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初见父母
我们拖着行李箱在毛毛细雨中奔跑起来。刚跑到一栋大楼的门廊下,比安卡就按下了写着“波普”这个名字旁边的按钮。在对讲机传出噼啪的电流声后,她用罗马尼亚语对着它说了几句话。而我开始好奇地浏览起按钮盒上写着的潦草名字,当然里面大多数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第一户是梅尔西,这里其实有两户波普。我还发现“斯库”在罗马尼亚人的名字中很常见,单是这栋楼就有一个瓦斯列斯库,一个伊内斯库,甚至还有人叫波普斯库。在听到一声刺耳的金属声后,大楼的门轻轻地打开了。
一直通向上的楼梯井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楼梯很宽,楼道漆黑一片——就像一条站立的龙,而我们正在仰望它的喉咙。水泥墙看上去又冷又潮湿,还让人感觉很压抑,楼梯的每一个转角平台都装饰着一束用生锈的铁丝抓牢的塑料花,花上面布满了灰尘。一切孕育在寂静当中,显得很诡异。
我们使劲地拉着行李向上爬。我始终想不明白,要是美国人看到没有灯的楼道早就要打官司了,而比安卡却在兴奋地说着待会儿要怎么做介绍。
“我等不及了想听我爸用英语跟你打招呼,”她激动地说,“有些单词他读的时候绕不过来,我肯定他的英语跟你的罗马尼亚语一样烂。”
“我的罗马尼亚语?”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她后面问道。虽然我身材不错,但我并不擅长爬楼梯。到了第三层,我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然而一直抽着烟的比安卡却安然无事。她说的罗马尼亚人整天爬楼梯的事还真不是在开玩笑!为了减轻我的尴尬,我把这全怪罪于长时间的飞行和这沉重的行李。
“没错,白痴,”她说,“你学了点儿罗马尼亚语,不是吗?我叮嘱过米哈埃拉要教你一点基础的东西。”
“这个,她没有,”我疲惫地说,“事实上,米哈埃拉不怎么喜欢谈到罗马尼亚。”
“那个混蛋女人!”比安卡嗤之以鼻地说,“我早就应该知道,很多罗马尼亚人不为他们的国家做宣传。但你总该知道怎么说‘很高兴见到你’吧?”
“额,不知道。”我坦白,并努力地掩饰自己在喘着粗气。
比安卡停下来,转过身在黑暗中面对着我。“好吧,跟我说。”
接着她说了几个单词,我茫然地盯着她看了好长时间,试着重复那句话。她面部肌肉抽搐,无需翻译我也明白了她的意思。
“算了,”她说,“但至少告诉我,你带了我要你拿过来的礼物。”
“Da,”我说,“看?我也会罗马尼亚语。怕你不知道,我就说给你听听,‘Da’的意思是‘是的’,而‘Nu’则是‘不’的意思。”
“哦你真是个天才。”她讽刺地说。
我们在第四层停了下来,站在一扇嵌入式的门前面,周围漆黑一片。她是怎么知道门在哪里并敲门的呢,完全无法解释啊。我站在她后面大口地吸气,为终于有时间缓过气来而开心。但下一秒门就砰的一声打开了,从里面迸发出明亮的光线和热闹的欢迎声。
“啊啊哈!”一个热情的声音大叫道。比安卡冲过去那个人的大大的怀抱里面,就像她刚刚结束在嘉年华邮轮公司上工作的一个合同期,而不是才离家一天一样。我还在因为眼前这明亮的一切而睁不开眼,一只手伸了出来,拉我进去。我立刻被陌生的语言和准确无比的热情包围了。
比安卡的父母都是小个子,她自己也只有1米65左右,但还是比他们高出了一个头。她的父母头发花白,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圆乎乎的,但依然很活泼。他们脸上的皱纹主要出现在眼睛周围——肯定是因为笑太多了。
“啊啊哈!”她爸爸又这样笑起来,然后对我伸出手。虽然他个头不高,但他的手却不小,而且握手的力度就像钢铁一样坚硬。他的鼻子又大又圆,眉毛杂乱而浓密,像一道白色的粗线。他的下唇上蜷缩着一条奇怪的疤痕,就像颠倒的马蹄铁。
