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时期的西域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一 西域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西域由于地处东亚和西亚、欧洲的中部位置，在海运不发达的古代，自然成为沟通中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东西方出土的考古资料证明，先秦时期就存在着东西方交往的事实。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大墓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都说明东西方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大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则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公元前5世纪左右，鄯善、龟兹等国家就已经出现。汉王朝大败匈奴并派张骞出使西域，后设立了西域都护，其目的就是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往来。从东汉至魏晋，内地对西域的统治时断时续，但是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从未断绝。

西域在中西文化和商贸交流上，发挥着重要的地域媒介作用。从河西走廊的西端敦煌，分南北两道成为运输的主要路线。北道沿线由东而西依次分布着渠犁、乌垒、轮台（即轮头）、龟兹、姑墨、温宿、疏勒等部族，他们均从匈奴奴隶主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归属汉朝。轮台、渠犁扼北道之中部，地位显要，在政治、经济上为北道的安全畅通提供了保障，也是设立西域都护的治所。龟兹的社会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大，发展较快。它不仅地处西域中心，幅员广阔，而且军力强大，班超给汉和帝的上书中就说：“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这条道路的西端为疏勒国。据《汉书·西域传》，此地有人口近两万，拥兵两千，也是西域大国。又“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是通往葱岭以外中亚诸国的枢纽。疏勒在西汉时属北道，但以后南道之莎车有分道至疏勒。东汉时，除中道、南道外，新北道也有支线可通此。《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云：葱岭之东，“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

从敦煌出发，塔里木盆地以南为南道，由东而西分别是楼兰、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社会风俗特点较为相近。南道东端，以楼兰为大国，东西达900千米，其东部的楼兰和西部的尼雅，是重要城市。历史上许多的探险家、军事家和旅行家，如张骞、班超、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莫不在尼雅留下足迹。昭帝时，更其名为鄯善，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此地遗址中发现了海外蚌贝珊瑚、残余的西式壁画和贵霜王朝的钱币等，说明了楼兰在吸收西方文明并促其东渐的事实。王国维认为：汉代“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门、阳关，即当自楼兰城始矣”。

于阗是南道中西部的重要城郭，西汉时人口近两万。南道开通后，农业、手工业、商业日益兴盛，东汉人口达到八万余。据《魏书》《梁书》《佛国记》等载，东汉时于阗已有大城五座，小城数十，王城则有屋宇市井，十分繁荣。于阗是西域发展丝织业的第一个中心和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这里不仅有各种形式的物物交换，而且也出现中原货币交易。斯坦因在约特干遗址拾到汉五铢钱470余枚。以后又不断有发现，1977年11月在买利克阿瓦提遗址一次获得五铢及剪轮钱数千。并且有证据显示，于阗甚至自铸汉—佉二体钱，这表现出于阗人富有文化的创造力，以及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汉—佉二体钱是新疆古代自铸货币之始，这本身也说明了古于阗在西域地区经济活动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莎车是塔里木盆地西南端的大城郭。西汉征服西域时，莎车积极内附，在维护西域汉道的立场上做出了大贡献。

西域在汉代就已经归属于中央政府，千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联系。汉代时设置西域都护，并派士兵屯田，中原文化在此扎根。在考古发掘中，有大量的汉锦、铜镜、木简和铜钱等物品出现。《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王绛宾多次入朝并在长安长期滞留。他“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人传呼，撞钟鼓，如汉钟家仪”。《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载莎车王“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教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由此可见西域诸国与中原政府的联系十分密切。同时汉语与胡语在西域也是通用的。楼兰古城附近就曾发现700多件魏晋时期汉文文书。

西域的独特文化同样也受到中原汉族的喜欢。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自张骞出使西域后，大量西域商人佣人来到内地。东汉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诗中写道：“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无所。”两种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和发展。

同时西域又与中亚在民族民俗、语言、文化、经济生产活动方式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西域至中亚一代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以游牧生活为主，他们之间因为争夺地盘经常发生矛盾和战争。而北部的匈奴则是相对强大的民族，它不断骚扰和侵袭其他的民族，造成这一区域的民族的不断迁徙和流动。这种迁徙和流动使得中亚和中国的新疆地区产生某种程度的文化连接和地缘沟通的因素。其中汉魏晋时期的大月氏就是典型代表，它在印度和西部文化向东方输入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月氏人的西迁，为汉代中原与中亚以至西亚之间的沟通建立了直接联系。公元前1世纪建立的贵霜王国，吸收了当时各种文化的精华，从而在中亚建立了一个各种文明共存并逐步融合的混合形态。希腊地理家托勒密，记载当时旅行家们沿东西商路到达中亚的许多情况，一位名叫马利奴斯者说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到中亚石塔，再往东可至赛里斯国，往南即印度之地。据《后汉书·西域传》载，他们“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有“市列”，所贩商品，不少来自伊朗和印度，如珠玑、珊瑚、琥珀、璧琉璃等，都是中国商人所需的西方宝物。贵霜成了东西、南北两大贸易路线的交会之地。它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古代史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贵霜与印度很难分而论之。贵霜兴起之初，就将罽宾囊括在统治范围之内。而罽宾正是北方塞种南下后的聚居之地。

