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8年视察河南农村断想

1．1958年8月6—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结束了对河北省徐水、安国和定县的视察后来到河南，先后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和棉花，襄城县梁庄、薛元等社的烟叶和谷子，长葛县“五四”社的玉米和商丘县道口乡中华社的红薯和稻子。1958年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年”，在这个“一大二公”“穷过渡”的旋风中，毛泽东的言论和视察本身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毛泽东的视察既是对当时河南农村生产发展的深切关怀，同时又应引起我们今天深深的思考。

2．三大改造完成后，农业实现了合作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所必需的。尽管在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过程中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但全国在短暂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表明共产党发动领导的得力，反映了农民中蕴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农业实现合作化之后，本应当大力健全、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以争取农业丰收，但是，随着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思潮的滋生、泛滥，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掀起，农业合作化走向了“左”的极端，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3．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由27个小社合并成有9369户的大社，放了一颗“卫星”。报纸对此事进行了渲染性的宣传报道，于是小社并大社之风兴盛起来，事实上这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声。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河南步子迈得最早，也“左”得最很，人民群众所蒙受的损失也最大！

8月6日，毛泽东来到新乡县七里营乡，当他看到七里营乡挂出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对新乡县委书记胡少华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8月9日，毛泽东在同山东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各地闻风而动，一哄而起，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农户的99%。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倡导，助长了当时的跃进风。

商丘县道口乡在8月底改称道口人民公社，1959年道口人民公社为纪念毛泽东8月8日的视察，改名为双八人民公社。“双八”之名一直使用到今天。

4．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左”倾思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可循，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处于探索时期的角度看，出现一些主观上的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后果尚可谅解的话，那么相伴始终的浮夸风，毛泽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有意鼓励浮夸的现象，则是不可理解的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自己当成“傻子”呢？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终将是失败之举、荒唐可笑？

在七里营棉田，当社长王文生说“每亩保证生产一千斤皮棉，争取两千斤”时，毛泽东笑着说：“大有希望，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在襄城县梁庄社、薛元社参观烟叶时，当地负责人告诉他，每棵烟叶70多个叶子，每亩计划3万斤。毛泽东身在烟田却视而不见，对“70多个叶子”不仅不加核实，而且连声说“你们的烟叶好”“你们的烟叶一定是不错的”。在长葛县“五四”社，有40亩密植麦茬玉米，长得6尺多高，计划亩产25000斤，毛泽东大加称赞。在商丘县道口乡中华社“七一”实验站，生长着架秧和不架秧两种实验红薯，架秧红薯计划亩产100万斤，不架秧红薯计划亩产50万斤。毛泽东笑着连声说：“长得就是不错。”更可笑的是毛泽东触景生情，异想天开，在道口看到高粱的时候，与商丘地委第二书记任秀铎有一段精彩的对白。毛泽东问：“有没有种多头高粱？”任回答：“多头高粱这里叫九头鸟高粱，许多地方种了，地委也试种了一些。”毛泽东说：“这种高粱产量高。”本文作者由于对高粱品种的陌生，有意翻看《辞海》，其“高粱”词条没有关于多头高粱、九头鸟高粱的介绍。

5．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傻子”，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借视察之名，行“跃进”之实。既然要为“大目标”服务，所以对于一些细节中的常识性错误毛泽东显得大度，他难得糊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农村进行调查，打土豪分田地，倡导建立工农联盟，他与农民的关系最亲近，对农民最了解，尽管领导进行的斗争多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但农业生产的客观实际他不会一无所知。所以，毛泽东那原始的真实的思想在视察中也时时流露，他在鼓励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求实、注重实际的作风。这里略举两例。

毛泽东视察了襄城县双庙乡十四农业社郝庄第二生产队的烟田后，在襄城县委副书记刘熙民的陪同下，乘车沿着许南公路回县城时，见到公路上有不少彩门，其中一座彩门上写着：“襄城县双庙乡，超鲁（山）郏（县）跨许昌”。刘熙民告诉毛泽东，这些彩门都是“跃进门”，是组织生产评比时搞竞赛用的，外边的和许昌、郏县、鲁山赛，本县的乡和乡赛。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问：“作用多大呢？”刘熙民讲了襄城县刘庄乡因搞竞赛由后进变先进的故事。毛泽东听了后说：“开展竞赛，要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不务虚名。”（《中州今古》2001年第6期）

毛泽东视察了商丘县道口乡的红薯试验田后，在回去的路上，针对那里的红薯计划亩产100万斤、50万斤的目标，问商丘县委书记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试验田吗？”刘似乎看出了毛泽东的意思，于是诚实回答：“不相信。”毛泽东带有批评的口吻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接着又问：“你们栽种多少亩红芋，过去亩产多少斤？”刘作了如实汇报。毛说：“过去亩产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商丘县志》）

6．翻看着这些材料，我被当时全国上下“大跃进”狂热的悲剧深深震撼了。我似乎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又时时感到茫然。我想，生活在那个年月的毛泽东内心肯定痛苦得很。有些学者说，当时毛泽东头脑发热，没有冷静地分析中国的具体条件。我觉得这种看法恐怕只是说对了一半。毛泽东冷静处事的作风依然存在，只是历史的发展把他推上了热浪的巅峰，他实在是“骑虎难下”。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年元旦社论将这一口号向全国人民宣布，随后在短短几个月内超英赶美的时间越提越短，要求在7年时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美。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报刊连续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我们想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毛泽东时，说毛泽东是“一个空想主义巨人”。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个“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农民起义领袖”，而不是伟大的革命家。这些看法都有偏颇，但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毛泽东，是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能手呢？回答并不尽然，所以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这本书里说毛泽东“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很有某些道理。

伟人已作古，多加颂扬，深切怀念，是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的。确实，毛泽东在视察河南农村时，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那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是应该令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但是，视察本身也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不想过多地责怪毛泽东当时的所作所为，只是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汲取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提出，事实上正是汲取了这些教训。但要根除“左”的思潮的影响则不是一时一刹的事情。

（未刊稿，作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