“翻(欢)迎来到特兰西瓦尼亚,”他真诚而开怀地笑着说着,露出了珍珠白的牙齿,“很高兴吃[1]到你。”
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极了贝拉·卢戈西[2]。如果他不是只有60公斤的话,我肯定会当场昏厥的。即便这样,我还是担心地查看着周围有没有什么大刀。
“Mulţumesc foarte mult。[3]”我用自认完美的罗马尼亚语回答道,我觉得那表示“非常感谢。”他果然笑得更加灿烂更加开心了。
“混蛋!”比安卡说,“还说自己一句罗马尼亚语都不懂。”
“我就会这么一句。”我回答道,与此同时还在跟她爸爸握手。最后他终于放开了我的手,示意他的妻子走上前来。她的头发不像她的丈夫那样稀薄,相反显得很浓密。她脸上的颧骨很高,鼻子尖尖细细。她热情地拥抱了我,还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这真是温暖的欢迎方式。
“大家都叫我爸爸皮蒂。”比安卡说,“他的真名很爷们的。”
“你爸爸说话和德古拉一模一样!”我兴奋地评论道。
“对啊,他来自匈牙利,当然像啦。”比安卡大笑着说,“我妈妈叫Lâcramioara。”
我盯着比安卡,无力地说:“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吧。拉堪……”
“我警告过你的,”比安卡傻笑着说,“我不想让你这么快就弄得舌头痛,所以你叫她洛琪就好啦。”
皮蒂忽然脱下了身上穿着的蓝色毛线马甲,开始把它往我的手臂上套——或者说他正试图这么做。保守地说,这是一件紧身衣,因为我的肩膀差不多有皮蒂的两倍宽。但他并没有打消给我穿衣服的念头,咕哝着拉紧马甲,并扣上了我胸前的那一排纽扣。
但他的热情还远远没有结束。皮蒂踢掉了自己的拖鞋,示意我穿上。我试着用笑容暗示不用这么做。我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不单单因为语言障碍,还因为我被他那狭小的毛线马甲勒得透不过气来。
皮蒂指着拖鞋,用这样的方式来暗示他希望别人按他说的做。他虽然长得矮小,但却非常有现代少将的风范。
“拖鞋!”他要求道。
“你最好穿上这双拖鞋。”比安卡在一旁说。
我想抗议说穿上他这双小拖鞋我会有多滑稽,但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喘气声。我都眼冒金星了。当皮蒂还在为拖鞋操心的时候,我悄悄地解开了马甲的纽扣,清新而美妙的空气涌进了我的肺里。
感觉神清气爽之后,我厚着脸皮把自己的登山鞋交给比安卡。洛琪的眼睛凸了起来,而比安卡却开始哈哈大笑。她在怂恿她的爸爸,拖鞋大戏要开场了。
我连半只脚都塞不进他的拖鞋里,但皮蒂却镇静自若。他跑到角落里,在一大堆各种颜色的毛毛鞋里翻来翻去。他一直挖到了鞋堆的底部,把上面那些不合适的全扔到一边。最终,他找到了想要的那双,走回来我跟前,得意扬扬地向我展示了那双海军蓝拖鞋。
这双拖鞋依然小得让人绝望。皮蒂来回地看着那双拖鞋和我这46码加宽的脚。他又硬又粗的眉毛挤到了一块,重新振作之后,他又回去对付那一堆拖鞋。他不断嘟哝着自己的烦恼,而旁边两位女士却在捂着嘴偷偷地笑。
“真的,”我说,“没关系的,我不需要什么拖鞋了。”
“噢,不。”比安卡坚决地说,并避开了一只飞过来的拖鞋。她像看傻瓜一样看着我,然后加了一句:“光着脚在瓷砖上走路会感冒的。”
“长途旅行之后光脚走路会很舒服。”我试着说服她,但她就是不买我的账。而当她真的看到我的脚之后,她的眼睛跟她的妈妈一样睁得大大的。
“哇唔,大哥!看看你的手指!”
“什么?”我边问边查看看我的手指甲下面是否有啥不雅观的东西。
“不,傻瓜,你脚上的。”
“你是说我的脚趾?”我说
“随便啦,这两个词在罗马尼亚语中都是一样的词。”
“真的吗?”我惊讶地问,“你们不会混淆吗?”
