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

以色列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其政治体制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组成。它的组织体系是：总统、议会、政府（总理和内阁）和司法机构。这一体制是基于互相制衡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政体内部，行政机构（政府）要得到立法机构（议会）的信任，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得到法律保证。

第一节 政治制度的演变

一 犹太复国主义与伊休夫的自治机构

以色列是中东最为独特的一个国家，其政治制度起源于建国前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的伊休夫（犹太移民社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意识形态、社会基础和宗教观念千差万别而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多元化现象。同时，作为对未来国家发展的保障，各党派达成了共识，即不论何种党派，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也反映了欧洲政治制度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包括的主要流派有：第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以赫茨尔和魏茨曼为代表，主张争取奥斯曼帝国、德国、英国等大国发表正式文件，同意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从而使后者获得国际认可。第二，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以阿哈德·哈姆为代表，高度重视犹太文化和历史，主张在巴勒斯坦建国并复兴希伯来语。第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由正统派拉比亚伯拉罕·库克等倡导，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基于犹太教的犹太国家。第四，一般犹太复国主义，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温和派，代表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思想。第五，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也称“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左派和工人组织，主张通过在巴勒斯坦定居、以农村基布兹和城市无产阶级为组织形式的犹太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创建犹太国家。第六，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由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右翼，主张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修正”，实行最高纲领，即在包括外约旦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由作为主体的犹太人领导的自治共和国；该流派的一些组织后期转而进行反对委任统治当局的暴力活动。

从一开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以比例代表制作为选举制度，因为这一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各个党派的实际力量，保证其发言权，并直接关系着伊休夫的发展和壮大。伊休夫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巴勒斯坦的成功实践，即犹太人建立的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组织机构。191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临时委员会成立，决定举行“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普遍的和按比例的”选举，年满20岁的移民均有选举权，年满25岁的男子有被选举权。此后，成立了具有议会性质的伊休夫代表大会。在1925年召开的代表大会第二次选举中，代表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宗教阵营的29个党派均有人参加，劳工阵营获得42.6%的选票。因此，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国家的诞生起了关键作用。劳工党派并未因为自己在伊休夫自治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排挤其他党派，它们继续推行多党制，并在犹太工人总工会里同样实行民主选举，以确定各党派的委员名额，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巩固伊休夫内部的团结。这显示出马帕伊（巴勒斯坦工人党）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各党派在伊休夫内都拥有自己的定居组织、工会、青年组织、文化机构、学校、报刊、劳工介绍所甚至准军事组织等。

二 工党主导以色列政坛的时代

从1948年建国至1977年，马帕伊及其与劳工联盟和拉菲党合并而成的工党一直主宰着政坛。马帕伊排斥右翼的自由运动和左翼的共产党，而与其他工人政党和温和自由主义及宗教党派结盟执政，维持了近30年的统治。

马帕伊的施政措施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实施国家主义。即结束各党派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军队、教育、劳工介绍所和医疗体系，实施文官中立和改革选举制（实行多数选区制和两党制）。其中多数成功，只有医疗体系和选举制的改革失败。国家主义的成功实施为以色列从一个政党纷争的民族社团向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维特与宗教党派的平衡关系。为了保证宗教党派支持国家体制，马帕伊与宗教党派于1947年达成政教互不干涉的协议，并避免颁布宪法，而以一系列单独的基本法取代之。宗教党派也在政府中控制了司法、教育、宗教、内政等部的部长职务。但是，宗教势力与世俗党派围绕着“谁是犹太人”以及妇女权利、妇女服役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3）在社会经济方面，重视国家干预经济和集体经济，但同时鼓励私人企业和外国投资，实施指导性计划。同时，与建国前重视农业和体力劳动不同，政府极力强调工业化、现代科技的重要性，并大力发展教育，安置移民，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

随着以色列社会政治的演变，工党的地位出现动摇。私人企业的发展，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对早期重视农业劳动观念的冲击，钟情于私有制而非社会主义的东方犹太人的大批入境，等等，都削弱了工党宣扬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原则。在马帕伊内部，出现了奉行实用主义的本-古里安及少壮派与元老派的对立，本-古里安另立拉菲党。同时，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出现分裂，部分成员加入加哈尔集团（以自由运动为主建立的联盟）。在宗教党派内部，因为1967年以色列夺取了约旦河西岸而激发了部分青年党员的宗教情感和激进思想，党内形成了激进的信仰者集团，要求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该党与工党的关系出现裂痕。因此，以色列政坛出现两极化趋势。

