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哲学基本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哲学基本问题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学术界早有争论。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作出不同的回答。不过,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更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本文就按这个路子作些初步探讨。
哲学基本问题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各个时期唯物论对它是怎样认识与解决的呢?
一 哲学基本问题从萌芽到产生以及古代唯物论对它的认识与解决
思维是人脑的机能,物质发展到出现人脑以后,就产生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即意识与物质的矛盾。可见,哲学基本问题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狭隘而愚昧的观念。
在原始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的知识很少,可以说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原始人不仅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不能理解,而且也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结构,不懂得思想观念对肉体的依赖关系,不会解释做梦现象。他们认为在梦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所做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如梦见作战打猎等就以为是真有其事的。所以,当他们睡眠醒来发现自己的肉体原地未动时,就认为上述种种事情是他的灵魂在睡眠的时候,离开肉体而单独进行的活动。既然认为人活着时灵魂可以出窍,当然也会认为人死以后灵魂仍能继续存在,于是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接着人们进一步设想世界上的万物,如花、草、鸟、兽、风、雷、雨、电等,也都有灵魂,把自然现象人格化了,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
从“灵魂不死”到“万物有灵”,在这狭隘愚昧的原始宗教观念形成过程中,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灵魂与外界的关系,就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始形式,也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萌芽。
自从哲学产生以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正式以哲学基本问题的姿态出现了。这是由哲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哲学与具体科学不同:具体科学所研究的是不同领域的特殊规律,是从不同的具体侧面来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它们不需要也不可能从总体上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它需要也可能从总体上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这一问题就成了一切哲学派别必须回答的、划分哲学阵营的基本问题。
总之,随着哲学的产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以基本问题的姿态发生作用了。但是,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各个哲学派别对它的认识与解决也是有区别的。
古代朴素唯物论是怎样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欧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于它直接探讨的是客体中“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即从多样性、可变性中寻求某种统一的、不变的、原初的物质,以形成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因此,它不是以直接讨论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形式,而是以探讨“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来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
第二,由于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以“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形式表现出来的万物本原问题,即本体论问题。所以,它首先集中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
第三,由于古代唯物论没有直接研究主体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因此它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问题的回答缺乏自觉性、鲜明性。比如,处于古代唯物论第一阶段的米利都学派,没能有意识地涉及认识论问题。以后到了赫拉克利特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即认识论问题。所以,一般人认为赫拉克利特是欧洲最早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者。再往后,到了古代唯物论的第二阶段——原子论阶段,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反映论,才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所包括的两方面的问题。比如,德谟克利特对第一方面的回答是原子论,对第二方面的回答是影像论。他认为从构成事物的原子群中不断地流射出事物的影像,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就产生了人的感觉、知觉和思想,所以把这种看法叫做影像论。
第四,由于古代唯物论集中研究“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没有直接讨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再加上当时的哲学作为“爱智慧”,还没有与具体科学分化开来。所以,它不能自觉地认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明确地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
二 哲学基本问题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对它的认识和解决
经院哲学是欧洲封建时代的官方哲学,其任务是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天主教的教义作烦琐论证,使之系统化、理论化。
经院哲学虽然在欧洲中世纪的思想领域居绝对统治地位,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但是,它决不能完全窒息真理和正义的声音,不能从历史上除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所以,它从产生的那时候起,就不是铁板一块没有分歧的,而是存在着正统派与非正统派的斗争。某些具有非正统思想倾向的经院哲学家,虽然没有跳出神学唯心主义的圈子,但对现实世界却表现出一定兴趣,对正统教义表示怀疑或否定。他们与正统的经院哲学家进行了某种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上。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延续了很久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这个斗争与唯物论同唯心论的斗争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包含着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内容。
在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中,不能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是如何认识与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呢?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宗教神学居绝对统治地位,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看法成了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当时只允许在承认上帝创造世界的大前提下作小文章,不允许提出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即不允许讨论现实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自然而然从来就有的。在那种情况下,经院哲学内部当然不能明确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谁提出这个问题,就会被认为是向神挑战,是大逆不道。所以,当时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争论,不是直接以哲学基本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实现的。