“你怎么会混淆自己的脚跟手啊?米哈埃拉说你笨,现在我明白她为啥这么说了。看看你自己的脚:快穿拖鞋。在我的眼皮底下不允许感冒。”
“别这样嘛,比安卡。”我责备她,“你可以把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按顺序并且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却不知道感冒是通过病毒传染的吗?”
然而,抗议也是徒劳。皮蒂又硬塞了另一双拖鞋给我,还是太小了,第四双也是这样。皮蒂抑压住怒火,狠狠地跺着脚离开了玄关,走到了房子的最里面。我们听到橱柜和衣柜的门砰地打开的声音。洛琪静静地跟着他进去。
“哇。”我说,现在跟比安卡单独在一起了,“这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他想做一个完美的主人。”她笑着解释道,“满足一下他吧,美国客人可是很稀少的哦。”
洛琪先回来,带着一双超乎我想象的拖鞋:它大得可怕,上面有带绒毛的美国国旗。
“我都忘了这双了!”比安卡大叫,笑着说,“不要问我鞋子是从哪里来的,说来话长。”
突然皮蒂从另一个房间里蹦了出来,他喘着粗气,衣容凌乱,而且两手空空。他整个人僵住,眼神失望地盯着那双大得匪夷所思的美国国旗拖鞋。然而,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妻子这样做而沮丧,而是走过去拿起一瓶酒。皮蒂得意扬扬地拿出这个新的招待,然后以我不熟悉的方式说了两个词。
“布雷(赖)恩,”他喊道,“喝酉(酒)!”
“现在他终于跟我说一样的语言了!”我开心地回应。
“小心点。”比安卡骨碌着眼睛提醒我。她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进厨房。“你们美国没有这样的东西。”
片刻之后,我们四人挤进一间袖珍的厨房,围坐在一张更袖珍的桌子旁。一切都是单调的共产主义。外面所有东西都是永无止境的灰色水泥,这已经够糟的了,而里面居然都是永无止境的灰白色瓷砖。地板,天花板,甚至连墙壁都贴满了年头久远的瓷砖。桌面是灰白色的夹层板。共产主义者是怎么想的,居然把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都否决掉了?但令他们自豪的是,所有东西都被擦洗得很干净。
我之前还担心我们四个人同时坐在厨房里会不会出问题,但显然是我多虑了。他们把桌子从墙边拉出来,然后我们硬是挤着在桌子旁坐了下来。我的肩膀紧贴着一个很像六十年代北极牌的电冰箱,而比安卡坐在我旁边,她的后背紧贴着破旧的灶台。皮蒂牢牢地抵在墙上,而洛琪的椅子则被放进了大壁橱里面。每次有人想离开厨房的时候,我都得原地转过半个身子让他们过去。
皮蒂很有礼貌地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袖珍的杯子,它们大概是烈酒杯的一半大小,形状像啤酒杯——只不过是给洋娃娃用的那种。在我们敬酒的时候,酒浓浓的气味飘过来之前,我都感觉自己像是在跟侄女玩过家家。但我小口抿了一下酒,差点儿被呛死。
“这是什么鬼?”我语无伦次地问,引得他们哈哈大笑。我看了看酒杯,想再尝一口,但里面已经空了。
“这是țuica。”比安卡解释道。
“兹威咔?”
“前面还有一个‘T’,”她温柔地更正道,“当‘T’下面还有一个小尾巴的时候,读起来就像“pizza”中间那个‘兹’的音。总之,醉咔就是一种传统的罗马尼亚酒。你可以在商店买到,但最好的醉咔还是自己家里做的。它是一种梅子白兰地。我们在重要的日子才喝的,当然还有在饭前,开胃嘛。就像俄罗斯人喝伏特加一样。”
“要是在美国我们也每顿饭之前都开开胃,单是想想我都觉得害怕了,”我挖苦地说,“尽管我觉得喝一杯国际知名的饮料会很酷。”
“当然了,”比安卡说,“威士忌。西方还有别的酒能赢吗?”
