求。从整个现代文学发展来看,现实主义一直占据小说创作的主流,时空统一的宇宙观与世界的客观物质存在的观念成为指导作家创作的哲学理念。所以,细节的真实描绘,环境与人物的典型塑造,内心世界的丰富传达成为作品的主要特征,并且作家责任意识的融入往往使作品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性内容,对政治、国家、民族等重大问题进行艺术的沉思,小说自身的本体特征却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了。即使是在当代文艺理论体系中,人们一般也只谈小说的形象性特征,不太提及或不突出小说的虚构性。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家(如以群、蔡仪等)都是如此。80年代以后则大多谈小说的审美性特征,虽然有人在解释“审美性”或“审美特质”时也提到“虚构性”(如童庆炳),但显然没有像西方理论家那样突出小说的虚构性。

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由于现实的真实存在,小说不得不遵从一定的现实基础,即坚持所谓的“真实性”原则进行创作,于是虚构与真实呈现为二元对立的悖论关系:不真实的被看作虚构的,真实的则不是虚构的。小说由虚构可以达到真实的美学特征并没有得到正确认识。这当然与中国作家对“真实”的认识和理解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论述真实与小说叙事的关系时,常常回避对“什么是真实”这一概念的逻辑界定,而将真实划分为“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两个方面来论述,并强调,“艺术真实重构了现实真实,但它并不是对现实真实的修改或改变,也不是远离现实的真实后主观臆造的另一个真实,艺术的真实并非现实的虚假,在本质上,它只是对现实真实的真实性的强化与凸显”张建业、吴思敬:《文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这种理论大致可以引申为:艺术是对现实的审美呈现,它不像哲学那样揭示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试图对世界做正确的解释或说明,而是侧重于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现实事实。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这种真实不是因为艺术世界里的事物与实际存在的人事相符,而是借助于想象,通过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段超越现实以后所能达到的更高的艺术真实,它是读者在审美阅读时与艺术文本达到最佳契合所引起的情感共鸣,是一种主观感觉的真实,或者说“诗意真实”。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普及性。归结起来,它论述的逻辑起点大致有两个:一是凡现实的客观实在都是真实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文学的任务就在于再现现实。二是艺术真实是在现实真实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能反映现实本质的小说叙事,艺术真实无法离开生活真实而存在。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强调现实具有无可争议的真理性。现实主义文学也被认为就是反映现实本身,文学不能离开现实,离开了现实便丧失了真实的本性。

现在的问题是,现实就一定是真实的吗?真实的本性是什么?难道文学就只能追踪现实的脚步,而不能让想象的翅膀飞翔起来,使文学的天空折射出我们人类创造的真实与感动吗?

还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例。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解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法]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通过环境与人物的典型塑造,来反映时代社会的整体性、有序性及必然性。要求环境与人物的典型化,其实是借助于艺术手段,对现实进行高度的提炼与概括,从而达到一种艺术真实。一般说来,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性,就是要求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在生活真实基础上,具体地描绘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从而进一步把握时代社会的整体脉搏。它仍然源于客观生活真实,以生活真实为依据。因此,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和表达他所处的时代的现实。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也正是生活和现实世界本身的所谓“波澜壮阔”的图景。但是,如果小说叙事过于强调追求生活真实,一味遵循现实世界提供的逻辑和秩序,则往往会窒息小说艺术的表现方式和发展空间。小说叙事所表达的内容不应仅仅是大众经验的现实事实,而且还要敢于对现实事实进行颠覆性的解构和重建,发现生活事实的“非真实性”。它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虚构与想象,因为“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客观。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余华:《虚构的作品》, 《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这无疑给小说叙事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表现领域。任何小说叙事都是作家个人的产物,小说叙事表现的“精神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真实存在于小说叙事中,存在于对现实事实的精神确认中。那种对所谓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关系转换的纠缠,只能陷入循环定义的怪圈。作家在充满个性特征的思维方式下,建立起认识生活和世界的逻辑起点,现实世界也由此获得不同形态的表现,真实才越发表现出它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毕竟,“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部作品反映全部现实、描绘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不是美学的要求”。[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尤其进入20世纪,现实呈现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它的偶然性、可能性与不可确定性,这样一来,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发现,巴尔扎克所处的那个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任何一种典型环境都无法真实地展现人们具体的生存状态,任何一种典型人物也都无法囊括整个人类的心理特征,于是,典型化的现实主义创作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现实主义必然呈现出多元形态。无论作家选择哪一种形态,只要用艺术的方式对人类生存本身进行深切的关注,就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随着现实的变化,艺术家的任务也开始发生某种转向,“不在于体现认识了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借助于艺术作品发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同上书,第264页。于是,艺术逐渐从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转向对人类个体的内心世界的开拓,以艺术的形式颠覆世俗的人生,直指人性、灵魂本身。

人类总是渴望探索和感受现实存在状态以外的各种可能性的存在状态,这与文学的使命是一致的。真正的文学不只满足于反映外在的表面现实,而是充分运用虚构与艺术想象力,在一个可能的艺术世界里展现存在的种种形式,表现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我们并不否认巴尔扎克、福楼拜、海明威等人的作品的伟大,它们也是对存在的一种发现,透过现实的表面他们发现了人类存在的合理性、规律性,并展现了人类的美好前景,是对未来存在的预测,所以,他们的作品以无限的热情和希望带给我们生命的感动。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认真思考时却发现,其实大部分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家”并没有以小说家的身份进行创作,更像是以社会学家、哲学家的身份来发布人生信条,“反映生活”的艺术追求使他们的作品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学内容,反倒忽略了对艺术自身意义与存在根据的思考。这实在是不小的遗憾。图像时代的到来,使“文学反映生活”的功能正在被其他综合性的艺术手段所代替,小说必须重新寻找存在的意义。于是,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作家,开始背离传统的以反映生活为宗旨的写作主题,转而以陌生的艺术形式向我们展现了存在的荒诞性、无序性,并将人的精神内涵置于艺术表现的核心,以深邃的内涵引起我们对生存本身的思考。所以,当我们意识到小说是一种创造时,它自身价值的充分实现便具有可能性,我们也把握住了小说的本质。

总之,小说不仅是模仿现实、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创造现实。它是小说家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对现实进行大胆的想象与创造,深刻呈现人在世界中存在的种种形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小说叙事具有超越具体现实抵达无限广阔的虚拟世界的功能。恰如有人所说,“在摆脱了对现实真实的百般依赖和经验的局限之后,文学叙事才会在虚构与营造的想象世界中获得更接近人本身的经验性真实,完成一种经由主体知觉活动,重新建构过了的经验中的组织或结构”。张学昕:《“真实”的分析——以“新写实小说”和“先锋小说”为例》, 《北方论丛》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