实在论强调一般的宗教教条是真实的,认为宗教观念是万物的本原,是创造者,坚持了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原则,它是地地道道的宗教唯心论。唯名论则强调只有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否定一般宗教教条的真实性。它主张把那些关于一般怎样创造个别的烦琐的论证,用“经济原则”的剃刀统统剃掉。这就是有名的“奥康剃刀”。可见,在一般和个别关系问题的争论中,强调个别事物的实在性就是唯名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问题的具体表现。这种解决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它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把一般当做主观规定的、约定俗成的名称,没有看到一般就存在于个别之中,并通过个别来存在,没有看到一般的概念能反映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因此,这种割裂两者联系的形而上学错误,使它不能从强调具体事物的实在性出发,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进一步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深入地解决万物的本原问题。所以,在万物的本原问题上,即在思维与物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上,它的唯物主义倾向仍然具有朴素的直观的性质。
第二,唯名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问题的回答也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比如,早期唯名论的代表人物邓斯·司各脱从肯定个别事物的实在性出发,在主观能否反映客观的问题上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产生的,人的理智就好像一块白板没有任何天赋的观念,一切观念无论是简单的观念还是复杂的观念,都是从感觉经验得来的。这就直接否定了正统派宣扬的柏拉图的回忆说,即认为人的认识是不死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可见,唯名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问题的回答具有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特点。它的白板说成了17世纪英国经验论,特别是洛克经验论思想的重要来源。
第三,唯名论虽然是经院哲学中的异端,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并没有脱离神学唯心主义的体系,没有形成一条独立的唯物主义路线,不能明确地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上打转转。所以,它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并明确地阐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即不可能明确地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1)唯名论强调具体事物的实在性,反对实在论的种种烦琐无聊的臆造,主张对这些无用的废物诉诸“奥康剃刀”。它的唯物主义倾向好比黑暗中的一束曙光,使人们把目光转向对事物的经验认识和具体的研究,从僵死的宗教教条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为解放思想和科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2)唯名论反对实在论的斗争,也表明了即使在中世纪宗教神学极端野蛮的统治下,也不能完全压制住唯物主义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也不能中断唯物主义发展的链条,窒息真理的声音。
三 哲学基本问题经过中世纪长期冬眠之后,被近代唯物主义十分清楚地提出来了,使它获得了完全的意义
在欧洲,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了。那时已开始发现并使用一些新技术,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反对封建统治和经院哲学,于是就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哲学逐步挣脱了教会的枷锁,产生了近代的机械唯物论。近代机械唯物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主要特点是:
第一,近代唯物论是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具有明显的无神论色彩。所以它产生之后就能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什么是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它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体,是自身存在的根据,在自然界之外,没有什么第一推动者——上帝。近代唯物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狄德罗公开宣称: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近代唯物主义者们为了批判宗教神学,还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述了物质与意识关系,指出了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在这些论述中虽然具有明显的机械论倾向,比如拉美特利认为,像靠两腿的机械运动走路一样,靠人脑这块物质的机械运动产生思想。但是,它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即对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的回答,既不像古代唯物论那样通过研究“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形式表现出来,也不像唯名论那样通过争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以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的形式直接提出来的。这是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恩格斯说:“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
第二,从15世纪下半叶系统自然科学即实验科学产生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提出两个问题:(1)它要求哲学不要代替自然科学和其他具体科学,要结束用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等代替具体科学的局面,要哲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成为对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包罗万象的“爱智慧”。也就是说,系统自然科学的产生加速了自然科学同哲学的分化,促使哲学更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注意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提出问题、研究问题。(2)自然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知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真理。这势必促使哲学越来越注意研究求得真理的方法,研究主观如何反映客观的问题。因此,认识论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被大多数哲学家提到研究工作的首位。从这个时期一些大哲学家发表的一些著作的名称及其研究内容就能看到这一点。比如有: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方法论》、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爱尔维修的《论精神》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狄德罗的《论解释自然》,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近代唯物论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问题的回答提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各种探讨关于人的认识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学说。既有唯物论的经验论又有唯物论的唯理论,经过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之后,法国唯物论对认识论的研究,就注意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结合问题。
总之,近代机械唯物论把认识论的研究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系统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过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使对第二方面问题的研究这条腿也长起来了。所以恩格斯指出,这时哲学基本问题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四 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争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及费尔巴哈对它的卓越见解