“聪明!”我大笑道,“但我想了很久,还是想象不出我老妈每顿饭前喝几杯酒的样子啊。总之,你们这样的酒在美国也不是没听过啦,我们称它为‘私酒’,这就解释了你父母为啥那么矮了。我的身高还有四五厘米多余,所以我要再来一杯啦。”
“啊啊哈!”皮蒂兴奋地说着,给我和他自己都倒了一杯,而两位女士默默地谢绝了添酒。
我们熟络后就开始聊家常。虽然皮蒂和洛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都会说三种语言: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俄罗斯语。我作为美国人当然只会说一种语言。比安卡得心应手地把自己当成了翻译,并且乐在其中。我挤进这狭小的厨房不到五分钟,就学到了一堂有关人性的重要一课:面对面的交流是不一样的,而且比语言本身更加重要,善意无需言语。总之,我们这里笑声比谈话多。
还有香烟。噢,差点忘了还有香烟。
当然,我一直都生活在吸烟的氛围中。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就都吸烟,直到发现吸烟不利于健康才停了下来。我老妈没有任何缓冲期,一下子就戒除了烟瘾,事后一想,这或许解释得了为啥老爸后来开始比以往吸得更多了。毕竟没有说客不对改革充满激情嘛。最终在我成年还是快成年——就我妈会关心这事——的时候,我自己也混进了烟雾弥漫的酒吧。但我还从没遇到过像这样子的情况。
比安卡和皮蒂都很用力地吸着一包绿头的薄荷烟,洛琪没有吸烟,但她对于弥漫整个小屋的厚重烟雾表现得全然不受影响。这对父女俩共用一个比培养皿大不了多少的浅口烟灰缸,很快里面就装满了揉碎的、暗烧着的烟蒂。在刚开始的那一个小时里面,比安卡大概已经扭动着身子离开座位去倒了五六次烟灰了,然而当我提议她换个大一点的烟灰缸时,她却说我这是美国的做派。我开始认真地惊讶,这个国家的东西都娇小到荒唐。那时我还能没想起来,美国所有东西都庞大到可笑。
由于我快透不过气来了,却又不想对主人承认这一点,所以我找了借口来解脱。我宣称要去洗手间,但其实需要“释放”的却是我的肺。
“我要提醒你这里可没有热水哦。”我站起来的时候,比安卡如是说。
“哦,好的。”我说,尽量不表现得那么惊讶。
“我们几周后就要搬新家了,”她解释道,“所以我们没有多预付一年的热水费,直接取消了与私人公司的合同。现在我们的热水由市政府供应,每天只有下午有一个小时左右的热水。他们肯定不承认,但你懂的:罗马尼亚作风。”
我当时并不知道比安卡说的罗马尼亚作风指的是什么,但开始慢慢地懂了。那过程可不怎么舒服。
浴室不知道怎的好像比厨房还要小。窗户下面是一个短浴缸,钩子上还有一根更短的水管和花洒。所以这是个“半”淋浴——吧?这里连浴帘都没有。我猜如果想跳过完整的沐浴步骤的话,我只需蹲坐在浴缸里,然后拿着花洒喷自己就行了。
但有一样东西是共通的:马桶旁有一堆杂志。我好奇地翻了翻,开心地发现照片上只有没穿上衣的女人。但这本并不是色情杂志,而显是某种被美化了的电视指南,印刷在特差的木浆纸上,里面几乎全是电视节目单。我怀疑罗马尼亚是不是有一大堆的色情频道,但谁知道呢?没准罗马尼亚比我想象的更酷呢。
接着我邂逅了他们的卫生纸。
现在,我不是懦夫,我可是男人中的男人,不仅可以蹲在树林里用树叶擦屁股,并且更乐意那样做,见鬼。我现在没时间等五块钱一卷,上面印着婴儿与天使图案的超级柔软舒服的四层卫生纸,但眼前这纸巾薄得透明,比钢丝球还要硬。它薄得我用了差不多半卷纸,还弄得屁股发痛。
我回到厨房的时候,比安卡察觉到了我那饱受折磨的表情。
“没事吧?”
“我觉得我要待会儿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颤抖着说,“这个……呃……卫生纸,到底是不是卫生纸啊。我知道共产主义者在各种意义上对于人类的舒适与尊严很不屑,但我没想到会这么没人性地要人用砂纸擦屁股。”
她阴沉着脸说:“噢,我们这里所有人都讨厌那些革命后从西方传过来的柔软而谄媚的卫生纸,谁知道那些纸能不能擦干净啊?”
