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第一章 辩证唯物主义随科学前进并指导科学前进
哲学来自非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前进离不开思维罗盘，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具体科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思维力量，哲学是具体科学的向导。
本文旨在从总体上，从动态相互作用的角度，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彼此依赖、紧密结合的相互关系。
一 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发展进入现代阶段产生的
自然科学作为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是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行程经历了古代的直观思辨阶段、近代的经验分析阶段，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又发展到以“整理材料”为标志的辩证综合的现代阶段。
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反思的科学，主要是在对科学反思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相应地，它的历史行程经历了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阶段、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阶段，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又发展到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阶段。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对应的、相辅相成的。恩格斯所说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就揭示了它们在发展中的这种相应的内在联系。
为了动态地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现代阶段以后产生的，具体、历史地把握这一过程，需要从历史上说起。
（一）古代阶段
从时间持续来看，延续了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内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对于自然的注意和观察，远在原始社会就已积极地进行着，并从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知识。比如，在农业生产和游牧活动中，由于需要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位置变化与季节变化的关系，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初步的天文知识。在农业活动和交换活动中，由于需要丈量土地、衡量器物、测定时间、计算事物，所以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的数学知识。在制造和使用各种工具、器械，构筑简单的房屋时，由于需要进行推、拉、举、抛等活动，从而在实践中得到了最初的力学知识。但是，这些原始的经验和知识是十分零碎的、片断的，还没有条件带上条理性、综合性，远不能称之为自然科学。只能把它叫做自然科学的萌芽。
到了奴隶社会，不仅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随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家，出现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文字。这就形成了对自然知识进行初步概括的条件，使古代自然科学应运而生。
古希腊是欧洲古代科学文化的中心，地中海沿岸城邦中涌现了一批自然哲学家，开始冲破宗教迷信的束缚，以现实的态度探讨各种自然现象，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果。
比如，米利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泰勒斯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据说他到过埃及，研究了埃及的土地丈量术后，创立了初等几何。他曾用一根已知长度的竿子，通过同时测量竿影和金字塔影之长，求出了金字塔的高度，并利用关于相似三角形的知识计算过航船到岸的距离。他根据巴比伦的天文知识，奠定了希腊天文学基础，并且因为预言日全食而享有盛名。
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亚历山大城的欧几里得整理、总结和发展了古希腊时期的大量数学知识，写成了13卷本的《几何原本》。其内容包括直边形和圆的性质、比例论、相似论、数论、不可公度量的分类、立体几何和穷竭法等。它从少数已被经验证明的公理出发，运用逻辑推理和数学计算的方法，演绎出467个定理。它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数学书，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使用，对人们掌握数学知识、了解公理方法，起了巨大作用。
阿基米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是流体力学的创始人，发明了著名的浮力定律，即沉物体于液体中，物体减轻之重量等于所排除液体之重量。此外，他还发现了杠杆定律，运用杠杆定律，创造螺旋提水器；根据杠杆定律制造了一套复杂的杠杆和滑轮，解决了如何把体积过大、分量过重的船只推下水去的难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不如古希腊的科学发达，但在从战国到秦汉的数百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较快，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西方。后来又经过汉、唐千余年的发展，到宋、元时期达到了高峰。在数学、天文学和其他方面，中国古代有很多贡献。
汉朝时期成书的《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数学著作。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从先秦到汉朝的数学成就。全书分九章，共收集了246个数学问题。九章的内容是：“方田”，主要是计算田亩面积的各种几何问题；“粟米”，粮食交易时的计算方法；“衰分”，按比例分配的计算方法；“少广”，从田亩面积计算周长、边长等的算术，正确地提出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计算各种体积的几何方法，主要解决筑城、修渠等实际工程中的问题；“均输”，管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的计算方法；“盈不足”，处理了各种二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的问题；“方程”，处理各三元一次和四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的问题；“勾股”，处理了各种几何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勾方股方之和等于弦方的重要定理。所有这些内容都充分体现了它的实用特点。在汉朝以后的1000多年中，它一直被当做数学教科书。书中一元二次方程的数值解决，联立一次方程组的解决，要比欧洲同类算法早1500年左右。《九章算术》在朝鲜和日本都曾经被当做教科书，在阿拉伯和欧洲也有广泛影响，被译成多种文字。书中的“盈不足”算法，在国外被称做“中国算法”。
魏晋时期的杰出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写成了《九章算术注》10卷。他的杰出贡献是在此书中创立的割圆术。所谓割圆术就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来近似代替圆。其中包含初步的极限概念和直线曲线转化的思想，在1500年前能运用这种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有了割圆术，也就有计算圆周率的理论和方法。圆周率是圆周长和直径的比值，简称π值。刘徽利用割圆术，求出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算出π=3.1416。
南北朝时期的伟大数学家祖冲之在刘徽之后，把π值的精确度提高到小数点后7位，就是π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π值，直到1000年以后，阿拉伯和法国的数学家才超过了它。
