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伤疤的故事

我当过兵，跑过很多地方，也挂过彩、流过血。

你看，这只胳膊——这里让日本军刀劈了一道壕。这里，右腿肚上，让国民党的机枪子弹钻过两个洞。还有这里，背上，让美国炸弹撕了一块肉。

一九五四年，我退伍回了家。我想，大概这一辈子再不会受什么刀伤枪伤了。谁知道去年秋天我又挂了一次彩——肩膀上狠狠地挨了一铁锹——要不是躲得快呀，几乎把脑袋给劈成两半！

以前挂彩，是在部队上，是在战场上。我虽然受了伤，可是敌人却被我们打垮了。军事斗争嘛，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不流血，哪能得到胜利？

这一次，这一次挂彩，不是什么军事斗争，也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我的家乡。打我的，不是日本人，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兵，而是我的哥哥！

不相信吗？真的，真的是我哥劈了我一铁锹！

奇怪吗？乍听起来，确实很奇怪，仔细一想，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我给你从头说吧——

一

我是一九五四年秋天退伍的。算起来，离开故乡已经整十年了——十年啊，不简单呐，离家时候，我是个十五岁的小娃娃，现在，已经变成个大后生了。

年纪虽然大了，可是一听说要回家，心里还是火烧火燎的。其实，我家里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娶媳妇儿，只有一个哥哥。

我哥叫陈修德，比我大十岁。因为父母早死，我差不多是我哥带大的。我小时候，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我爹只给我们留下二十来亩尿碱地；我们弟兄苦一把汗一把地受上一年，顶好只能闹个穿吃。家里没有女人，又得上地干活，又得回家做饭，还得缝补衣服，你想想我们当时那狼狈样子吧。我哥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独自一个挑起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担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哥当时那股苦干劲儿呢。我还睡得不知道呢，他倒做好了早饭，揣着窝窝头上地去了。他从来不回家吃午饭，也从来不睡午觉。等到天黑，他回来了。脸上尽是汗水道子，嘴唇干得裂了缝，他拿起水瓢，咕嘟咕嘟地灌一肚子凉水，然后就生火做晚饭……

他不大好说话，可是说一句就顶一句。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可是我总有点怕他。你不要以为他会克制我，不，他从来没有。不管有什么困难，他总要想办法让我吃饱、穿暖；有两年收成比较好，他还供我念了两年小学。

说起他自己的生活来，那简直节俭到再不能节俭了。他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也没有买过零食；出去赶庙会，老是饿着肚子回来。我记得他长得挺漂亮，身体也很壮实，可是他从来不和姑娘们厮混。除了每天必须吃饭和睡觉以外，他惟一的嗜好就是劳动。

他就是这么生活的。他就是这样地把我养大成人。

我十四岁那年，村里遭了水灾，我们没有收下什么粮食，生活很苦。第二年，三个伏天没下雨，地里的庄稼几乎都烤干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八路军的游击队到了我们村里，我就参了军。临走时候，我哥把我家仅有的四块白洋，从炕洞里掏出来，递给了我。

他说：“把这带上。”

我说：“家里没有粮食了，我把它带走了，你拿什么买粮食呀？”

他说：“我再想办法，你带上吧。”

我当然不能带走那白洋，可是我哥怎么也不答应。我急得哭了，我哥也哭了。哭了半天，我拗不过他，只好接过来那四块白洋——那是我哥的命根子，不知他费了多大劲才积攒起来，而那时，他又是那么需要它！

我流着眼泪离开了家，离开了我的哥哥……

我离家十年了，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我哥——他是我惟一的亲人，我想念他，常常给他寄信。从他的来信中，我只知道我已经有了嫂子，而且还有了一个小侄子，但是，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接到让我退伍的命令，马上就给我哥写了信。我是多么想见到他呀！我是多么想看看我的嫂子和我的小侄子呀！我用我的退伍金买了很多礼物——我要让我哥狠狠地高兴一阵子！

九月末，正是打场的季节。我一进大门就愣住了。好家伙，院子变成了打谷场，这里那里到处都堆着庄稼垛子——像一些拥挤的小山头，连路都堵塞了。你想，我爹只给我们留下二十几亩尿碱地，二十几亩尿碱地能长出这么多庄稼来，谁能不惊奇啊？

我抬头一看，更愣了。我哥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居然有力量盖了两间新瓦房，而且窗户上还镶着大玻璃。和新瓦房一比，我们那两间旧平房显得多么低矮，多么寒伧啊！

院里非常静。西墙根下，有人在“啪哒啪哒”地拉风箱。我朝着声音往院里走。绕过一堆高粱垛一看，我又愣住了——

西墙根下有座小凉棚，凉棚下边有个抱着孩子拉风箱的女人。那女人很年轻——看样子，顶多不过二十岁。——长得也很秀气：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两条油亮的小辫子一前一后地摆动着。

