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胜负：输赢的关键取决于精神上的修养

对于棋士来说，棋盘即是战场，只有胜利才是解脱的正道。但是胜利又不仅仅局限于棋盘上的输赢，双方拼杀的也不仅仅只是耐力和战略战术，更多的是对执念黑白的考量，是双方的精神修养的高低。一场高强度的比赛进行下来，胜利也不仅仅是棋盘上的胜利，对棋士的精神压迫更是远胜于对其肉体的考验，就像一场没有退路的旅程，失去航标意味着死亡，没有精神信仰的棋士是很难取得一场真正的胜利的。

随着吴清源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他的精神世界也在不断丰满壮大，当他面对更多更严酷的比赛时，也能轻松自如地应对，精神修养的强大，是他成为一代棋圣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1．归依“红会”，找到精神寄托

红会是中国民国时期的一个宗教团体，起初并不是很知名，因为红会教徒总是积极教导人们向善，平时又有许多的善行义举，这才渐渐为民众所熟知，并且吸引了很多的信众，积聚了相当大的威信。红会日常的修行就是做慈善，教会方面也时常组织参与慈善事业，而且从不与政治挂钩，所以深得老百姓的信任。

1923年，日本发生了破坏力巨大的关东大地震，死伤无数，损失惨重。当时许多人无家可归，急缺粮食和医药，如果不是红会及时为日本送去了大量的物资，恐怕在大灾之后还会爆发大瘟疫，后果不堪设想。也是由于这件事，红会在日本也有了很好的口碑。

1934年，吴清源随友好访问团回到日本后，参加了当年的秋季棋士升段大赛。当时的吴清源已经晋级六段，但是却丝毫体会不到晋升高段位的愉快，反而时常感到烦恼为难。原本在他这个年纪晋升高段位是一件十分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情，但是随着段位的不断升高，交手的对手实力也在不断提升，同时根据交手棋份的规则，遇到高段位之后对局会越发艰难，而这种艰难直接体现在对局时间的延长，有时候仅仅交手几个回合，就要花去一天的时间，因此不得不封棋打挂，暂停比赛。但是一局比赛的暂停，并不能妨碍整场升段大赛的进程，所以即使前一场比赛还处在暂停状态尚未决出胜负，第二场跟另外一个人的对局又不得不开始了，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以前，吴清源并不会觉得难以应付，因为他会在每次对局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去西园寺公毅先生府上拜访，通过跟西园寺先生交谈，寻求心灵的安宁与解放。但是很不巧的，在他回到日本的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西园寺先生身患癌症不幸去世了。而他本人久在病中，虽然还时常惦记着吴清源与木谷实两个人，但是因为养病需要静修，他们二人也不好经常打扰。木谷实因为是西园寺先生的信徒，先生病重时就跟随先生的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修行。尽管公直先生与他的父亲的修行方法有些不一样，但他还是在西园寺先生逝世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而木谷实也选择继续跟从公直先生。

西园寺先生去世前一年，曾经告诉过吴清源，想要他“得道”——即将先生践行多年的宗教修行的秘诀告诉吴清源。奈何因为吴清源当时俗事缠身，西园寺先生又缠绵病榻，此事最终没有达成。西园寺先生去世后，吴清源很伤心，独自面对比赛时显得更加力不从心了，经常产生身心俱疲的感觉。没有了西园寺先生的引导和劝诫，吴清源似乎感觉到心灵出现了无可弥补的空洞，体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言说的寂寞感。后来的吴清源才知道那是一种失去信仰的迷茫与无助，内心出现了空白。作为棋士每天绞尽脑汁地思考下一步棋的下法，不仅是对身体状况的一种考验，内心所经受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时日本的许多棋手都会选择信仰宗教，多半是为了排挤内心的压力吧。而吴清源内心的这种空白，指引着他寻找到了新的信仰——红会。

在一场秋季升段大赛的前夜，吴清源突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迷茫感，便赶忙找出《道德经》来诵读，以求达到静心的目的。不料诵读过后，迷茫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迫陷入了神灵附体般的状态，整个人懵懵懂懂的，倒在了地上。这种模糊感很微妙，吴清源能清晰感知到周围的一切，却不能说话，不能动。随后，家人张皇失措地把他送进了医院，检查之后当然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发现，在医院过了一夜后，也就不药而愈了，医生也感到很诧异。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吴清源的老师濑越宪作，他很关心吴清源的身体，告诉他暂时先不要急着去比赛了。

清醒之后，吴清源心中的迷茫和寂寞得到了缓解，却多出了一种新的很急迫的感觉，那像是一种声音，一直催促着他——“回天津！回天津！”这种急迫的感觉并不是突然凭空产生的，因为在吴清源进入神灵附体状态之前的几天，偶然从身在天津的二哥吴炎定期寄来的《庸报》上读到了关于红会教义的社论。受到了来自内心的感召，吴清源就再也不愿耽搁了，向日本棋院申请了暂停升段赛，对濑越宪作老师推脱说家中有急事，马上坐船回到了天津。

由于出发得仓促，吴清源只带了一些随身物品，坐上了由神户开往天津塘沽港的船。此时的吴清源虽然已经二十一岁了，但是平时都是心无旁骛地在下棋，像这样孤身一人跨海渡洋的旅行还是第一次。船离天津越近，吴清源内心的空虚和躁动就越小，这更加坚定了吴清源去天津的决心。

船一靠塘沽港，吴清源就看到了一早接到母亲消息的二哥吴炎。因为吴清源来得匆忙，没有提前安排好住的地方，当时中日两国关系没有丝毫的缓和，让作为日本籍的吴清源单独住在外面，吴炎也不放心，索性就把他带到了自己就读的南开大学的宿舍里暂住，兄弟俩多年不见，也正好借此机会彻夜长谈。在交谈中吴清源得知二哥现在一边在大学读书，一边在《庸报》做零工，不禁大喜过望。等到一切安顿妥当了，吴清源就催着二哥带自己去见《庸报》的社长李先生。

见到李社长之后，吴清源才得知，原来李社长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红会信徒，经常在《庸报》的专栏里发表一些有关红会的报道。之前因为有西园寺先生的缘故，吴清源有着稳固的信仰，才一直没有注意到红会。从那以后，吴清源每天都会去聆听红会的教义，红会所宣扬的教义，是在教导他人领悟“解救他人，同时即解救自己”之真谛。不仅如此，红会的信众们还身体力行地倡导大家都要互相帮助，这在当时那个动乱的社会环境下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与影响力。

红会是有信仰的，但与西园寺先生倡导的不同，红会没有教祖，他们认为一切宗教的本源，都是同根同生，只存在一个共主即宇宙之神——“至圣先天老祖”。所以无论信奉哪种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红会，并且还能和原来的信仰不起冲突。

一周之后，随着内心的迷茫与烦恼逐渐消失，对红会的信仰也逐渐在吴清源心里扎下了根，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红会。于是吴清源开始每天出入道院，听道院里的红会信众们讲有关红会的种种，然后打坐完成修行，从道院出来再去报社听李社长的教诲，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为了成为正式的红会信徒，吴清源开始了严格的百日修行，但是只过了一个月有余，就开始频繁收到濑越宪作老师的电报，催促他早点儿回到日本。无奈吴清源只好缩短修行时间，仅仅修满了六十天就拜别李社长和二哥吴炎，启程返回日本了。尽管如此，直到晚年吴清源依旧保持着对于红会的坚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