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

历史上的“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年号，起自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共25年。然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却不是以建安二十五年（220）为终，而是下移至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太和六年（232）十一月，曹植去世，建安作家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建安文学方告终结。

建安时代，俊才云蒸，学人辈出，成绩斐然且影响较大的文学家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此外，较有成就的文学家还有祢衡、繁钦、杨修、吴质、路粹、丁仪、丁廙、邯郸淳和蔡琰等。

关于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慷慨”“俗怨”“多气”，是刘勰对建安文学的总体概括。继之，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建安风力”的概念：“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虽未明言什么是“建安风力”，但很明显他厌恶“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换句话说，“平典似道德论”的反面即“建安风力”，亦即内容充实、感情饱满、形式完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说：“慷慨就因天下当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由此看来，慷慨悲凉既是建安时代的风貌，也是建安文学的总体风格。

建安时期社会乱离，军阀混战，广袤的中原大地惊显“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曹操《军谯令》）、“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曹操《蒿里行》）的悲惨景象。广大有良知的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慷慨激昂地展露自己报效国家、统一天下、救民于水火的雄心壮志。一代枭雄曹操经常吟诵的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秋胡行》），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并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来勉励自己发奋图强。曹植一生向往东临沧海、北出玄塞的军旅生活，渴望实现“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理想。王粲在跟随曹操伐吴的过程中写下了“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从军诗》）的壮美诗句，尽情讴歌自己“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从军诗》）的远大抱负。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触动文学家陈琳的却是“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诗》），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才是他的最爱。

理想是美好的，而现实往往是非常残酷的。在那个逐鹿中原的建安时代，统治者需要的不是空谈理想的文弱秀士，而是运筹帷幄、武艺超群的权谋之士。遗憾的是，建安文人都不是这样的才俊之士。于是这批卓有才华的建安文人只能空老书斋，忧伤以终老了。曹植在《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这是对自己生活的直接写照。曹植贵为诸侯，怎么会有这样的生活？很明显，“衣食不继”更多的是写自己的抱负难以施展。曹植犹如那只罗网中的黄雀，在悲伤中死去。徐幹，这位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的青年才俊，空吟着“展转不能寐，长夜何绵绵。蹑履起出户，仰观三星连。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室思》）的诗句，满眼泪痕地离开了人世。

理想太遥远了，现实又是那么触目惊心，建安文人绝不愿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直面人生，用他们如椽之笔，饱含悲怆之情，对那个“风衰俗怨”的建安时代进行了如实的描绘。王粲的《七哀诗》为人们展现了一幅惨绝人寰的饥妇弃子的场面：“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母子之情是人世间最为真挚的人伦之情，然而战争却让这位母亲狠心地要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子。饥妇的声声泣，字字泪，牵动了诗人的愁肠，激发了诗人的壮志。诗人摄取了这一反人伦的场面，使充满死亡丧乱的社会现实更具体、更真实、更典型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描绘的是战乱中的夫妻之情：“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章，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丈夫狠下心来劝妻子改嫁，妻子以委婉缠绵而又坚定的话语鼓励丈夫安心服役。战争与徭役的繁重，使向来重男轻女的习俗为之一变，要以女儿为重。诚不知男儿已死在疆场或长城下，生女儿又有何用？这是更深一层的悲哀。战争和徭役使人伦之情都改变了，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伤的了。

现实的惨痛足以使建安文人长歌当哭，非文学何以骋其情。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生不知死的时代，文学家表露出对人生更多的忧虑。尊贵的皇帝曹丕内心也颇多感伤：“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善哉行》）在远离故土的荒郊野外，不免会产生莫名的忧愁，但这忧愁从何而来、到何而止，我们谁也不知道。阮瑀，这位建安时期的“奇才”，行为虽然洒脱不羁，内心弥漫着的却是难以化解的忧伤，“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失题诗》）。盛年难再，富贵难寻，人生如白驹过隙，这些难解之谜一而再、再而三地拷问着建安文人，使他们困苦不堪，难以释怀。

建安文人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人生苦短的哀叹中，他们当中的部分人，主张抓住有限的人生，不断地努力进取。曹植勉励徐幹云：“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逾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赠徐幹》），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不应颓废丧气，而应努力追求。曹操喟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龟虽寿》）。于是他主张“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应该抓住有限的人生，锐意进取，去争取更大的成就。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的苦痛折磨着建安文人，他们也曾努力过，试图利用有限的人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因此，建安文学弥漫的是一种悲伤的氛围。如“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曹操《苦寒行》）、“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遇。悲风来入帷，泪下如垂露”（曹植《浮萍篇》）、“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丕《杂诗》）、“有鸟孤栖，哀鸣北林。嗟我怀矣，感物伤心”（应玚《报赵淑丽诗》）、“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阮瑀《七哀诗》）、“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刘桢《赠徐幹》）等，这种慷慨悲凉的精神，正是建安文学所特有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