“六五战争”前夕，马帕伊第一次邀请加哈尔集团入阁，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战后马帕伊、拉菲党和劳工联盟组建工党，1969年1月工党与马帕姆联合成立工党联盟，完成了工人党派的大联合。在1969年大选中，工党联盟获得56个议席，但仍不足议会的一半议席，不能单独组阁。1970年，加哈尔集团因政府接受“罗杰斯计划”而退出内阁。它联合其他右翼组织，于1973年9月成立利库德集团。左右翼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形成了。

1973年十月战争的失败引发了政治危机，梅厄夫人辞职，实用主义的第二代领导人伊扎克·拉宾在工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领袖选举中当选。但是，工党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它在1973年大选中仅获51席，利库德获39席。经济问题、工党上层的腐败、内部分裂等原因最终使工党在1977年大选中失利，仅获32席，而利库德凭借东方犹太人和青年人的支持夺得43席，成为第一大党。

三 两党轮流及联合执政的时代

1977年大选以后，利库德与宗教党派联合组阁，从工党分裂出来的争取变革民主运动后来也入阁。贝京领导的利库德政府的主要施政措施如下。

（1）经济上奉行自由化政策。如以色列货币自由浮动，取消外汇管制、进口补贴和食品补贴，出售国营企业。匆忙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严重混乱，1980年年底通货膨胀率高达130%。

（2）推动定居点建设。工党时期的定居点建设规模小，而且为“安全性”的，即主要分布在约旦河谷约以边境和阿拉伯居民稀疏的地区。利库德政府则完全放开，在被占领土的腹地和阿拉伯人密集地区大规模建立定居点。

（3）在宗教上推行非世俗化政策。政府增加对宗教教育的拨款，立法禁止堕胎、尸体检验和男女混泳，反对旨在改变犹太教信仰的传教活动，禁止在安息日等犹太宗教节日工作，等等。

由于利库德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在巴勒斯坦自治谈判问题上的僵硬态度等，政府内部出现危机。在1984年大选中，工党胜出，经过艰苦的谈判与利库德联合组阁。相互对立的两大政党组建联合政府，两党领袖佩雷斯和沙米尔轮流担任总理，这开创了世界政治的先例。其原因主要是两大党具有一些共同利益（避免向小党过多让步、防止党内其他政治家夺取领袖宝座）和共同观点（遏制通货膨胀、拒绝撤出所有被占领土、不承认巴解组织等）。佩雷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从黎巴嫩撤军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但两党在阿以和谈问题上矛盾尖锐，最终导致1990年联合政府的解体。此后又恢复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

1991年，利库德政府被迫参加了马德里和会，但其僵硬态度使阿以和谈裹足不前。此时，以色列政坛出现变化。一贯支持利库德的东方犹太人新兴宗教党派沙斯党和大批涌入以色列的俄罗斯移民都开始支持工党，在1992年大选中工党获胜，拉宾任总理。拉宾在总理任内，完成了与巴解组织的自治谈判，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在国内政策上，积极进行包括私有化在内的经济改革，利用“和平红利”推进经济和高科技发展，努力增加就业，打破外交孤立，促进阿以地区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和平进程的发展遭到阿犹恐怖活动的打击，1995年拉宾遇刺。1996年，以色列同时举行了议会选举和历史上第一次总理直选（根据1992年立法），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利库德集团获胜的原因主要是包括沙斯党在内的宗教党派和俄罗斯移民组成的移民党的支持，同时两大党的票数双双下降，而宗教党派和阿拉伯政党的得票明显上升。选举结果说明，以色列两大党的影响下降，而游移的中间党派和执政党的施政情况对选举至关重要。

新的利库德政府使和平进程陷于停顿，以色列经济也遭受挫折。1999年5月，工党以“一个以色列”的名义参加大选，其领袖巴拉克以55.9%的高票获胜，当选总理。工党获27席，利库德19席，沙斯党17席。选举的特点是大党和老的党派得票减少，而包括世俗党派、宗教党派、阿拉伯党派、俄罗斯移民党派在内的中间党派力量上升（议会15个党派中6个为新党），似乎表明以色列政治再次进入了“战国”时代。同时，阿以和谈成为以色列政治中的首要问题，而内政（如宗教）与外交政策问题相互交织。

