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派齐流论归宿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极为活跃，学说流派，五花八门，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派齐流。人们的观点、看法、世界观以及阶级立场，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在对资本主义（以及高级阶段帝国主义）的向往幻灭之后，在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介绍、讨论和身体力行的实践风行一时。为了社会的“根本之改造”，“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福音”，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在中国都程度不同地占有自己的市场。但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百派齐流的归宿是社会主义最终由空想发展到科学。本文试就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论述，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以及在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并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

一 对资本主义的理性认识

五四时期，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掀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史上树立了自己的丰碑。五四运动前的启蒙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科学文化知识十分向往，热情歌颂西方文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当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梯还未步入社会主义之前，资本主义（特别是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的专制制度进步得多，所以出于反封建的需要和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企图以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为榜样，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时期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从这种认识出发，许多人对西方国家抱有幻想，甚至主张彻底反传统，出现西化倾向。醉心于法兰西文明的陈独秀，在热情歌颂科学、民主，在思想领域启封建之蒙的同时，为了彻底改变中国现状，又幻想让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认为：“国人被武人做坏到这步田地，国民既不能起来解决，除了希望外国干涉，还有什么法子呢？”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钱玄同则强调“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应该虚心地去学习，才是正途。

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原来对于资本主义的向往、幻想由于巴黎和会的召开而破灭。强权战胜了公理，分赃代替了和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体验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新苏联，在粉碎了国内叛乱和外国干涉之后得到了巩固。这样，俄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就给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出现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更加清楚，从而响亮地提出“打倒列强”的口号，以后又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之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陈独秀在得到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后，悲愤地对天长啸：“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都是弱肉强食，对公理、和平毫无用处。”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对帝国主义本质作了更深刻的分析，认为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帝国主义都是一样不讲公理的强盗。陈独秀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后，在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对于帝国主义“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并且说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资产阶级）共和政治”。

二 空想社会主义的美妙蓝图

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初，五四运动已届尾声。此时，对资本主义的向往已经破灭，而社会主义的新苏联尚未巩固下来，榜样的力量尚未显示充分的威力，发挥最大的作用。另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屈指可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的翻译出版还未实现——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当年并没有形成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在此情况下，为了“社会之改造”，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连篇累牍地介绍、谈论社会主义，并且进行了身体力行的实践。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福音”。

众所周知，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流派很多，而谈社会主义的人也是各色各样。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家没有科学的理解，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百派齐流造成的局面是既对社会主义有无限的兴味，又划不清空想与科学的界限。正如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中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但情况是“隔着纱窗看晓雾”，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实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在此情况下，空想社会主义赢得了很大的市场，在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灵上烙下了痕迹。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发展经历了300年时间（16—19世纪），19世纪4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在中国，广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自古皆有。《礼记·礼运篇》所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原始空想社会主义，或叫原始共产主义。这种原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次农民起义提出的“平等、平均”口号，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中西合璧制度，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天下为公”的蓝图，无不具有空想色彩。

到了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宣传者，有的把西方的某种社会主义思想照搬过来，有的则与中国传统的空想思想相糅合，形成了“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绘制了一幅幅美妙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但结果却都是昙花一现。五四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当时在中国青年中提倡的工读主义。这其中以新村主义因为形式具体而最为人模仿和称道。

1919年3月，周作人把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介绍到中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介绍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在当年9月利用暑期亲自去日本九州日向地方的新村去参观。日本新村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是令人向往的，据《新村》月刊报道：“看大家在那里劳动，真是快事……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人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至五时止。十一时是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送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读书，十时以后熄灯。”1920年2月周作人在北京设立了“新村支部”，准备进行身体力行的实践。但是，由于办新村一没有土地，二对农村生活不熟悉，所以那些宣传新村精神的知识分子因多在城市而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但新村主义的影响是很大的，新村田园诗般的生活，引起了中国青年热烈的宣传和实践活动。1919年春，毛泽东、蔡和森设想在岳麓山建设新村。毛泽东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行，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湖北的恽代英、林育南也对新村很有向往。恽代英说：“新村运动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出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

五四时期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除新村主义外，还有互助论和工读主义。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认为社会进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互助”，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工读主义的最初倡导者是吴稚晖。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六三”以后，工人阶级表现出伟大的力量，“劳工神圣”风行一时，工读主义遂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潮，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并且把工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即工与学，合二为一，工人即学者，学者即工人，从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把互助论和工读主义加以糅合，成立“工读互助团”。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文章，倡导“城市中的新生活”，以克服新村主义需要农村土地的限制。这种城市中的新生活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