中古时期（指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到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中国是世界上观测天文现象最精确的国家，也是保存天象记录最丰富的国家。从汉朝起，日食的观测记录中已经有了日食的方位、初亏和复圆的时刻以及亏起的方向等；对日食和月食现象已经作出科学的解释。西汉末年刘向在《五经通义》中指出：“日食者，月往蔽之。”东汉张衡在《灵宪》中认为，月光是太阳所照，大地遮住了太阳光，就产生了月食。
天文学家张衡不仅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而且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并在总结当时天文知识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肯定了宇宙的无限性。
北宋科学家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真可谓一部综合性的百科全书。沈括博学多才，在科学上有许多真知灼见。比如，在数学上，他发明了“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是二阶等差级数求和法。“会圆术”为我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天文历法方面，他曾经连续三个月观察北极星的位置，每夜观测三次。他把观测记录绘制成200多幅图，发现北极星的位置偏离天极3度，不是真正的天极方向，这个发现被后人所证实。他还编制了新历法。此历法规定：立春那天为一年之开始，大月31天，小月30天，大小月间隔。这是采用了阳历的简便方法，同时又吸收了阴历和农业节气协调的优点。遗憾的是该历法长期没有被采用。
从以上具体叙述可以看到古代自然科学有以下特点：
1．古代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以人们在生产斗争中获得的直观经验为基础的。它虽然经过思维加工，使直观经验带上了一定的条理性、综合性，但由于既没有精密的科学实验，又未能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所以，它是以比较零散和朴素直观的形式出现的。
2．由于古代自然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化开来，通常与不同哲学派别的自然哲学掺在一起，用哲学思辨方法整理直观经验。因此，在它对现象知识的经验总结中常常渗透着猜测性思辨，以思辨的方法，用简单逻辑推理，来弥补具体知识之不足。以上两点概括起来叫做直观思辨。
在古代，哲学和具体科学还没有分化，唯物主义和自然知识浑然一体地掺杂在人类知识的总体之中，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往往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尽管如此，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提供的毕竟是在本质上正确的关于世界的总的画面，而自然知识毕竟是关于总的画面上的某一方面具体学问。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古代它们又没有分化为两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它们之间彼此依赖的相互关系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是很紧密的。
自然知识是古代唯物主义的基本来源。古代最初的唯物论是把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当做世界本原的，而这种认识直接来源于自然知识。古代唯物主义还往往把世界看成一个逐渐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种观点也是以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得到的具体知识为基础的。哲学来自非哲学。比如中国的荀子所做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哲学结论，就是以日月星辰等天体的运行有其固定的轨道的天文知识为直接依据的。
又如，战国时代成书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它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它用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联系以及人体各器官的相互联系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变化和生病的原因，认为生命是自然现象，人的精神是以人的身体为基础的。这些医学知识后来成了唯物主义者正确说明精神和肉体关系的有力依据，如汉朝的王充就是用这些知识来说明形神关系的。他具体指出了人的精神智慧是依赖于人的血脉和五脏的，如果血脉枯竭、五脏腐朽，人就没有精神活动了。
可见，在古代，哲学结论和具体知识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结论往往是从某些具体知识中直接引申出来的，所以，自然知识是以直接来源的形式作为唯物主义的基石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论体系还很不完备，论点和论据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它能不能和自然知识不断结合，直接决定着它的前途和命运。在古代的思想史上，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走过的道路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国明朝的方以智，开始很注意研究自然知识，从中作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并指出哲学存在于具体科学之中，不能脱离自然科学，“质测即藏通几”。但是到了晚年，他隐居山林削发为僧，当了和尚，放弃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便从唯物主义立场退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夹杂着很多唯心主义的糟粕，甚至否定了原来的唯物主义思想。
（二）近代阶段
近代的自然科学是15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形成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以及在新生产关系下迅速发展的生产力，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手工工场阶段，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多半是杠杆、齿轮、水磨等简单的机械装置，使用的能源主要是自然力（风力、畜力、人力等）。所以，生产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力学问题，而不是一般的能量转化问题。再加上古代遗留下来的科学资料也主要是关于力学、天文学和与此相适应的初等数学。如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浮力原理；托勒密的地心说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等。而人们的认识又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过程，对运动形式的认识也不例外。综合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生产水平、科学遗产、认识顺序）可以看到，在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初期，机械力学必然占首要的中心地位。事实上正是如此，从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到伽利略发现落体定律，再到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机械力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把自然界各个领域内具体的规律揭示出来，并且自觉地把它应用于生产。因此，摆在近代自然科学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准确地掌握各个领域里的自然现象，分门别类地收集材料，把各个部分“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特点”“和其他现象有什么区别”搞清楚。于是，经验分析的方法很快发展成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观察、分析、归纳、实验等手段，把相互联系的整体分成彼此孤立的部分，把连续发展的过程划分成彼此无关的阶段。比如，把整个自然界就划成三个无关的领域：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无机界），而在无机界又分成彼此无关的不同的力（机械力、声力、光力、电力、磁力、热力、化学的亲和力），等等。这就是从周围的联系中把特定的因果联系孤立出来以找出它的特殊规律。所以，经验分析就成了第二阶段的基本特征。在这个阶段，力学、数学、天文学率先得到了迅速发展；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也相继成长起来。