四 政治特点

1．独特的政党体系

以色列的政党分为三大阵营。（1）工人阵营，包括马帕伊、马帕姆（统一工人党）、劳工联盟和以色列共产党。除共产党外，其他工人政党政治上信仰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属于社会民主主义党派。（2）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阵营，其中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为自由主义党派，自由运动、泰西亚党等为民族主义党派，属于修正派的犹太复国主义。（3）宗教阵营，包括正教党、正教工人党、全国宗教党、泰米党和沙斯党等。其中全国宗教党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派。在独立前上述政党中的大党均拥有自己的军事组织、基布兹（集体农庄）、工会、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和劳工介绍所，独立性很强。虽然工人党派在政治和外交上属左翼，但它们代表阿什肯纳兹人，即以色列社会中的中上层，而自由运动在政治上属右翼，却较多地代表了下层的东方犹太人的利益。因此，以色列政治中的“左翼”和“右翼”不同于一般欧美国家。

2．三权分立

犹太移民早期主要来自欧洲，受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社会主义政党的主流是民主社会主义。为了保证复国事业的成功，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因此，犹太社团包括了不同党派、阶层和教派，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以色列实行代议制，总理掌握实权；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这保证了许多小党进入议会，大党难以获得过半议席（60席），须多党联盟执政。这导致了政府的不稳定性和小党的身价倍增。

3．社会主义影响强大

在早期的移民运动中，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深受东欧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巴勒斯坦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党派、工会和农业合作运动。从1932年起，马帕伊获得了犹太社团的领导权。

4．容纳阿拉伯人的犹太国家

以色列是作为犹太国家建立的，凡海外犹太人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但在犹太人内部，来自欧美的阿什肯纳兹人控制了政权，而东方犹太人地位较低，双方存在矛盾。同时，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尽管早期受到种种限制和控制，但也是以色列公民，其人口迅速增长，政治权利逐渐扩大。因此，以色列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国家的初衷实际上构成矛盾。维持国家的犹太性，是以色列始终不吞并除东耶路撒冷以外的被占领土的原因之一（被占领土上居住着大量阿拉伯人口）。

5．宗教色彩浓厚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一样，也广泛地干预社会生活，尤其是正统派的正教党要求严格实施中世纪的犹太教法，包括有关禁食、安息日、婚姻等方面。在司法上，以色列大体沿袭了奥斯曼的做法，即由犹太法院、伊斯兰法院、基督教法院和德鲁兹法院处理各自教派的婚姻案件，而宗教事务部其实只处理犹太教事务。犹太宗教党派的宗教学校也得以保留。如果以恪守犹太教法典和习俗的程度来确定正教派的话，那么以色列犹太人中，遵守所有宗教戒律的占20%，根据个人意愿和民族传统遵守某些戒律的占60%，而不严格遵守教规的占20%。因而世俗派与信教者的矛盾对以色列政治影响很大。

6．军队非政治化

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采取强有力的手段解散了其他党派的军事组织，并以深受英国军队影响的犹太旅老兵为骨干组成国防军，禁止军队干政。此外，军队的机构设置也模仿西方，国防部部长为文职官员。不过，由于军官退役年纪较轻，退役军官往往跻身政界。

五 政治新动向

2000年9月，巴以戴维营和谈失败，此后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对圣殿山的访问导致了巴勒斯坦人的“阿克萨起义”，即第二次起义。在2001年的总理直选中，沙龙当选。同年3月，议会表决同意废除总理直选制，恢复1968年《选举法》中有关总理的规定，因为总理直选的结果是大党受到削弱、小党数量增加、小党尤其是宗教政党力量加强、总理组阁更加困难、内阁危机频发等。

沙龙上台后，以色列的中间派政党力量进一步壮大。在2003年选举产生的第16届议会中，90年代由一些对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不满的成员分化组成的变革党占15个席位，成为继利库德集团和工党之后的第三大党。2003年美国提出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后，沙龙表示愿意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承认巴勒斯坦的“建国”权。2005年8月，沙龙政府启动单边行动计划，于9月完成了从加沙地带的撤离工作，此举遭到党内以内塔尼亚胡为领导的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2005年11月，沙龙宣布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组“前进党”，并自称中间派政党，一些工党成员也宣布加入，尤其是佩雷斯。这标志着以色列政局的“重新洗牌”。2006年1月，沙龙突发严重中风，此后长期住院并淡出政坛。同年4月，前进党赢得大选，党的新领袖奥尔默特当选以色列总理。