王光祈成立工读互助团的倡议，受到思想界、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知名学者17人。外地青年也为之向往，如杭州的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曾专程去北京参加。此外，恽代英在武汉成立了利群书社，并说“利群书社是工读互助团性质相近的东西”。毛泽东1920年春也曾想和周世钊、何叔衡、邹泮清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起办一个自修大学，并且“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 ‘工读互助团’”。但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践结果是经济亏损、人心涣散，很多人要求退团，这样，1919年底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春便宣告失败，销声匿迹。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组织到1920年底也接近尾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陈独秀在同张东荪的论战中说：“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傅立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

是梦就要破灭。经过实践，五四青年所绘制的一幅幅空想社会主义的美妙蓝图，经受不了风剥雨蚀的冲刷，来得快，去得也速，昙花一现，尚未枝繁叶茂便告夭折。科学社会主义代替空想而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已属历史的必然。

三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

陈独秀认为，对社会主义各种流派，“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那么，择定社会主义的哪一派呢？百派齐流的归宿何在？实践证明，空想社会主义必须代之以科学社会主义，所以1920年5月以后便形成了对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热潮。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和当时的社会实际相适应的：（1）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宣告失败；（2）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上半年巩固下来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已表现出无限的生命力，坚定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3）“六三”运动及其以后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力量进一步引起了知识分子的重视；（4）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5）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也是在1920年前后。

“改造社会”是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永恒主题，但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对社会的改造则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当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教育界被宣传、实践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传播着。但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流派而取得主导地位。据统计，1920年5月以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有李大钊、杨鲍安、李达、李汉俊、张闻天等少数人。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破产之后，更多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致力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并因此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第一篇颂扬十月革命的文章发表于1918年7月，以“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来比喻俄国革命与世界新文明潮流的关系。1918年11月，他进一步指出：“Bol-shevika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1919年5月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标志着李大钊由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建党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被并称为“南陈北李”。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在1920年5月，他在《新青年》7卷6号上发表的文章，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者的觉悟》）、剩余价值学说（通讯《答知耻》），提出在工厂中工人要有管理权（《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南方（上海）和北方（北京）从事建党活动。

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是五四青年群星中的佼佼者，在“改造社会”上积极探索，经历了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期间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论和工读主义等不同程度的影响。到1920年底、1921年初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倡导留法、留俄勤工俭学，学习欧洲文明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并且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工人中去，了解中国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

1920年5月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盛一日，到1922年，先后有近30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社会上以《新青年》《星期评论》《晨报》《民国日报》等为首，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刊物，都不同程度地介绍或谈论马克思主义。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几乎所有谈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的文章，都被迅速译成中文，登在中文报刊上。此外，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而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除李大钊、杨鲍安、李达、李汉俊、张闻天、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外，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陈望道、邓中夏、赵世炎、张太雷、向警予等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19—1921年持续一年多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以后，更使大批激进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很多原来信仰非马克思主义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而依然坚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则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不仅纯洁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中把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建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重要作用。

四 几点启示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欧洲曾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但在中国，由于有了欧洲的经验，有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中国人民很快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则是一个持久、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过程。

从上述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

（1）空想必须代之以科学

五四时期，虽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百派齐流，但历史最后宣判：空想必须代之以科学。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使大量的先进分子急速地迈向科学社会主义。稍后的中国革命实践又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治中国的唯一真理。在今天，坚持马列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和平的手段无法打碎旧世界，必须实行激进的激烈的方法，谋社会整体的改造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田园诗般的生活，幻想用和平的手段实验新社会的组织，这种生活组织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李大钊曾说：“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工读互助团运动在当时即被称为“平和的经济革命”。但实践证明这种和平手段是行不通的。参加工读互助团失败后的施存统说：“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

（3）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十分流行，是与中国小生产者占优势的状况相适应的

欧洲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在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自古皆有，是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小生产者占优势的状况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所以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有流行和存在的土壤。列宁说：“一个国家的自由越少，公开的阶级斗争越弱，人民群众的文化越低，政治上的乌托邦越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革命导师的话不仅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流行的理论指南，而且也可以为以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盲动、过左倾向、脱离实际的跃进等现象作注脚。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十三大论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的基本纲领，并提醒人们要划清科学与种种空想的界限，是很现实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

（原载《黄淮学刊》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