贵霜与中国历史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的东渐。印度佛教传入贵霜后，在迦腻色迦时代达到极盛，以至于成了佛教进入中国最大的来源地。

二 印度佛教早期输入内地方式的变化

由于大月氏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独有地位，早期的中国内地佛教的传入，也就与它建立了不解之缘。文献记载，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到公元3世纪中期，也就是东汉三国时期，内地早期的佛教传播者大多数来自大月氏和安息、康居等中亚国家的僧人。他们多以“安”和“支” 为姓，如支娄迦谶、安世高等。也就是说他们来自位于伊朗东部的安息和大月氏，当时属于贵霜帝国。但是在早期的佛教传播中，传教僧人主要聚居在驻中国的外国商人中，有的译者本身就是商人，因此带有私人性质的传教。由于他们未在西域作长期停留，直接迁徙到内地各处，使得中国早期佛教的输入带有一定的空降性，研究者一般把这一时期传播的途径称为“直传”。从传播路线来看，传播的最早途径是中亚的陆路，与贯穿欧亚大陆的、途经贵霜帝国的丝绸之路的繁荣差不多是同一时期。

但是这种所谓的“直传”并未能保持多长时间，从西晋开始西域的僧人来内地者逐步增多并成为主流。梁启超说过：“中印交通，以西域为媒介，故必先明此三地相互之关系，然后佛教输入之本末可得言也。以吾所见，西域印度关系，以大月氏人侵入印度（西第二世纪）为最要关键；中国西域关系，以东晋时代五胡乱华，五凉独立（西第四纪束）为最要关键。”下面将两晋时期外来译经者列如下：

法护，月支，《僧传》云：“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

支法度，月支。

帛延，龟兹，《僧传》云：“不知何许人。”《首楞严后记》云：“龟兹王世子。”

帛尸梨蜜，龟兹，《僧传》云：“西域人。” 今推定为龟兹。

帛法炬，龟兹，各书不叙其氏籍，据《出三藏记集》卷9知为姓帛，当是龟兹人。

竺叔兰，《僧传·朱士行传》云：“本天竺人，父世避难，居于河南。”

安法钦，安息。

（以上为西晋）

佛图澄，龟兹，“西域人，本姓帛氏。” 今推定为龟兹。

僧伽跋澄，罽宾。

昙摩难提，月支，《僧传》云：“兜佉勒人。” 兜佉勒即月支异名。

僧伽提婆，罽宾。

僧伽罗叉，罽宾。

昙摩耶舍，罽宾。

鸠摩罗什，据《僧传》，父天竺人，母龟兹人。

弗若多罗，罽宾。

昙摩流支，《僧传》云：“西域人。” 国籍无考。

卑摩罗叉，罽宾。

佛陀耶舍，罽宾。

佛驮跋陀罗（觉贤），天竺。

昙无谶，中天竺，《魏书·释老志》云：“罽宾人。”

支道根，月支。

支施仑，月支。

昙谛，康居，见《广弘明集》。

（以上为东晋）

如果说三国以前来中国内地传法的主要是中亚一带的大月氏、安息和康居等国，到了4—6世纪，则成为内地与印度本土僧人直接交往的时代。中国的僧人不再满足于西域所传而直接去印度求法，同时这一时期进入内地的印度僧人也日益剧增。

造成这种路径变化的原因，一是由于大月氏与其他中亚人的内迁，是历史某一时期发生的偶然事件，并不带有长期性，因此它的影响是阶段性的。随着贵霜王国的覆灭，这种影响也随之减少。二是印度佛教发展过程中的持续性和创新性，导致佛教重心的转移，具有地缘优势的罽宾僧团和西域僧团逐步显现。当然这种趋势是建立在交通不发达的早期，随着交流的增强和交通的发展，尤其是海路的畅通，这种趋势又不得不让位于直传。三是西域各族不仅精通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还熟悉印度佛经中的梵语、梵文，有的甚至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学会了汉语。这种天然的语言优势，自然给佛经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优势。

在这一时期，北部印度的罽宾，成为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源头。多数来中国内地传法的印度僧人都来自罽宾，而向印度本土求法的中国僧人也无不与这一地区建立了联系。梁启超据此分析，“第二期以罽宾为中心，凡得八人，咸有良绩，小乘于是确立焉”。