我觉得我还是住嘴好了。
令人高兴的是,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打开了窗户。空气虽然还不算很清新,但没之前那么污浊了。可房间里面也变得冷了点。洛琪换了位置,站在了灶台旁边比安卡放椅子的地方,用火柴点着了两个灶头。一个灶头上面烧着个破旧的咖啡壶,另一个持续地发出蓝色的火焰——很明显是为了使厨房温暖起来。但取暖的火并没有奏效,就连皮蒂那贴得紧紧的毛线马甲也没有效果。哎,咖啡比酒更能引发人吸烟的欲望,所以不久之后水蒸气与烟雾就在我们的身边萦绕了。
我把比安卡建议我带来的礼物拿了出来:一瓶上好的干邑白兰地给她的妈妈,还有一顶牛仔帽送给她爸爸。噢,皮蒂真的很喜欢送给他的帽子,整晚都戴着它!他控制不住自己,只要一有机会就假装掏出一支手枪来。再想到他和我的成长背景,我不自主就想要躲开。当比安卡向他解释说这顶帽子是我从真正的老西部鬼城带过来的,就是上次我跟她相遇的地方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兴奋了。
最后老夫妇俩回去客厅休息,客厅里的沙发打开变成了一张床。比安卡和我在卧室坐了很久,坐在另一张最后还是要打开给我当床睡的沙发上。我们听了一些轻音乐,翻看了一些她在邮轮上工作时的照片,那段时光很迷人。她还吃了很多M&M巧克力豆。我们安静下来,手里拿着糖果,低声交谈,但随着情绪高涨,我们的声音也跟着逐渐变大。很快我们就重新点燃了第一次见面时的热情,那时候我们惊奇地在对方身上发现了乐趣和欢愉。
“凌晨三点了,”比安卡最后从沙发上撑起身来,“是时候睡觉了。”
“噢,哇!”我说,“我们居然在这里坐了五个钟了!真抱歉拖你到这么晚,我以为自己还在过内华达时间呢。”
“别担心,我是夜猫子。”
比安卡打开床,又细心地铺好床,然后不知怎地溜去挤进了她父母的床上。我辗转反侧,虽然我的生物钟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跟窗户等高的外面的街灯把齐腰以上的墙以及天花板照得通亮,房间里亮得可以看书了。远远地,我看到了那幢楼房,我的朋友米哈埃拉就在那长大。比安卡告诉我,米哈埃拉之前一直住在9楼,她们在本应该睡觉的时间,经常用手电筒给对方传递信息。孩子无论到哪里都是孩子。
几个小时之前,我还不知道这次突发奇想的旅行会有什么好期待的。当然,我很兴奋,但一切都超出常理,所以很不真实。即使到了开车去机场的时候,我还没真正感觉到自己真的要飞去罗马尼亚,在那里我将会很无助,而且完全依赖于一个陌生人。但我现在在这里,而且一切都还好,我还打着呼噜睡着了。
我是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的。交通车辆的嘈杂声很刺耳——小部分是车辆的声音,大部分是行人的声音——模糊了刚才吵醒我的那个奇怪的声音。那个声音非常奇怪,很像一辆会发出轰隆隆声音的破旧汽车按了很长时间的喇叭,那辆车可能比艾比什瓦拉的年纪还大。但那不是车的喇叭声,因为很明显,声音来自客厅。
我揉了揉眼睛站起来,这时门突然打开了,比安卡探出头来。她那头黑发变成了鸡窝头,眼睛周围多了一圈黑眼圈。“你为什么不回应鸡叫声呢?”
“什么?”我睡眼惺忪地问。
“鸡叫!”她重复道,“你没听到皮蒂在‘咯咯里咕’地叫吗?”
“鸡会‘咯咯里咕’地叫?”
“公鸡是这样叫的。难道你不知道?”
“所以说是皮蒂在模仿公鸡叫?我还以为是艾比什瓦拉在这个残酷的世界的最后一口气呢。要么就是一只患哮喘的鸭子在叫。”
比安卡走了进来,开始收拾折叠床的被子。“别傻了,鸭子是‘麦喀’地叫。”
“这真是我这辈子听过最蠢的话了,”我义愤填膺地回答道,“鸭子才不会‘麦喀’地叫呢。”
“为什么不会?”