近代自然科学成果表明：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形态都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是保持原有物质形态化学性质的最小颗粒；分子用一般的物理方法（如挥发、溶解、分散等）不能再行分割，但通过化学过程可以使它分解为更小的质点——原子；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用化学方法不能再分的最小质点；分子和原子都处于运动状态。
在此基础上，近代唯物主义在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时，就逻辑地、必然地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归结为原子的特性，把形形色色的各种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从而形成了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
近代唯物主义不仅依赖于近代自然科学，而且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近代唯物论是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战斗的唯物论，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巨大的解放作用。
大家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严密地控制着思想领域，使科学和一切知识都沦为它的奴仆。只准人们盲从迷信，听命于教会，不准独立思考，研究自然现象。近代唯物论思想产生以后，把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它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荒谬性。由于总的看法，根本的看法能够影响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而它能够从思想总体上使宗教神学土崩瓦解，从思想总体上把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出来，使人们耳目一新，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潮流，新的观点和方法。近代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代表新思潮的理论体系，就能直接、间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能为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事实也正是如此，15世纪以来产生的自然科学，它的发展到17世纪就出现了一个高峰；到18世纪，由于它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引起了第一次技术革命。
第二，近代唯物论也提供了适合当时科学发展需要的方法论。15世纪以后，系统自然科学的产生促使近代唯物论加强了对认识论的研究。近代唯物论的认识论，有以培根为代表的唯物论经验论，也有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唯理论，又有法国唯物论强调经验和理论的结合。近代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在近代科学的推动下产生的。它产生后，由于适合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反过来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具体来说，唯物论的经验论是同经院哲学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演绎对立的。它认为人们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从事实出发，通过实验收集正反面的材料，然后经过比较，排除其中不相干的现象，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归纳法。培根认为归纳法是认识的最可靠的方法，他称之为“新工具”。这时，人们为了把事物分解成各个部分，做分门别类的研究，需要在分别收集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与分类。由于适应了科学的需要，所以“新工具”曾经成为促进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培根于1620年发表《新工具》，1662年，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波义耳在物理实验中运用单因子分析法，发现了气体的体积随压强的改变而改变的定量规律。在化学方面，他把当时可用的定性实验归纳为一个系统，初次引入化学分析的名称，开始了分析化学的研究。瑞典的博物学家林耐对收集到的大量生物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使植物学和动物学“接近完成”。牛顿把当时的力学原理归纳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到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又如，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唯理论，也是对抗经院哲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以“理性”为标志，反对盲从、迷信。斯宾诺莎认为：人的认识不必依赖感性认识，凭理性直观，“纯粹从事物的本质来考察事物”，就能一下子得到最可靠的知识。这种知识就是他说的“不证自明的”“最高级知识”。比如，两条直线各与第三条直线平行，则这两条直线必定平行。唯理论否定感性的作用，这是片面的。但是，当时自然科学要求把实验的方法与数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定量地来研究自然，唯物论的唯理论就反映了这种要求，适应了这种需要，从方法论上突出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方法的作用，使数学方法定量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各个科学部门。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向前发展，其中产生了体现方向、代表未来的新的趋势、新的萌芽。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热力学、电化学、电物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涉及了各种形态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有机化学的产生发展开始冲破了无生物界和生物界之间的壁垒；胚胎学、古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天体演化论的产生，提供了关于自然发展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正处在从近代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转变时期。
（三）现代阶段
19世纪中叶以来，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以经验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收集材料阶段，进入了以“整理材料”为标志的辩证综合阶段。一系列以研究发展过程为特点的新的科学学科相继建立并发展起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科学史上著名的三大发现。这些新的成果，不仅沉重打击了唯心主义神创论和否认联系发展的形而上学发展观，而且从不同侧面具体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联系和物质统一性。这就使唯物主义在概括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或称现代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论：自然科学领域中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必然使唯物主义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形式。换句话说，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进入辩证综合的现代阶段以后产生的。
