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政治生涯及其成败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有丰厚的文学功底和较高的史学素养。但他终生醉心于官场，表现出一般士大夫少有的入仕热忱。尽管他不择手段，结交阉党，出卖东林同志，献城降清，但终未能实现其“外王”夙愿，落了个“贰臣”的下场。作为政治人物，钱谦益无疑是个失败者。

把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当作一个政治人物来研究，确实不如当作一个文学家、史学家来看更辉煌，更引人注目。钱谦益有丰富的文学素养，很见功力的史学底蕴，但他终生醉心于官场，入阁为相是他平生夙愿。可他的才能、优势并不在于官场，而在于文史。所以，作为政治人物，钱谦益无疑是个失败者。他政治上最大的失败是乙酉降清之辱。也正是因为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大节有亏，所以后人很少去谈他的政治活动。对于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天崩地裂”时期的官僚士大夫，有洪承畴等降清之人，更有史可法、张煌言等抗清复明志士。无论是降清贰臣，还是抗清忠义，似乎都已有定论，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贬褒。对于钱谦益就不是那么容易评说了，这么一个政治色彩极浓的人物，他的政治活动是不可忽视的。

一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府常熟人。历经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共六位皇帝，跨明、清两朝。

钱谦益自幼聪敏好学，“发覆额时读《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慕孔文举、刘越石之徒，思与之驰骋上下。”“（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十五岁，先生（指钱谦益）作顾端文淑人朱氏墓志……十五六岁喜读《吴越春秋》，刺取其语，作《伍子胥论》，长老吐舌击赏……”虽然如此，但钱谦益志在为官，“五六岁看演《鸣凤记》，见孙立庭袍笏登场，遂终身不忘”。可官场政治实在不是他的所长，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万历三十五年（1607），钱谦益进京会试不第。三年之后的下届会试，钱谦益蛮有把握中状元，且“状头已定钱公”的消息已闹得满城风雨，司礼太监送帖致贺，在京的亲朋好友也纷纷道喜，钱谦益自己更是踌躇满志，自以为状元非他莫属。然而，发榜时，状元却是韩敬，钱谦益屈尊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这对钱谦益不亚于当头一棒。原来韩敬买通权贵，加之其座师汤宾尹的偏倾周旋，使本已到手的状元被他人夺去。这次科考的波折似乎预示他以后政治生涯的坎坷。天启元年（1621）八月，钱谦益奉命典试浙江，钱千秋科考贿赂舞弊案发，钱谦益被罚俸三月。天启四年（1624）秋，迁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而后，又升詹事府少詹事，兼读学士，分纂《神宗实录》。这一时期，钱谦益官场一帆风顺。但好景不长。天启年间党争剧烈，斗争中钱谦益成为东林党魁，天启皇帝重用魏忠贤等阉党，各党派中，阉党乱政最大的反对者是东林党，他们对东林党人横加迫害。天启五年（1625），阉党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御史崔呈秀作《东林同志录》，列谦益名，五月，谦益被削籍回乡。

钱谦益和其他东林领袖一样，与阉党斗争失利家居，不但没有使他们在政坛消失，而是名声更大了。钱谦益当时就声名震东南。天启七年（1627），年仅23岁的天启皇帝死去，他的同父异母弟朱由检入继皇位，这就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崇祯面对天启朝所留下的一个混乱残破局面，决定先从清除“魏客集团”着手整顿。“（天启）七年八月，上崩，无嗣，遗命以信王入继大统，诛魏忠贤、客氏，其党相继伏法。”崇祯皇帝革除前朝弊政，重新起用东林党，东林党人也春风得意，决心大干一番，救明王朝于岌岌之中。钱谦益更是激动万分，盼望的政治春天到了。果然，崇祯元年（1628）七月，钱谦益应召赴阙。他在赴京途中写了十首“言怀诗”以表达此次赴阙的愉快心情。“垂向西风挥长泪，余生何以答殊恩”；“三年迁客意蹉跎，芳草天涯路又过。”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远离官场，家居三年，无异于三年苦刑。现在有一种重见天日的自由舒畅之感，同时，又有对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他对这次被召寄予了很大希望，入阁的夙愿似可了却。“十一月庚申，会推阁员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对于入阁垂涎已久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哪肯善罢甘休，死死抓住钱谦益天启初年的“钱千秋科场案”不放。崇祯帝虽然起用东林党人，但末世君主时时疑虑臣下结党营私，结果钱谦益“回籍除名为民”。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为了彻底断绝钱谦益东山再起的希望，把钱谦益完全击垮，温体仁使人罗织钱谦益的50余条罪名，钱谦益被押至京，虽有“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交章白其冤”，仍下刑部狱。钱谦益曾为司礼太监王安作过碑文，现在只好求助于司礼太监曹化淳，由于曹化淳的周旋疏通，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获释家归。