“因为鸭子没有嘴唇,所以它们怎么可能发出‘麦’的声音呢?鸭子才不会对着小鸡叫,谢谢。你们这里的人到底怎么了?”
“噢,恭喜你的拟声词成功地把我弄晕了。”
“公鸡,”我声明道,“是‘喔喔喔喔’地叫的。我可以承认‘咯咯哩咕’听上去更准确点但鸭子呱呱叫,小鸡哔哔叫,母鸡咯咯叫。懂了吗?”
“母鸡咯咯叫?”她皱着眉头问,“母鸡是咯咯哒地叫。”
“看到了吧?”我嘲笑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更优越了。”
“你傻啊,那都算不上是你们的语言。”比安卡反驳道,“那鹅怎么叫?”
“鹅会嘎嘎地叫。”
“嘎嘎?艾比什瓦拉才会嘎嘎地叫。你混淆了手和脚,还有鹅和车。美国的声音太奇怪了。”
幸运的是,早餐终止了这场争论,我们都认可这是早餐,即使那会儿已经过了中午12点。我们走进厨房,皮蒂放下冒着热气的小杯咖啡,站起身,脱下他的新牛仔帽敬了个礼,然后在比安卡的额头上亲热地亲了一口。洛琪从灶台旁靠了过来,也亲了亲她。他们之间散播的纯粹的爱与欢乐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每一个早上都值得好好地庆祝一翻。他们全都像春天的鸟儿一样快乐。我一直都是早起的人,还拥有一颗快乐的灵魂,但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刚过完愉快的周末完全不想迎来周一早晨的人。
我也收到洛琪的一个吻,而皮蒂则用力地跟我握了握手,热情地用英文祝我早安,虽然说得磕磕绊绊。他给了比安卡一个极度夸张的痛苦表情,两条白色的眉毛下垂得像一只伤心的猎狗一样,然后他还用手摸了摸肚子,暗示已经过了就餐时间。
桌子被从墙边拉开,一切准备就绪。噢,确实准备好了!桌子上放满了食物,连盘子都要被迫竞争位置。但实际上所有东西都是迷你版的,每一份菜肴都像餐前小食一样分别装在小碟子里,而且每道菜都是凉菜:一碟薄片香肠,一碟满是脂肪的烟熏肋排,三碗不同种类的芝士,一碟腌菜,一罐腌辣椒,一碟新鲜红辣椒,还有一碟用橄榄油烘烤过的红辣椒。唯一的大碟子里装着大大的番茄,一旁候着的是早上刚从农贸市场买回来的圆圆的乡村面包,所有东西都是新鲜的,就好像它们都很容易腐烂一样。
我坐了下来,面前马上就放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茶。洛琪把灶台上的平底锅拿了过来,锅里有用油煎过的细长香肠,被她切成了长约七八厘米。油煎过的香肠闪着油光,边缘焦得恰如其分,被她切开过的地方还分开成小小的X形。她给了我四根,剩下的每人两根。皮蒂用小狗般的眼神看着她,直到她把自己的一根香肠也分到他的盘子里。我试图把食物平分,但被他们嘲笑着制止了。
皮蒂已经准备开动了,也意味着他要分醉咔了。和昨天那一瓶不一样,今早的这瓶是个滑稽的棕色釉小瓶,做成一个酒桶的形状,上面还坐着一个长得像侏儒的喝醉了的男人。酒瓶安放在木摇椅上,上面还有一排钩用来放嵌环大小的醉咔玻璃杯。洛琪和比安卡更愿意喝我带来的干邑白兰地,但我是热衷冒险的人,因此我跟皮蒂一起喝醉咔。我甚至冒险地多喝了一杯去缓解第一杯带来的痛苦。我们每一轮都要祝酒,喝完也都做着鬼脸。第三轮的时候,皮蒂转身面对着墙壁,居然开始向瓷砖上的画敬酒。
“好吧,见鬼了!”我大叫道,“那真是资本主义的猎狗!”
“什么?”比安卡皱着眉头问。
“就在这里,画在墙上的东西!”