继三大发现以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现代科学沿着辩证综合的方向又获得了全面而迅速的发展。比如，20世纪初创立了量子论、相对论；接踵而来的又有基本粒子物理学、控制论、分子生物学等。到了20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新科学技术革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 当代新科学技术革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推进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着以微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形成了一系列高新科学技术部门。其中有所谓三个前沿（天体演化理论、生命起源科学、基本粒子理论）、三大支柱（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三项重要标志（人工智能、空间技术、原子能利用）。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一体化趋势，科学知识的整体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性。一系列边缘科学、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产生和相应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如系统概念、信息概念、反馈概念、系统方法、控制方法）的出现，集中体现着综合性、整体化这一基本趋势。
以下，仅以直接体现现代科学技术总体特征的一些科学技术部门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为例，对其进行哲学思考，从总体上粗略地考察新科技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推动作用。
（一）人工智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促进
人工智能作为人脑智能的模拟，它的产生发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论（即关于意识的起源、本质与作用的理论）联系最直接也最紧密。因此，这个问题，先从人工智能对意识论的发展的推进谈起。
人工智能对意识论的推进，集中表现在它对意识论的充实与深化上，具体表现是：
（1）进一步表明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物质的属性。考察计算机对人脑某些智能活动的模拟，不难发现人脑起码包括以下四种与计算机相对应的功能，即感受、记忆、演绎、选择。当然，人脑的思维能力决不限于以上四个方面。这只是说，目前人脑思维这四种基本功能已在计算机中得到了物化，可以用精确的物质手段来加以再现和验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脑思维功能的更多的方面还会得到物化，思维的奥妙还会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揭示。既然计算机能逐步地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程度上，把人的思维模拟出来、再现出来，使思维物化。这就具体表明了意识并不是神秘、不可捉摸的东西，不是寄居在肉体之中脱离人脑的灵魂，也不是人脑分泌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而是人脑的机能。这就进一步充实了关于意识的本质的原理。
（2）深化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原理。人工智能是人类意识自我认识的产物，计算机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意识已经发展到把意识活动部分地从人脑这个原来唯一的意识器官中分化出来，物化为机械的物理运动，延长了意识器官。也可以说这是按照某种意识去思考人脑、并创造着人脑。可见，它是意识对人脑的一种巨大的反作用。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其一，浅层次的意识与外界客体的相互作用；其二，深层次的脑内神经与意识的相互作用。计算机的出现是意识对人脑的巨大反作用的体现。这就从意识与人脑的相互作用的深层的关系上，进一步深化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原理。
（3）引起了意识结构的变化，扩大了意识论的研究领域。计算机作为人脑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新形态的意识的机器，它已进入意识器官的行列。它能够帮助人完成一部分意识活动，而且在某些功能上还优于人脑，突破了人类自然器官的许多限制，弥补和克服了人类思维的许多短处。如人脑处理信息和采取行动的速度慢，记忆和动作的准确性差，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变迁逐步消失，记忆中的信息相互干扰，相似的事物往往会张冠李戴，造成判断的错误。因此，可以说，在现代科学认识活动中，没有人工智能，就不会有人类认识能力的突破性发展和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计算机依赖于人，而且人也依赖于计算机。这就使得在意识论的结构上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探讨这个部分，并出现了人工智能与人脑功能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这一关系的人机互补原理。这就扩大了意识论的研究领域。
（4）思维模拟突出了思维形式在思维活动中的作用，为意识论的研究突出了一个重要课题。计算机只能“理解”信息的形式，模拟思维的形式，把问题的描述形式化，把求解问题的方式机械化。它实质上只是一架符号代换机，只是表现脱离思维内容的纯形式的方面。但是，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化的作业活动，按照信号与意义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把一种形式的符号链输入进去，经过变换，又把另一种形式的符号链输送出来，不仅能成功地模拟人脑进行逻辑演算，而且能重新发现物理学定律。这就充分揭示了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在思维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其思维内容的相对独立性。
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不是先验的头脑里固有的，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人脑中的有条理的复写。它们一经形成就成了人们进行思维的工具，反过来为人们的思维活动服务。众所周知，人们只能借助于概念、范畴，运用逻辑规则，进行判断推理，才能反映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必然性。思维是思维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没有思维形式，不仅思维成果无法保存，而且根本不能思维。
思维模拟的产生和发展，把思维形式在思维中的作用问题突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突出了意识论的研究这个重要的课题。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发生发展的哲学理论。它不像意识论那样着重从本原上说明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着重从发展过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上，说明人的精神活动。它与意识论同人工智能的联系都是比较直接、紧密的。因此，继意识论之后，再谈谈人工智能对认识论的影响。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学术界早有研究，而且出现过不同观点的争论。
有的论者认为，人工智能产生以后，人不再是唯一的认识主体了，又出现了电子计算机这个新的“人工认识主体”或“人—机认识主体”。