中间派政党的壮大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巴以和谈经过多次曲折之后，一方面，以色列的一些右翼势力开始认识到归还部分被占领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2000年以来自杀性爆炸事件的频发使以色列人对安全感到担心，一些左翼人士开始向右转，从工党中分离出来，从而使中间派政党势力异军突起。然而，中间派政党的力量并不稳固。2006年7月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武装冲突之后，政治能力远不如沙龙的奥尔默特的支持率一路走低。此外，受政治腐败、性丑闻等事件影响，前进党和工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人气低迷。2008年9月，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齐皮·利夫尼（女）取代丑闻缠身的奥尔默特当选前进党主席。

与此相关的，是保守的利库德集团再次崛起。继沙龙的追随者相继加入前进党之后，利库德集团的实力大减，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中仅获11席，比前进党少了17个席位。但在2005年内塔尼亚胡成为利库德集团领袖以来，他利用其政治影响力以及前进党的失误，逐渐收复失地。2009年2月，以色列举行第18届议会选举，各党获得的议席为：前进党28席、利库德集团27席、“我们的家园以色列”党15席、工党13席、沙斯党11席；右翼势力总计获得63～64个席位，明显超过左翼。

这一选举结果是在工党内部大变动的背景下发生的。2005年11月，摩洛哥移民阿米尔·佩雷茨当选新一任工党主席，而工党一向是由来自欧洲的犹太精英主导的。一些政治家与评论家甚至把此事视为1977年以来以色列国内最大的政治事件。佩雷茨主张在政治、经济问题上进行革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追随拉宾倡导的和平路线。2005年11月，在竞选工党主席中失败的党内元老佩雷斯宣布退党。在国内，这一时期工党往往支持沙龙政府，2006年之后又加入前进党政府，在政治上进一步发挥配角的作用。2007年6月，巴拉克在工党主席的竞选中胜出。但是，他难以改变左翼党派衰落的大局。在2009年的议会选举中，工党仅名列第四，而中左集团难以获得组阁需要的半数议席。其深层原因在于民众对中左翼政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中的表现深感失望。最终，巴拉克率工党于2009年加入内塔尼亚胡组建的联合政府中，而他在政府内的无所作为引起了一些工党成员的不满。2011年1月，因有关巴以和谈的分歧工党退出联合政府，而巴拉克也宣布辞去工党主席的职务，并永久退出工党，同时退党的还有其他4名工党议员。巴拉克与他的追随者建立了秉承中间路线的新党“独立党”。巴拉克的退党产生了重大影响。工党的议席因此只剩下8个。同时，它还影响到和平进程的走向。前进党议员什洛莫·莫拉宣称：此举“宣布了和平的终结”。

2011年以来，西方世界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影响到以色列，加上周边形势不稳（伊朗核威胁、中东和平进程的僵局及“阿拉伯之春”以后中东安全形势的剧变），以色列政局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即左翼、右翼甚至中间派政党的分化和新兴政党的兴起。中间派政党前进党衰落，作为前进党新任主席的齐皮·利夫尼失去了前进党的信任，在2012年3月以大比分差距在党主席竞选中失利，于5月宣布辞去议员职务，退出政坛。此举凸显了以色列中间派缺乏核心领袖的困境。但2013年1月的议会大选出人意料地证明了以色列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根据大选结果，利库德集团与右翼政党“我们的家园以色列”组建的竞选联盟获31席，其得票比上届少了11席，这源于民众对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和经济问题的不满；2012年4月成立的世俗中间党派未来党异军突起，一举获得19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工党获15席，较上届增加2席；“犹太家园”党获12席，沙斯党获11席，前进党仅获2席。总起来看，右翼党派获得61席，而中左派政党为59席，旗鼓相当，但未来党取代前进党成为最大的中间党派。2013年3月18日成立的第33届联合政府由利库德-“我们的家园以色列”竞选联盟为首组成，在议会中占68席，其中吸收了中间党派未来党和运动党（6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