崇祯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风卷残云，横扫大半个中国。关外满洲大军虎视眈眈，明王朝成了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崇祯帝因此寝食不安。一些在野的江南士大夫和一部分在朝官员一致推举钱谦益复出，连阉党头目马士英也力荐钱谦益。崇祯帝思来想去，确实没有比钱谦益更合适的人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十，崇祯决定重新起用钱谦益。然大顺军于三月十九日进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准备再次入朝的钱谦益得知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入朝遂成为泡影。

二

农民军占领北京，崇祯帝自缢，作为中央政权的明王朝灭亡了。明朝各地的残余势力纷纷议立新君。南明福王弘光政权在马士英等阉党的拥护下在南京成立。钱谦益也积极倡导立新君，本有意于潞王，福王既立，钱谦益为在福王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转而倾向福王，大肆为马士英歌功颂德，换得了礼部尚书的职位。但他的目的还是入阁为相，尽管是在偏于一隅阉党把持的南明小朝廷中的相位。弘光二年（1645）四月，扬州失守，史可法英勇就义。五月十五日，清军进逼南京，钱谦益等献城出降，并承诺豫亲王多铎“以招降江南为己任”。他也确实为清军定江南出了大力，劝降江南豪绅。钱谦益满以为凭他献城及帮清军定江南之功，可以在清廷实现自己的夙愿。然而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正月，授予他礼部侍郎，官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对此，钱失望至极，悔恨至极。同年六月，乞假回籍，被无挽留地应允。不久，谢陛、卢世淮私藏兵器狱被牵连，锒铛北上。事白后家归。昔日的降清功臣，礼部侍郎，轻易就成了阶下囚。钱谦益对清廷的彻底绝望，对自己乙酉降清的悔恨，都化为对清朝的强烈反抗，从此开始了他的反清复明活动，暗中支持黄毓祺起义。起义失败，黄毓祺被捕，钱谦益被牵连，又在常熟被捕，下南京狱。黄毓祺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谦益诉辩，国柱（总督马甲柱）遂以谦益、黄毓祺素非相识定谳，得放还”。回常熟后，继续加紧反清复明活动。冒死亲赴金华，游说总兵马进宝策反，与前兵部主事严栻联络东南，筹建反清义师，“尽囊以资之”。郑成功北伐失利，他鼓励郑成功不要气馁，积极活动，联络抗清志士，策划郑成功再次北伐。

对于钱谦益的乙酉降清及后来的反清复明，时人和后人看法不一。顾亭林公开否认自己是钱氏门生，杜于皇甚至闭门不与钱氏交通。但黄宗羲、归庄等抗清志士却一直没有疏远他，并充分肯定了他后20年的抗清活动。清朝官方对钱谦益则极尽贬污，乾隆三十四年（1769）高宗敕谕：“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足于人类。”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上谕：“钱谦益只能列入《贰臣传》乙编，不得与洪承畴等为伍。”作为贰臣，他不如洪承畴，作为抗清人士，更不能与史可法、郑成功等相提并论，结局可谓凄惨。钱谦益自己又是怎么认识自我的呢？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80岁暮年的钱谦益心情沉重，心灵深处承受着双重的煎熬，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吾抚前鞭后，重自循省，求其可颂者而无有也，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此时，抗清力量日益烟消云散，清朝的统治已成定局，作为明朝遗民，悲凉之感自然而生。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理想，官僚和儒士不仅是不可分的，而且往往是两位一体的。中国封建社会庞大的官僚机构，正是依赖大大小小学而优的儒士——文官来维持的。入仕是儒士的正途。故而，钱谦益的积极入仕是无可指责的。“内圣外王”是传统儒士的完美人格理想，他们因此大都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匡世救时”为己任。得到贤君器重，便视为人生最大抱负的实现。所以，他们一方面注重自己的内在修养、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积极入世，一旦入世建功的努力失败或受挫，他们就退而求其次，或教授门徒，或修身养性，以求安身立命，亦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而，钱谦益却表现出一般传统士大夫少有的入仕热忱，对相位之职执着的追求，对他来说，似乎没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不择手段，交结阉党，出卖东林同志，献城降清，所有这些都没有实现他“外王”的夙愿，反而落了个逆臣，甚至连与洪承畴那样的贰臣都不能为伍的可悲下场。

（原载《黄淮学刊》1998年第1期，与贾艳敏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