我指着不知是谁之前画在墙上的一只会拉小提琴的狗的插画。这只狗长长的耳朵耷拉着,但尾巴却明显像猪尾巴一样是软软的螺旋状。比安卡大笑,应该是已经忘掉了多年来熟悉的家居装饰。她也懒得去翻译,因为皮蒂早已经自己开心地吃起来,并且发出‘啊啊哈’的满意声音。
或许是因为我身上的德国血统——虽然更可能是跟我关系更近的美国中西部血统——我马上喜欢上了香肠和芝士。这里的芝士跟我之前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却很好吃。我最喜欢的那种尝起来像帕玛森芝士[4],但它不是硬的,而是有点软、有点粉末感的感觉。他们告诉我这是绵羊奶芝士,我决定还是不要承认自己连绵羊会产奶都不知道的好。
我开始觉得有罪恶感了。波普一家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为好东道主,还弄了这么一顿盛宴。我可以做的却只有真诚而感激地接受他们的好意,因为在这个时刻,他们期待我的满足。再说,与他们相比起来,我壮得很——比皮蒂重了足足30公斤,还比洛琪重了一倍。我的问题不是吃了多少,而是挑了什么吃,我只挑那些看上去很贵的东西吃。
因此,我一点都不情愿地吃了个番茄。我讨厌番茄,它们都没什么味道还湿哒哒的,里面就像还停留在没发育的样子。但这些番茄完全不一样。与这些质地和口感健康的罗马尼亚宝石相比,即使是在爱荷华州的围栏里最肥沃的土壤中长大的有机农番茄还是会相形见绌。一个这样的番茄就有一斤重,一个番茄就可以当一顿饭吃了。这种番茄扎实多肉,到最后我吃得最多的居然是这些番茄,连我自己都被吓到了。
皮蒂虽然是第一个往碟子里装满食物的,但他却是最后一个开始吃的。他按军事般的精密来管理自己的食物,先是把红辣椒切成小块,然后把它们排列在碟子的边缘围成圈。面对我疑惑的表情,比安卡给出了答案。
“那些是爸爸的小士兵,”她解释道,“三十年的中士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在把每一个小士兵小心地放好之前他是不会开始吃饭的。”
最后,皮蒂把每一片小辣椒片都在小瓶子里倒出来的那碟盐里蘸了蘸。把手上明明放着两个罐子,上面清晰地拼写着“盐”和“胡椒”,但里面其实都是盐。事实上,任何食物进我那三个主人的嘴巴之前,都要先在盐里蘸一蘸。
“盐!”我大喊,大吃一惊。“禁忌的调味料!老妈不会允许它出现在我们的屋子里的。”
“为什么呢?”比安卡惊讶地问。
“噢,你知道的,我们吃太多盐的话会引发高血压啊还有什么之类的。”
“怎么可能?”她问,接着恍然大悟,“噢!你看我都忘了,你们这些家伙无止境地吃那些带化学物质和人造添加物的东西。哎,其实换一种吃饭方式呢就跟换一种酒喝一样,我之前也试过,但你别跟我说这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觉得她比较得很贴切。
“这里不一样,哥们,”比安卡继续开心地说,“我们这里的食物都是真材实料,如果我们不加盐的话,我们就无法摄入盐分了。”
毫无疑问,皮蒂听不懂我们那微妙的对话,但对话的关键他还是知道的,因为他的第四杯醉咔就跟盐罐“碰杯”了。
“Mai vrei cafea[5]?”比安卡拿起了咖啡壶问道。我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她在跟我说话。有时候她在翻译的时候会突然跟她父母说一点英语,或者跟我说一点罗马尼亚语,但她现在看着我,等着我回答。
“哦,真抱歉。”我说,“你刚才说了罗马尼亚语。”
“我知道啊,傻瓜,我们在罗马尼亚嘛。我发现你屏蔽了所有除了英语外的东西,如果你开始听的话,你就会开始学习。”
我不好意思地抬头看着她。她说得太对了。
“所以在罗马尼亚,”她继续说道,“咖啡是一个阴性词:cafea。”
我感激地拿起我的浓缩咖啡杯大小的杯子。“非常感谢!但我习惯用这个壶一半大小的马克杯。”
我们继续吃饭,但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回这个话题。
“你知道,”我评论道,“咖啡是女人其实很正常,它又热又有刺激性,你的生活还不能没有了它,但实际上它对你又没什么益处。”