我实在不相信她就是我的嫂子。可是，我又不得不信她就是我的嫂子。向那样年轻的女人叫嫂子，真有点太那个；可是，我还是非得叫她嫂子不可。

我硬着头皮喊了一声：“嫂子！”只见那个女人忽地站了起来，吃惊地四处看着——她看见我了，脸红得像红灯笼，羞得一句话也不说。她这么一脸红，弄得我也害臊了。我们两个僵站着。我那小侄子害怕地哭了。

过了一阵，那个人一边哄孩子，一边向我问道：“你渴了吗？”我说：“渴了。”她说：“我给你烧开水。”

我放下背包，取出几块糖来，逗我那小侄子：“来，来，叔叔抱你——让妈妈给叔叔烧水。”

我这么一说，那个女人又红脸了。她害羞地说：“我才不是他妈呢——我是他姨。”

我没有听明白，就问了一句：“他姨？——什么姨？”

她笑了：“我叫他妈姐姐，他妈叫我妹妹。”

噢，我说她不像我的嫂子，原来她是我哥的小姨。说实在的，我哥的小姨确实够漂亮的，虽然初见面，我就挺喜欢她。看样子，她好像也挺喜欢我——问了我好多问题，比方说，路上走了多久啦，等等。我们在一起没呆了一顿饭工夫，我们就互通了姓名：我叫陈友德，她叫梁小凤，而且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好多我哥发家的事情。

梁小凤家住在西周村，离我们村只有一里地。她家本来是户挺殷实的中农，日子过得很宽裕。有一年，小凤爹和小凤娘一下子都得暴病死了，留下两个姑娘没法过，大凤便和我哥结了婚。那时候，小凤年纪小，不能独立生活，便跟着姐姐到了我家——当然她们把土地和家具也都带过来了。你想，两家的家产合在一起，我哥怎么能不发呢？

我正和小凤说话，我哥我嫂回来了。

我哥大变了，变得连我都不大认识他了。论年纪，他正在壮年，可是乍然一看，他简直像个老头子了。他有两道很浓的眉，眼白上浮满血丝，黄黄的脸上留有很多汗水道子，卷曲的络腮胡子落着些谷秕。嗨，再看看他那身穿戴，简直比叫花子强不了好多。他腰里扎的那条腰带，尽是些破布条子，我看还不如一条粗麻绳呢。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情绪刺痛了我，我看着我哥那样子，眼里便酸得受不了——我哭了。

我哥没有哭。他搀着我坐下来，轻轻地叹了口气。这时候，我听见我嫂子咯咯地笑了。她一边笑一边说道：

“真有意思，当了十年兵，当成个大姑娘了——呃，他叔叔，快别哭啦，把你赚回来的那些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开一开眼福。”

我忍住了眼泪，抬起头来。呀，看我那位尊嫂有多胖吧，简直胖得快进不了街门啦。她的眼，又小又肿；她的脸，又黄又黑——上面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蝇子屎”。说也奇怪：她和小凤是同父同母，为什么一个长得那么秀气？另一个却长得那么讨人嫌——这道理，我怎么也解不下。

我压下了嫌恶情绪，喊了一声“嫂子”，然后就解开背包，取出了我买回来的那些礼物——礼物真不少，花花绿绿地摆了一桌子。

礼物把我家的人都吸引到桌子跟前来了——梁小凤也抱着我那小侄子过来了。我嫂子的眼睛亮了，摸摸这个，动动那个，看样子，她是很高兴的。我哥看着礼物嘿嘿地笑着，不住地说道：“啊呀，买了这么多，买了这么多！”——他不管东西好坏，只要一听说是花钱买的，就目瞪口张地直摇头。我那两岁的小侄子被糖果噎住了，呛得直咳嗽。梁小凤拿起一块花布来欣赏着，看样子，她很喜欢那块布的花色——她正看得入神时候，我嫂子拿过了那块花布，斥责地说道：“快做饭去吧——你在这里看什么？看也没有你的份儿！”

我不明白嫂子说话的意思——她可能是真的训斥小凤，也可能是讥刺我没给小凤带来礼物。本来，我可以不理这些事，可是我看见小凤羞得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我忽然就动了心——我这人本来不会撒谎，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不得不撒谎。我拿起了那块花布，对我嫂子说道：“这块花布就是给小凤买的。”我嫂子愣了一下，忽然又咯咯地笑了：“好啊，刚进了门，倒有了交情啦——小凤，给你这块布——这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啊！”

小凤红着脸，拿着那块花布跑走了。我嫂子坐了下来，抱着孩子喂奶。我哥指着那些礼物，向我问道：“友德，你买了这些东西，总共花了多少钱呐？”我告诉了他花钱的数目，他不高兴地看了看我，说：“把你那几个退伍金都花了吧？”我说：“花了一些，还剩下一些，不过剩下的不多了。”