前面已提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史中已成为各派哲学直接争论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个争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激烈、尤为集中。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就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展开的。他谈到当时哲学界的状况时说:“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是否可能的问题,也都围绕思想与客观的对立问题而旋转。”
事实正是如此,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第一次是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反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斗争;第二次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反对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又交织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特别是黑格尔,把辩证法与唯心主义结合起来以对抗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统治下,站在唯物主义立场,沉重地打击了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他又抛弃了辩证法,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特点。
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都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具体来说,围绕着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有黑格尔的唯心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斗争,也有黑格尔的唯心论的一元论,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一元论与康德的二元论的斗争。围绕着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有黑格尔的可知论,费尔巴哈的可知论与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斗争;也有黑格尔的唯心的、辩证的可知论与费尔巴哈的唯物的机械反映论的斗争。
可见,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既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又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在这广泛而深入的斗争中,势必使这两个方面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得到比较充分的展开。比如,关于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仅要涉及谁决定谁的问题,而且要涉及如何决定的问题。又如,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不仅要涉及能不能反映,有没有反作用的问题;而且要涉及如何反映、如何发生反作用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哲学基本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以更加明确、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形式被提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费尔巴哈唯物论是如何认识与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呢?有什么进展,又有什么局限性呢?
第一,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用灵魂与肉体的统一、灵魂依赖于肉体的观点,唯物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他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是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针锋相对的。他看到了黑格尔客观唯心论产生的认识根源就在于把灵魂与肉体割裂开来,把精神看做是一种脱离人脑的独立自在的东西,并进一步本末颠倒,把物质自然界看成是从精神思想中产生出来的。他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主张有一种没有人的、在人以外的思维,这是十分荒谬和不可思议的。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特别是在指出黑格尔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时,看到了“人脑问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争论的焦点。他说:“只要我们阐明了这个绝妙的和最难理解的思维物质,亦即大脑物质,那么我们便能迅速地阐明其他物质和一般物质。”他抓住了这个问题,进一步指出人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灵魂是大脑的机能,而大脑是地球的产儿,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说:“自然不仅建立了平凡的肠胃工场,也建立了头脑的庙堂。”
这种看法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有局限性。这是因为,物质决定意识的关系展开来说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从意识的起源来看,它是物质反映特性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劳动的产物;从意识的物质承担者来说,它是人脑这块复杂的物质的机能,从内容来说,它是对物质的反映。而费尔巴哈在论述物质决定意识的关系问题时,只着眼于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把物质决定意识的关系归结为肉体是灵魂的基础。他自己曾明确地说过:“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很显然,这是把物质决定意识的关系的丰富内容简单化了,暴露了人本学唯物主义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狭隘性、局限性。
第二,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的感觉论阐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唯物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问题。
他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明确地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哲学的最高规律、最高任务”就是认识事物和它的本质。
那么,人靠什么来认识世界呢?他的回答是“感觉”,用感觉论来论证世界的可知性。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反对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是分不开的。具体来说,康德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出感觉经验的范围,感觉好比一堵不透风的墙,把人的认识紧紧封闭在自身之中,感觉之外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如何是无法知道的,“物自体”不可知。
在费尔巴哈之前,黑格尔就批判过康德的不可知论。黑格尔指出,康德之所以陷入不可知论,在于他用二元论的观点,把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僵硬地对立起来,人为地割裂开来。黑格尔的批判虽然抓住了要害,但是,他在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时却取消了“物自体”,认为客观世界是绝对精神派生的。可见,他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
而费尔巴哈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作了进一步的批判。他认为在康德那里客观事物是具有“真理性”或本质性的东西,但没有“现实性”,因为它不能被认识;感性对象虽然有“现实性”,但没有“真理性”或本质性,因为它脱离“物自体”。康德将“真理性”从“现实性”中分离出去,将“现实性”中的“真理性”一笔勾销,是自相矛盾、违背事实的。费尔巴哈指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绝不能把“现实性”与“真理性”分开。他认为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虽然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不是人们认识自然的“限制”。他对人的认识能力是充满信心的。他把自然界比做一本大书,认为这本书尽管有许多深奥的东西,只要我们用心去读它,总是可以读得懂的,这一代读不懂的东西,下一代能读懂。
人怎样读这本大书呢?认识过程如何呢?他针对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当时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所以特别强调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与康德相反,他强调感觉不是把人与外界隔离开来,而是把人与外界联系起来,感觉能够揭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
总之,他用唯物主义的感觉论阐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唯物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也有局限性:
(1)费尔巴哈作为感觉论者,也承认理性认识的作用,但总的来说他是夸大感性贬低理性的。他有时过分强调个别的东西而轻视一般的东西,片面强调“把事物分解为它的成分”是“事物的死”,只有感觉才是“事物的生”,这就抹杀了分析在认识中的作用。这表明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飞跃,不了解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2)他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来研究人的认识问题,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虽然也讲过实践,但他心目中的实践指的是你和我之间的日常的交往,指的是生活中的一般活动,有时也把犹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叫做实践,而不是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他不可能了解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检验标准和目的,不可能用实践第一的观点来驳斥康德的不可知论。当然更不可能认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仅表现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以实践为基础,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上。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感觉论是缺乏辩证法和科学实践观的反映论,即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论。
第三,由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已成为各派哲学争论的中心课题,这个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以更加明确、更为全面、更为系统的形式被提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身在其中并洞察深刻的哲学家,就开始意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黑格尔曾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所有哲学派别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研究其他哲学问题的起点、出发点。哲学只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才能使自己成其为哲学,取得哲学的资格。
后来,费尔巴哈在回顾哲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这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卓越见解。这个见解得到了列宁的充分肯定。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不仅摘引了这段话,而且注明要人们参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五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原理的形态正式出现,以及这一原理的重大意义
综上可见,随着哲学的发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出来,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有的哲学家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对它的地位与作用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和一定的说明。这就为哲学基本问题原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来源。
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一般来说,唯心主义对于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不愿意正视或提及。这是因为,物质是意识的根源,世界以物为本,乃是客观事实,明确提出谁是本原问题,就等于要求人们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就会暴露唯心主义的实质。所以,中世纪的宗教唯心论和现代资产阶级唯心论都竭力回避或抹杀这个问题。相反,一般来说,唯物主义哲学则愿意提出这个问题,并以此来揭露批判唯心主义。比如,近代机械唯物论就曾从谁是本原的高度,针对着宗教神学尖锐地提出: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什么是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
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来看,有较多辩证法思想的哲学派别,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主张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并能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作出具有一定真理性的回答。
相反,凡是形而上学思想占上风的哲学派别,则要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康德的二元论、不可知论就是典型代表。还有那些缺乏辩证法思想、受形而上学思想影响较深的唯物论,如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即使在原则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肯定了思维能反映存在,但是由于它不了解认识的辩证过程,不懂得物质与精神在实践基础上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不能揭示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只能是消极的机械反映论。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相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而相信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最后才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吸取了其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从而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
由于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彻底克服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恩格斯才能明确地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实地指出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除包括谁是第一性的关系问题外,还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科学地论述了: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而分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如何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认识论上存在着世界可知与不可知的对立。
总之,他全面地阐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固有的具体内容及其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
这一原理的创立,不仅是理论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而且原理本身在理论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是揭示哲学发展规律的指南。在哲学发展史上,不管哲学派别多么复杂,哲学概念怎样繁多,只要我们以哲学基本问题原理为指导对它进行观察和分析,就能从迷离混沌的状态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就能发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这一基本线索,以及在两军对战中,科学的唯物主义不断发展壮大这个基本趋势,从而掌握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其次,它是揭露唯心主义伪装的思想武器。众所周知,现代很多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为了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和反动的社会作用,打着“无党性”的旗号,提出要用“实证的事实”“中立的要素”等非心非物或亦心亦物的新概念来代替物质与意识的“古老”的“形而上学”概念,把自己标榜为超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上的“最新的”“科学的哲学”,给人以假象,而将其本质隐蔽着。
那么,这种所谓“实证的事实”“中立的要素”是些什么东西呢?只要我们以哲学基本问题原理为武器对其进行分析解剖,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诡辩言词”和“烦琐语句”背后,所实际坚持的是从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所谓“无党性”“中派哲学”等遁词不过是唯心主义的伪装而已。
本文发表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