比安卡对着我洋洋得意地咧嘴一笑,反驳道:“当你只有一个女人的时候可就不是了。”
早餐后,洛琪和比安卡清理餐桌,而我跟皮蒂则什么事也不用干。我对于老一套的男女分工十分不快,但是我每次试着帮忙的时候都会被简单粗暴地拒绝。他们说,这是男人享受香烟和谈话的时刻。我没有和皮蒂一块吸烟,而是点燃了一根雪茄。我也没有和皮蒂聊天,而是多享受了一会洛琪绝佳的茶。这茶是用她自己摘的花和植物泡的,很令我震惊,在他们锡吉什瓦拉[6]的新家周围环绕着树木丛生的小山,那些花和植物就是她在那里散步的时候摘回来的。
我和比安卡也有计划出去散散步。她终于享受到她自己的香烟,但不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动身去布拉索夫游览。她的父母跟着我们一起雨中漫步到第一个街区,打算去附近的市场买点晚餐食材。其实他们当天一早就已经去过一次市场,但那个市场就在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他们也没必要一次买太多东西。而且,他们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来放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街道底层的商铺会很扰人。”我评论道,“在美国,大家普遍都很珍惜自己的隐私和个人空间,我想这就是郊区的由来。但住在郊区离所有东西都太远了,如果我没有牛奶冲咖啡了,要到十二公里外才能买得到。但你们这里每天都可以买到新鲜的东西。”
“对啊,”比安卡由衷地同意道,“米哈埃拉跟我说你们的面包都是做成可以保存几周的。放了几周的面包又怎么可以跟新鲜出炉的面包相比呢?还有为什么你们吃死芝士呢?”
“我并不吃死芝士。”我反驳道。
“不,你明明就吃。你们把所有活生生的细菌都用高温消毒了,那些细菌才是营养和美味所在。我才不吃死芝士呢,哥们!”
“不是死了的东西才能吃吗?”我开玩笑地说,“但说真的,我们高温消毒是为了让人不生病。”
“吃不新鲜的东西才会让你生病。”比安卡轻轻地指责道。
说得对。
这大概是第一次,我反省自己的饮食习惯。当我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我的午餐不是微波炉速食就是快餐,早餐在车上解决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比起我所吃的东西,我总是对“吃”这个动作更兴奋。我超重了十三公斤。难道我真那么木讷,居然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习惯有没有给自己带来快乐?这难道,就是拥有智慧之类的东西的开端吗?
沉闷的下午,我们挤在各自的雨伞下,波普一家用罗马尼亚语做起了计划。我放弃了解译他们那些模糊的语句,但想到比安卡关于竖起耳朵去学习才有效的观点,我注意到了附近的一个牌子。白底红字,画着一只狂吠的狗。上面写着“Câine rau”。
“好吧,”我说,“至少这个我不需要翻译,那上面的意思是‘小心有犬’。”
比安卡更正了我刚才的读音,然后说:“Câine字面上翻译过来是‘恶犬’的意思。”
“Ham ham[7]。”皮蒂同意地点点头。
虽然我一直都有些困惑,但这次是真的感到不解。
“火腿?”我说,“所以我还要拿火腿去喂这些恶狗,让它们开心,还是怎样?”
“不是啦,你傻啊,”比安卡责备道,“Ham ham是狗叫的声音。”
注释:
[1]Eat(吃)和meet(见)发音相似,比安卡的父亲把meet读成eat了。
[2]贝拉·卢戈西,匈牙利裔电影演员,于1931年出演的《德拉库拉》中饰演特兰西瓦尼亚的吸血鬼之王德拉库拉伯爵一角尤为人称道,是电影史上的经典。
[3]罗马尼亚语:谢谢。
[4]一种意大利硬芝士,经多年陈熟干燥而成,色淡黄,具有强烈的水果味道。
[5]罗马尼亚语:再加点咖啡吗?
[6]罗马尼亚中部城市,有建于十三至十五世纪的城堡、钟楼和教堂等古迹。旅游和避暑胜地。
[7]罗马尼亚语中模仿狗叫的拟声词,与英语中ham(火腿)一词发音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