我和我哥正说着话，我嫂子忽然插了嘴：“呃，友德，你这干了十来年军队，怎么忽然又让人家给剔下来了？”我给她解释转业生产的道理，可是她不等我说完，就抢着说道：“哼，说得倒好听，‘建设家乡，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赚回钱来，什么都是假的！”

听，她竟至说建设社会主义是假的！？当时我以为我哥准会狠狠地揍她几个耳光，可谁知道，我哥听了这话，不但不生气，反而表示同感地“嗯”了一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是啊，苦干了十年，啥也没有赚回来。”

嗨，真是泄气。看样子，我哥我嫂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作革命，仿佛我出外当兵打仗，目的只是为了挣家业——要是别人这样说我，我要和他大吵一阵的，可我是刚进家门，怎么好意思争吵呢？我忍着气，没有吭声。

沉默了一阵子，我看见我嫂子给我哥使了个眼色；之后，我哥便像得了指令似的看了我一眼，郑重其事地说道：“友德，你这回来啦——你是打算另立门户自己干呢？还是打算和哥一块儿干呢？”

这问题问得这么急促、这么出人意料，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呆呆地看着我哥——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哥真的大变了——变得连十年前的影子也没有了！十年以前，我哥可以把他仅有的四块白洋让我带上走，而现在……现在，我们是多么陌生、多么疏远啊！

不过，当时我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我嫂子身上，因为她事先曾给我哥使了一个眼色。我看了看我那胖嫂子——她正焦灼地等待着我的答复。我忍了忍气，狠了狠心，硬着头皮说道：“我连个做饭的也没有，怎么能另立门户呢？——当然得和你们一块儿干呐。”

我哥听了我的话，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简单地说了句“那也好”。我嫂子和我哥不同，她好像向我致欢迎词似的说：“是啊，亲兄弟嘛，当然应该这样的！咱们这是鱼帮水，水帮鱼——我们要是穷了，你也富不了；我们要是发了，你也不会落下……”

这时候，梁小凤喊我们吃饭了。这是一顿典型的家乡饭：高粱面拨鱼浇素炒西红柿。我已经十年没有吃过这种饭了——我是多么想念这种家乡饭啊！

但是，我那顿家乡饭吃得并不香——我一想起刚才我哥我嫂说的那些话来，我的喉咙里就像卡了根鱼刺，凭什么饭也没有办法吃下去了。

二

那天晚上，我在村里转游了一阵，拜见了一些小时候的朋友，赶我回到家里时候，梁小凤已经帮我把我们那间旧平房打扫干净了。房里虽然有点潮湿，可是那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跟着我哥我嫂上了地。种地虽然是我的本行，可是撂了十几年，总有点手生——我不仅赶不上我哥，连我嫂子也赶不上。

呃，别看我嫂子长的又胖又黑，干活儿可不饶人——她什么活儿都会干；还有她那张嘴——没理也能说得有了理；还有她那颗心——当然我是看不见她的心的，可是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心眼儿多得像马蜂窝——买五分钱的芫荽，总得占二分钱的便宜；她从来没有吃过亏，也不知道吃亏是什么滋味。

在家住了没几天，我就发现，实际上，我嫂子是我们家的女皇。至于我哥，名义上虽是户主，实际上只不过是我嫂子命令的执行人。开头，我怎么也想不透：我哥那么个执拗人，怎么能受得了那么个女人的摆布？后来，我想通了：我哥怎么发的家？还不是全靠我嫂子？我嫂子既能把她家的家产带到我家，当然也会把她家的家风带到我家；这样，梁家的钻营便和陈家的俭朴合二为一了。

说到俭朴，我看全村也挑不出第二家来。你别以为就是我哥穿得褴褛，我嫂子比我哥强不了许多——知道吗？她是个还没有过三十岁的女人，可她真好意思穿着补丁垒补丁的衣服满街乱跑！这是穿衣服，说到吃饭，那就更不能提了。

我小时候，我哥不就是不回家吃午饭吗？现在，全家都是这样的。每天早晨，我们都像过腊八节似的，天不亮就得吃饭；等我们走到地头了，太阳还没出宫呢。中午，每天都是两个又凉又硬的窝窝头定食，不管你干多重的活儿，也不管你吃得下吃不下，反正就那两个窝窝头。好容易挨到天黑了，肚里饥，口里渴，恨不得能马上飞到家里去。嗨，家里啊，早给你准备下“好吃”的了：不是清汤面，就是谷米稀粥——那两样东西都是解渴圣品，你大碗大碗地灌下一肚子，扭过身来撒泡尿，肚里又是空朗朗的——幸亏我那块花布礼物起了作用：要不是小凤每次盛饭时候，总有意地给我捞点稠的话，那年秋天我非饿得趴下不可。