有的论者不同意这种见解，认为电子计算机毕竟是人的工具而不是人，它可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活动，但其本身不能思维，所以不能成为认识主体。
笔者根据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反思，认为人工智能对认识论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下述两点：
（1）虽说电子计算机没有主观能动性，不能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相提并论。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开始了从外部模拟人脑思维活动的进程。这一进程，与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相结合，就能进一步揭示人脑思维活动的“秘密”。因此，它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的认识开始深入到认识主体的新阶段，也就相应地引起了认识论的深化。
（2）在认识过程中，在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之间存在着中介系统。在中介系统中又有物质工具系统与精神工具系统。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意味着在原有的各种作为延长感觉器官的感觉物质工具，如望远镜、显微镜等之外，又增加了作为延伸思维器官的思维物质工具，即意味着引起了中介系统的变化，扩大了认识论的研究领域。
此外，再考察人工智能对辩证法的推动作用。人工智能的产生发展，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比较深入地揭露了一些领域中的矛盾，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揭露矛盾的能手。
它揭露的矛盾主要有：
（1）电子计算机是机器长期进化的结果。而机器的进化，是人们改造自然过程中，在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斗争的推动下逐步实现的。电子计算机作为矛盾长期发展的产物，对它进行回溯性的研究，以果求因。通过分析阐明机器演化的轨迹，就可以系统、深入地揭示生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人们从这一角度进一步去探索这一矛盾，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
（2）电子计算机采取形式化的作业方法，从外部模拟人脑的形式化、逻辑化的思维活动。这就使得人的思维过程中的形式化、逻辑化与非形式化、非逻辑化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促使人们去研究这对矛盾产生的客观基础，以及矛盾双方之间存在的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
（3）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事物可以根据精确的标准把它们分为彼此界限分明的类别。这是以事物本身形态的确定性为依据的。事物的这种特性叫做清晰性，具有清晰性的事物叫做清晰事物。此外，还有一类性态不确定、类属不清晰的模糊事物。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计算机是在精确科学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一朵科技之花。它解决问题的高速度与高精度是人脑比不了的，有了它，精确方法的可行性大大提高了。但是，也正是在使用计算机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人的头脑具有远远超过计算机的能力。
人脑能够接收和处理模糊信息，依据少量的模糊信息对事物作出足够准确的识别判断，灵活机动地解决复杂的模糊性问题。凭借这种能力，画家不用精确的测量而画出栩栩如生的风景人物，甚至儿童可以辨认潦草的字迹，听懂不完整的语言。这一切都是以精确性制胜的计算机不可比拟的。
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后，“电脑”与人脑的比较，就使得客观过程中的清晰事物与模糊事物的矛盾，以及思维过程中模糊思维机制与清晰思维机制的对立统一逐步显露出来，并促使人们去研讨。
黑格尔说过：“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揭露矛盾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前提。矛盾本身就包含着解决矛盾的力量。
人工智能的产生与发展，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比较深入地揭露了存在于客观过程、实践过程、认识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这等于为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生长点，对辩证法的进一步充实、精确与深化是一个重大的推动。
（二）一般系统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动
自从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并倡导系统论以来，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此间，由于研究者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建立理论的目的与方法不同，解决问题的深度不同，先后形成了几种一般系统理论。比如，有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系统论；哈肯的“协同学”系统论；等等。
今天，尽管系统观点已深入人心，系统理论引人注目，但人们对系统与系统理论的看法、解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这里仅以学术界研讨较早而且较多的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为对象，来探讨它与哲学的关系。
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作为一门横断科学，它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科学在自身发展中，在吸取历史上有关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适应着现代科学技术辩证综合的客观需要，在一般科学方法论上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法的复归。它在本质上是辩证的，与辩证法有不解之缘。
它的基本范畴有：系统、要素、层次、结构和功能；基本理论原则有：整体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原则。
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突出表现在对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学说的丰富、发展上，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般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扩充了矛盾学说关于如何规定矛盾群体性质的思想。
关于这点，我们首先要看到系统论帮助矛盾学说确立了矛盾群体的概念。矛盾学说认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研究它的总体性质时，就应从分析同时存在的几个矛盾的相互关系入手。但是，它还没有提出矛盾群体的概念。系统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既然是一个系统，就是由要素组成的整体。所以，只包含一个矛盾的绝对简单事物是不存在的。事物矛盾存在的形式不是矛盾的个体，而是矛盾的群体，或者说矛盾的体系，所以矛盾群体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系统论就首先帮助矛盾学说确立了矛盾群体的概念。那么，矛盾群体的性质怎么规定呢？矛盾学说认为，在同时存在几个矛盾相互关系中，就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在某一矛盾的统一体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复杂事物的整体的性质、群体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规定，而次要矛盾和次要方面对群体性质也起作用，也有影响。那么，当矛盾群体中，不同的矛盾、不同的矛盾方面处于势均力敌，不分主次的情况时，哪怕这种情况是短暂的、暂时的，是不平衡的特殊状态，这时矛盾群体性质是由什么来规定呢？一般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指出，系统中诸要素的结构联系对群体性质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不同矛盾、不同矛盾方面的协调发展，对群体性质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进一步扩充了矛盾学说关于如何规定矛盾群体性质的思想。
