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持续了千年之久，是人类文明交往与传播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印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研究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人很多，成果也很丰富，但真正从两者文化的不同来审视研究佛教传播过程的很少。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类文明交往的特征，并可以给当今世界各类文明的交往提供某些借鉴。

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在长安口授《浮屠经》，印度佛教逐步传播到内地。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可以看作佛教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大月氏和昭武九姓的中亚各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汉地，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高僧纷纷来内地传教，带来了中国佛教的初步发展。中国人接受佛教的最初阶层是上层人士，楚王英便是最早的代表。佛教最初发展被中国人视为方术，佛陀与孔子、老子并列视为神仙加以崇拜。汉恒帝在皇宫中就是把这三者作为同等的神祇来供奉的。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入传仍是缓慢的，这与印度本地佛教发展状况、西域的交通、中国内地的政权文化固然是有关系的。但这一时期的西域的僧人来内地传播佛教者逐步增多，其中竺法护的译经数量超过前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东晋时期佛教持续入传，大量的印度西域僧人进入内地，许多佛教经典得到翻译。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仍处于蒙昧状态。许多僧人和居士由于缺少理论指导，不能准确理解佛经中的概念和思想。他们以自己拥有的魏晋玄学基础去解释、领会佛学内容，由此产生六家七宗的派别和分歧。同时大小乘的派别思想也未能及时进入内地，即使当时最有名的道安和慧远大师，也存在着疑惑。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中国佛教的向前发展。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求西方高僧来中原传授指导，而鸠摩罗什的东来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实现的结果。

鸠摩罗什来长安后翻译了大量的经典，其中很多的经典是对原来的重译。由于他在凉州待过17年，所以汉语水平很高，他翻译的佛经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此很多经典得到长期的流传。比如《法华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等后世流行的都是他的译本。同时他还译介了龙树的中观学说，使中国僧人第一次准确领会了般若的概念和大小乘的判教思想，从而改变了中国佛教固有思想的轨道，向着独立自我的方向发展。

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期间二者既有矛盾又相互协调。在印度佛教持续进入中国的同时，一方面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有的被接受，有的被冷落抛弃，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印度佛教不断地得到改造和异化，使它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适应起来，并走向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组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底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正是考虑了以上思想，所以在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选取了鸠摩罗什来长安传法译经作为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如果说影响最大的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他传译了龙树的中观学说，把中国般若学的认识和研究推向历史的高峰，为中国佛教哲学以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二是他的传法译经奠定了大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内因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有需要大乘佛教理论思想的因子，但是没有外因也是难以成形的。鸠摩罗什带有明显判教倾向的大小乘观念，让内地僧人深刻认识到大小乘学派的不同，促成了中国选择大乘佛教作为主导方向的道路。三是鸠摩罗什的译经带来了中国佛教的全面传播和迅速发展。他一改前面译经的风格，转为意译，成为中国译经史上划时代的标志。由于其译经的通俗易懂、语言优美，大大促进了佛教经典的广泛流传。为佛教走向基层的普通民众创造了条件，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时代。这也是我们选取鸠摩罗什长安译经传法作为考察对象的重要理由。论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印度佛教输入的背景，西域在输入过程中的媒介作用，输入的过程，与中国内地文化的碰撞交流，在中国传统文化潮流中的演变与融合。可以说这一构思是变幻微妙的，既有难度又有精彩之处。因此，博士论文定稿的时候把题目修改为《入传、对话与突破——从鸠摩罗什入华传教看印度佛教向中国的输入》。如果仔细观察这些过程，就会发现印度佛教的输入是有条件的，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需求是分不开的，同时二者又发生漫长的斗争融合。本书从鸠摩罗什来长安弘法这一重要事件出发，深入分析印度佛教文化输入环节，特别关注了两种不同文化交锋碰撞的内容，显得有趣又有意义，然后着重分析了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演变过程，很好地表达了本书文化的输入与演变这一主题思想。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文中的内容，经李老师建议将出版的题目确定为《文化的输入与演变——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研究》。这一题目不仅与内容是吻合的，还能体现当时论文选择的初衷，苦苦寻觅之后终有结果。

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同于一般的通俗出版物，虽然著者费尽辛苦完成书稿，但出版资金又成问题。幸运的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安草堂寺和陇南师专学校著作出版基金两方的资助，基本上解决了版面的全部资金，使得这部书的出版变成了现实。户县草堂寺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经的故址，能与之结缘实在是上天注定的因缘和合。陇南师专是我工作的单位，能得到学校出版基金的资助，体现了对我科研的肯定和对本书的关注。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这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又诚惶诚恐，心情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印度佛教输入中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把握起来十分的困难，不仅需要作者拥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更为关键的是它涉及佛教哲学、历史文献、考古与艺术等多学科的领域。我只能以现有的能力来做，所以书中的有些章节侧重了叙述，在理论的创新上较少，内容与最初的设想和导师的要求差距甚大。这也是我以后努力改进的方面。其次，本书的写作和修改时间仓促，虽然做了完善工作但错误和纰漏还是有所出现，希望能得到专家同人和读者的谅解。

崔峰

2015年6月9日于陇上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