对这一问题要有全面的认识，不能一味强调罽宾作为传播中心的作用。其实仔细分析便知，这一时期真正对中国有贡献和产生较大影响的，反而不是来自罽宾的僧人，也不是小乘佛教，而是非罽宾籍的竺法护、鸠摩罗什和昙无谶。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接受大乘佛教的主要时期，尤其是鸠摩罗什和昙无谶的译经把中国的大乘佛教推向了一个高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虽然这一时期有法显等人的西去求法，但是由于内地人毕竟对印度的地理、文化、语言等不了解，不可能获得系统、准确的大乘佛教的体系，而罽宾虽然当时变得比较开放，毕竟属于小乘系统。有部的系统禅法戒律修行或许体系完备，但是在哲学义理和百姓的信仰方面，却远不能符合内地人的心理。所以在传法中反而是西域的僧人更有成果。

到了隋唐，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因为西域通道完全畅通，中原政权的有效统治，使内地人去印度更直接更方便。这时候的中原内地，对于中介译经的东西已经远不能得到满足了，西行求法盛行，以至于产生了玄奘和义净这样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印度本土直接来中原的僧人也逐步增多，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西域对内地的佛教输入及其影响

从佛教传入西域开始，西域人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了各种梵语的佛教经典，这对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纵观中国佛经翻译史，大量的佛经来源于西域，所谓的“胡本” “胡语” 虽然不能仅仅看成西域的版本，也许有中亚人的版本，但也包含有很多西域各民族语言的内容。敦煌地区发现的用古代于阗语抄写的佛经和在新疆库车发现的用龟兹语写成的经典片断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西域高僧在将印度佛经转译成“胡本” 时，无意间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和本地区的文化特色，从而形成了与印度佛学思想不完全相同的佛教作品。不仅如此，佛教在西域的停留还带来了内容上的新创造，像《华严经》《大集经》等经典，就形成了对内地影响深远的西域版本。在印度佛教向中国内地输入的过程中，西域诸国的高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和牺牲。而来自龟兹和于阗两国的僧人最为著名。

龟兹在对印度佛教向中国内地输入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在佛教语言、译经活动还是艺术上都足以证明。中国内地接受的许多印度佛教文化，不是由印度本土直接传入，而是经过了龟兹的中介发展转变而来。从佛经翻译和佛法的传播来说，佛图澄和鸠摩罗什可谓是早期影响中国佛教发展至深至远的西域高僧，而他们皆来自龟兹。从佛教艺术上说，内地的绘画技法深深受到龟兹地区的影响。从克孜尔石窟到敦煌石窟再到内地，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佛教艺术变化线索。西域的凹凸晕染法在龟兹石窟中展现充分并一度传到中原大地形成气候。琵琶、排箫、箜篌等影响中国千年的乐器也由龟兹传入，石窟中的壁画便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最好证明。佛经翻译的语言方面，季羡林在作《大唐西域记》校注时指出：最早译过来的佛经不是直接根据梵文或巴利文，而是经过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天已经不存在的许多古代语言转译过来的，比如焉耆语（吐火罗语A）和龟兹语（吐火罗语B）等都是。他说：“反正从一些佛教固有名词的音译来看，龟兹和焉耆语言起了作用，而于阗则没有。我的意见倾向于佛教是通过丝路北道向东传布的。”

龟兹地区早期流行的佛教既有小乘也有大乘，显然受到中亚的影响。3世纪时，龟兹人来中原译经传教者为数不少，文献记载的译经僧就有白延、帛延、帛法祖、帛元信、法立和法炬、帛尸梨蜜多罗等人。他们中间有王室子弟，普通的沙门，还有居士群体。梁启超总结认为：“后汉、三国以安息、月支、康居人为多；两晋以龟兹、罽宾人为多；南北朝则西域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度人居优势，而海南诸国亦有来者。”龟兹人在两晋期间来中原传教译经者最多，足见当时龟兹国内佛教的发展状况。

在中国早期来内地传教的高僧中，对内地佛教发展影响较大的反而不是印度人，而是龟兹的佛图澄和稍后的鸠摩罗什。虽然佛图澄未记载他是译经家，但是他在内地早期佛教的传播中，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龟兹佛教高僧佛图澄在北方后赵的佛教传播，给中国以后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道安和慧远皆可看作这一传教的发扬者。能把具有残暴行为的石勒、石虎说服并实现成功传教，佛图澄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从他的传教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与西域龟兹文化有关的内容。

为了树立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佛图澄通过预测、神咒、疗病以及其他种种方术来传教。而这些方式我们往往在印度人和中亚昭武九姓的传统方术中很容易看到。这种方式使得石赵统治者较为容易地接受了对佛教的信仰。总之在他的宣扬下，内地北方开始了佛教的大传播，石虎下书曰：“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自此“中州胡晋略皆事佛。”以致出现了“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竟出家”。