第二，一般系统论的有序性原则，丰富了矛盾学说关于怎样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思想。
矛盾是普遍的，但每个矛盾都有它的特殊性、个性。矛盾学说认为，分析矛盾特殊性，必须从发展角度入手，逐步深入地进行考察。首先要看到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进一步要看到每个物质运动形式的发展长途中每个过程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从形式到过程，进一步看到过程的阶段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当然，要把握过程和阶段的特殊性，还必须全面地分析过程和阶段中包含的各个矛盾和各个矛盾方面，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从矛盾的总体和矛盾的联结上掌握它的特殊性。这就是从运动的形式到过程，从过程到阶段，逐步分析，层层深入，着重从纵向的联系上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方法。
一般系统论的有序性原则，也就是它的等级秩序的思想进一步指出，作为系统的矛盾群体，除了在纵的方面，在时间的尺度上，它存在着运动形式、运动过程、运动阶段等方面的特殊性之外，在横的方面也就是在空间的尺度上，还存在同层次的区别，不同层次的矛盾又各有特殊性。因此，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就要两者兼顾，纵横结合。这就进一步丰富了矛盾学说关于怎样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思想。
第三，一般系统论关于要素相互作用的原理，深化了矛盾学说关于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的思想。
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都采取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的两种状态，也就是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矛盾学说认为，矛盾双方在斗争中，在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前，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矛盾运动就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当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这时矛盾双方就要发生相互转化，统一体就要破裂，矛盾运动就处于显著的变动状态。一般系统论指出任何系统的组成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相互作用，就是反馈的作用。反馈就是指控制中心的信息作用于被控制对象以后，将产生的结果再反馈回来并对信息再输出发生影响，以进行自我调节。当信息要素之间是负反馈时，也就是反作用减弱控制过程时，要素之间变量就能达到动态平衡，系统就能稳定存续。如果要素之间出现正反馈时，也就是反作用加强控制过程时，系统就不能稳定，就会发生震荡，或者引起爆炸性的发展，以致超过系统存在的临界条件，这个系统就会解体、瓦解。一般系统论的这个道理就对矛盾双方依存和转化给了进一层的具体解释，使其得到深化。
（三）信息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新论证
信息论也是一门新兴的横断科学，它与系统论、控制论在20世纪40年代末几乎同时产生。
信息论的创始人是美国贝尔电话研究所的数学家申农，早在30年代，申农做硕士论文时，文章的题目就是布尔代数在逻辑开关中的应用。以后，他不断汲取有关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他的信息论思想。他认为，通信的基本问题就是精确地或近似地在一个点上再现另一个点上所选择的信号。他的信息论的基本内容是研究信源、信宿、信道和编码的问题。
信息论最早仅限于研究通信领域的信息问题，经过40多年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日益加强，信息论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已经由通信领域扩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信息论本身也初步形成为信息科学。
信息存在于物理世界、生物世界、人类社会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宇宙间充满着信息，宇宙才充满了生机。信息分自然信息与人工信息。自然信息是自然界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表征。自然信息大致分三类：其一，是表征事物属性的信息。如古生物化石是太古时代动植物的形状、种类和分布的信息；树木的年轮是树木生长发育的信息。其二，是表征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信息。如“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满楼”是“山雨欲来”的表征。其三，是动物界的信息。各种动物在同类内部和不同种类动物之间，通过声音、气味、动作、表情等方式进行的通信。人工信息是人们依据一定的客观规律，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来表征特定的意义，以达到一定目的的信息。如古代的烽火为号；现代的旗语、图表、绘画、数学公式、电子计算机软件中的数据、指令和程序，等等。
信息是普遍存在的，人们对信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间，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信息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关于信息的内涵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存在各种不同意见。
信息论的奠基人申农，从通信理论的角度把信息定义为对不确定性的消除。艾什比在《控制论导论》中提出了关于信息的新概念，他认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变异度（变化差异）从某一客体向另一客体的传输就是信息过程，把信息定义为“被传输的变异度”。维纳从人、动物和机器的通信过程相统一的观点出发，把信息与系统的有序性联系起来，认为信息是系统的组织程度、有序程度的标志。“信息量实质上就是负熵。”
在各种具体定义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对信息的本质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认为信息作为一种运动过程，要包括信息的发出和接收；信息的传递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无论经过多少不同的编码，信息的内容在发出点和接收点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一致性，没有这种相似性、一致性就失去了信息的意义。信息从信源到信宿的传输过程可以看做是一种反映过程。换句话说，在各种信息传递过程中，反映者总是以一定形式再现被反映事物的属性，形成关于被反映事物的信息。信息作为事物的一种属性，与其他属性有所不同，其他属性都是自己表现自己，即表现的是直接存在性，而信息这种属性的“职责”却是表现他物，要把其他属性再现出来，即表现的是间接存在性。所谓信息是反映出来的事物的属性，是物质固有的一种特殊运动形式，是物质间接存在性的标志。
信息论的产生与发展，人们对于信息的本质认识的逐步深化，从一个新的侧面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
众所周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与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两个方面。信息论的科学成果对这两个方面都有充实。
（1）信息论从事实本来面目的角度，具体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确实存在着何者为第一性的关系。以往的科学与哲学成果告诉我们，意识是物质反映特性长期发展的结果，意识根源于物质，它们之间有一个谁是本原的问题。信息论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反映形态的发展过程，进而论证了这一关系。这就是，信息论不仅指出了信息是以一定的形式再现被反映的属性，是一种反映过程；而且表明了反映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依次递进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反映者是简单的、低级的非生命物质，表现为物理上的相互作用或化学上的反应。这是应答式的、不分主次的相互作用，反映的产物不具有积极的功能。第二阶段，反映者是比较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反映者与被反映者有了主次之分，反映产物有调节控制反映系统行为的新功能。第三阶段，反映者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其本质在于进行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有主、客体之分，反映产物已发展成为观念形态的语言符号系统。
（2）信息论也从事实本来面目的角度，具体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确实存在着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以往科学与哲学成果一再表明，物质世界是可知的，意识是能知的，物质与意识之间存在着同一性。信息论则从具体科学角度进一步指出所有信息都是反映过程，意识是一种高级反映形式，具有更强的反映能力。这就从更加普遍、基本的方面具体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确实存在着有无同一性的关系。
第二，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信息论的产生与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信息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物世界、物理世界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中，使人们发现了一个信息世界。
随着信息世界的发现，在人们面前相应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信息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如何？换句话说，信息是否根源于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
以往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成果一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具体形态、具体表现或具体属性，精神就是人脑这块复杂的物质的机能、属性；宇宙万物以物质为本体，而不是以实践为本体，更不是以精神为本体；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信息论的科学成果非但没有否定这一结论，反而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结论。
信息论不是把信息机械地等同于物质、等同于能量来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而是通过揭示信息的特殊本质来表明信息世界根源于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的。
在这方面，维纳在其《控制论》一书中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他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说信息不是物质，不是指信息可以脱离物质、不根源于物质，没有电磁波广播电台就不能传送信息，没有语言文字人们就不能交流思想，没有物质载体信息就无处存身；而是指另一层含义，这就是信息具有不同于其他属性的特殊本质，信息以外的任何其他属性与其物质载体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它就是载体的属性，而信息则不同，信息所要表征的恰恰不是它的载体的属性，而是被反映的事物的属性，物质载体本身不决定和改变信息所要表征的内容，信息是一种表现他物的与其载体没有本质联系的属性。
说信息不是能量，也不是指信息可以脱离能量、不依赖能量，信息既然是一种运动形式，信息过程的实现就不能没有一定的能量；而是指另一层含义，这就是信息具有不同于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本质，信息以外的任何其他运动形式都与一定种类的能有固定的对应联系，比如，无规则的实物粒子运动与热能相对应、电子运动与电能相联系、化学运动与化学能相匹配，而信息运动却没有与自己对应的特定的能，一般来说，它所需要的能，视其载体而定，能量的形式与大小对于信息的实质不起任何作用。
上述两个方面只是表明了信息作为一种属性、一种运动形式区别于其他属性、运动形式的特殊本质，即它是以再现他物的形式而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属性、一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是物质间接存在性的表征。
信息的特殊本质不但丝毫没有表明信息可以脱离物质、不根源于物质，反而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表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是因为，既然每一个信息都是它所表征的对象的再现，而所有的信息的总体构成了整个宇宙的完整的“模型”，信息世界是原型世界的“投影”，根植于原型世界。因此，原型世界与它的影子世界实为一体，是客观世界的两大层次，世界的直接存在性与间接存在性都根源于它的物质性、统一于它的物质性。可见，信息论进一步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笛卡儿的二元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外化论；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三 辩证唯物主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思维罗盘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以最普遍的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而范畴的普遍性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人们的思维之中，规范人们的思维活动。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罗盘，对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其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具有综合全局的战略指导意义。半个世纪以来，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一方面，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每个分支又都自成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防止由于科学的剧烈分化而产生的机械的割裂和相互孤立的倾向，从而求得各门科学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各门科学之间又出现了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总体化的趋势。自然科学正处在探索新的综合性的理论的过程中，如科学学、系统论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在这种情况下，辩证唯物主义适应着自然科学总体化的需要，能为这种新的探索直接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理论依据。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如果说各门自然科学在改造自然、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所担任的是特定的战术任务，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组织战术运用，综合全局发展的最高战略指导。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思维力量。