道安是佛图澄的弟子，在早期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小乘思想与佛图澄有很大的继承关系。他南下襄阳又到长安，为当时的佛教传播、佛经翻译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道安的弟子慧远也是继承了佛图澄的余脉。而龟兹高僧中影响更为深远的就是鸠摩罗什，梁启超评价说：

龙树性空教理，在中国最有势力，什实主导之，其功绩及于我思想界者至伟大……什在中国，历年虽暂，然其影响之弘大，乃不可思议。门下号称三千，有四圣十哲之目，北之僧肇、道融，南之道生、慧观，其最著也。佛教从学理上得一坚实基础，而为有系统的发展，自什始也。

从佛图澄与鸠摩罗什的事迹，可以看到印度大乘佛教之进入内地，龟兹是其前卫。

据学者研究，一些早期汉文佛教徒的名称来源于龟兹语。如汉语中的沙门、沙弥、菩提起源于龟兹语。季羡林先生考证“佛”“弥勒”“恒”“须弥”等词是从吐火罗语转译而来，不直接来自印度。这种借代现象在汉文佛经中还很多，汉语和龟兹语在佛经中的渊源关系，充分说明龟兹佛教对中国内地佛教之影响及龟兹教徒在将佛教传到内地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于阗作为西域接受佛教的重镇，在向内地传播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罗叉，又叫无叉罗，于阗籍高僧。曹魏时的朱士行在于阗得到《大品般若》后，派弟子法饶带回洛阳。法饶和无叉罗皆是于阗人，二人将佛经带到陈留郡水南寺。元康元年（291），无叉罗译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祇多罗，又称祇多密，也是于阗人。西晋太康七年将《大品般若经》带到长安，后来竺法护译为《光赞般若经》十卷。他本人也曾译出《菩萨十住经》《普门品经》《十地经》《普贤观经》《弥勒所问本愿经》《如幻三昧经》《宝如来三宝经》等15部。

从语言上讲，古代于阗语也对中国内地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和尚”一词，又称“和上”，成为我国对佛教僧人的普遍称谓，并远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北宋赞宁在他编撰的《宋高僧传·满月传》后的附论里说，“和尚”一词在印度称为“邬波陀耶”，在于阗称为“和尚”。可见这一词语不是梵文直译，来源于古代于阗语。在古鄯善国发现的佉卢文书，就有“和尚”一词的相关记载。

西域的早期译经大师不得不提到竺法护，他是月氏人，随家人迁徙至敦煌，后改姓为竺，名为法护。从早期中国佛教翻译史看，他应该是第一个对大乘佛教进行大规模全面翻译的僧人，给内地以后佛教的发展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皆有其事迹。

他的足迹遍及西域、敦煌、酒泉、凉州、长安、洛阳，历尽千辛万苦，从事译经活动长达五十年。他所译出的经典，《出三藏记集》卷2著录为154部309卷，并谓其中95部尚存，64部已缺。《历代三宝纪》卷6载为210部394卷。《开元释教录》卷2则认为是175部354卷。现存的约有74部177卷。可以说他的译经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位译经家的数量。他所译佛典，多数属于大乘佛典，小乘经典只是少数。他所翻译的佛经几乎涵盖了西域三十六国的流行经典，因此才有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西域诸地佛教发展对于内地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

从佛教艺术上讲，西域在吸收了印度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了原来的特征。公元前1世纪，佛教向北传播到大夏，希腊艺术与佛教结合形成了犍陀罗艺术。随后犍陀罗佛教艺术越过葱岭传入我国的西域。西域佛教艺术在汉魏晋时期空前繁荣，它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西域风格特点。随着佛教的东传，又极大影响了内地的石窟和绘画艺术。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和云冈石窟等的早期艺术中，明显带有西域的造像壁画艺术风格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中国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三国东吴的曹不兴首开佛教艺术创作，在临摹印度、西域佛画范本的基础上，长期在寺庙里绘制佛教壁画。《太平广记》记载：“江左画人吴曹不兴，运五千尺绢画一像，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无遗失尺度。此其难也，唯不兴能之。”《宣和画谱》说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尝于瓦官寺北殿画维摩诘像，将毕欲点眸子，乃谓诗僧曰：‘不三日，观者所施可得百万。’ 已而果如之”。《洛神赋图》运用了墨线勾勒法，可能源于西域画风。而后来的张僧繇、曹仲达和杨子华等更是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吸收了西域绘画风格与技法，创作出一幅幅传世名作。

以上事实说明，古代“西域” 不仅是汉传佛教来源之一，更重要的是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肩负着关键的纽带和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