众所周知，理论化是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这个趋势从自然科学产生之日起就出现了。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实践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取决于理论思维力量。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对自然、社会、思维领域普遍规律的正确概括。它所反映的思维规律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同样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同样以它的必然性发生作用，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是否承认它，是否自觉地运用它，它都要发生作用。正如不管人们是否懂得生理学，肠胃总要按生理学的规律运动一样。要思维必须有逻辑范畴，搞科学研究就得有研究方法。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不是自觉的就是自发的，反正得有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联结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纽带。也就是说，哲学往往要通过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来实现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比如，数学中的统计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又如，现代科学技术中应用的系统方法，就是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精确地考察对象，以求得最好的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对自然知识进行辩证综合的过程中，不是通过自发的道路，就是通过自觉的道路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
所谓自发的道路就是在科学研究中，通过科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自然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比如，门捷列夫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化学元素，发现化学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量的递增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在这里，他自发地运用了量转化为质的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说：“门捷列夫通过——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自发的道路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在研究方法的摸索中，往往是在走很多弯路，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后，才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找到正确的方向。比如光学中波动说和微粒说的争论，天文学中关于星云假说的争论，生物学中关于进化和遗传的争论等，都包含有形而上学观点与辩证法思想的斗争。辩证法思想促进了电磁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天体演化学、分子生物学等许多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
自觉的道路，就是自然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注意系统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有意识地把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比如，德国化学家卡尔·肖莱马，他作为有机化学的奠基人，是一个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家。他认真地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有机化合物中的质与量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他认为自然界是辩证的，所以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事物。他以辩证法为指导，从分析脂肪烃的矛盾与发展入手，揭示有机物的内部联系，终于使有机化学从零星的、不完备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系统的科学，在化学领域内完成了一些划时代的发现。
又如，我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批判地吸取了近代地质学的积极成果。把一切地质构造和地质作用都看成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和表现，揭示了地球内部的矛盾运动是地壳发展的根本原因，阐明了地壳内部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的联系和转化，创立了地质力学。
辩证法是现代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现代科学的许多问题不能单靠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学。比如，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电子等许多基本粒子的实际运动状态，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间接观测，而这种模型或理论的建立就需要哲学的帮助。又如，关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天体情况，几十亿年以前的宇宙状况等，都无法直接用实验来验证。各种宇宙学说的建立都需要哲学做指导。唯物辩证法对现代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将日益重要。
四 关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的几点认识
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具体科学的向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在认识与实践中，能否合规律地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据以往经验教训，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不具有最终的性质。哲学来自非哲学，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
第二，哲学对科学进行反思，并从中反思出哲学，就要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其一，是概括还是包括？是概括就要升华、抽象，而不是简单直接的引进、包括或移植。其二，搞概括，是科学抽象还是“以偏概全”？科学抽象，只有客观事物的本质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暴露，有关资料已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不具备条件，只根据一鳞半爪的东西就“升华”，就会以片面当全面，以偏概全，重复历史的教训。
第三，正确的理解和处理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指导作用不是证明工具。要求哲学对具体问题作出现成答案，就要陷入教条主义。认为哲学不能直接解决具体问题就是无用，也反映了实用主义的某些影响。
第四，哲学本身的丰富发展和它本身方法论作用的发挥，这两个方面不是隔绝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它不丰富发展，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它就失去了生机，就很难起指导作用；对它进行丰富发展，绝不是排斥它的方法论的意义，也不是用具体科学来代替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随着科学前进，并指导科学前进。
本文收在赵光武主编《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