收罢秋，村里第一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群众选我当了评议委员。一上任，我就知道坐了蜡：别家好办，惟只我哥难办——他绝不会实报产量，而我又偏偏知道他的产量。果然不出所料，我哥第一次报的数字，连他实际产量的一半都不到。遇上这情况你说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给他讲“总路线”的大道理，劝他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是，我劝我的，他想他的，两个人根本弹不到一条弦上。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吓唬他。我告诉他：如果故意隐瞒产量，查出来后，就要没收粮食。他听完了我的话，满不在乎地说：“不要紧，谁也不知道咱们打了多少粮食。”我说：“可是我知道呀。”

一听这话，他就瞪了眼睛。看样子，他要揍我几拳，或者骂我一顿。我等了一阵，我哥没有发作起来——他咽了口唾沫，忍住了气，扭身就到村政府去了。

我哥实报了产量，我当然很高兴，想不到在吃午饭时候，我那胖嫂子却又是打孩子又是甩盆子，故意地找茬子气我。女人总是心地窄，我不和她一般见识，我不生气。我嫂子见我不生气，她自己就更气了——她斗不过我，便找梁小凤泄气。这时候，小凤正在安安静静地洗锅，我嫂子突然夺下了小凤手里的锅刷，一下子把它扔了好远，然后就咒骂起来：“洗锅还放那么多水，你怕穷不了？哼，狠吃狠喝，什么时候穷得水开了没米下，你就痛快了——唉，真是，毛鬼神养在家里啦，倒霉日子来啦！”

你听，这明明是骂我嘛——她把我比作毛鬼神，意思是说：我把家里的财物都盗出去了。

小凤真是个好姑娘。她没有因为受冤枉气气恼，也没有向她姐姐还嘴；只是红着脸，用她那会说话的大眼睛看了看我，意思是说：我是跟上你受气的，明白吗？……

粮食一送走，粮款马上就发下来了。我哥我嫂拿到钱以后，仔细一核算：政府的粮价定得很公道，统购统销并没有让我家吃亏；我哥我嫂都很高兴，给我们割了两斤肥羊肉，吃了一顿油炸糕，算是庆祝一九五四年的丰收。

统购统销工作结束以后，支部酝酿组织农业社。没有问题，我当然是积极分子。但是，家里的事情完全不由我做主，这事情必须和我哥商议。你想，统购统销，只不过是花钱买他的粮食，他还像抽筋割肉似的难受，而组织农业社，是要他拿出土地和农具来，和大家一块儿干活，你说他肯干吗？他当然不肯。每逢碰到这种情况，当然就得劳动我这两片子嘴了。我说了过去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我说了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我说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我说了社会主义农业的远景——我把所知道的都说了。

这一次，也像动员他实报产量一样：我说我的，他想他的，两个人根本弹不到一条弦上。上一次嘛，我还有场拿手好戏，到紧要三关吓唬他一下子。这一次，我除了说服他以外，什么本钱也没有了，参加农业社完全是自觉自愿，他要硬死不参加，谁也没有办法。而我呢，我打仗、流血为了什么？还不是为着让全国农民都过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现在，我当然要参加农业社，当然要坚持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我们兄弟两个的思想就真正地顶了牛，谁也不让谁。

我哥不是不大爱说话吗？可是，他要一说话，就等于做了最后决定——除了碰得头破血流，他是不大改变自己的话的。这一次，他想了好大一阵子，不但不听我的劝导，反倒用他那特有的方式劝起我来了。

他说：“友德，种地不是闹红火，乱人杂手不行。人常说：儿要自养，谷要自种——这话就说尽了。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搞那杂凑班子？”

我说：“为了多打粮食。”

他说：“难道咱们两个一齐干，能比他们少打粮食？不会，只有比他们收得多，绝不会比他们打得少！我看出来了，你有一把好苦水；我呢，——我不是吹牛，要说别的，我赶不上人家，要说种地，我看他谁也不如我。有你的好苦水，再加上我的老经验，用不了两年，咱们就能把这份家产翻他个个儿！”

我说：“那是资本主义路线——咱们家发了，可是别人家就倒了。”

他不大明白我说话的意思，眨巴着眼睛看着我，不解地问道：“那你说，人生一世为的个啥？”

我说：“为了你幸福，我幸福，大家都幸福！”

他淡淡地笑了笑，摇了摇脑袋，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话是那么说，谁要真的那么干，准会饿断腰。”

我真有点气了，憋不住地说了一句：“你就知道为你自己——”

大概我的话刺到了我哥的最痛处，他的脸色忽霎地变了。我必须说，我哥是很能忍的，他没有叫喊，也没有咒骂，只是站了起来，一句话也没说，便向门口走去。临出门呀，他忽然又扭回头来，向我问道：“那你是打定主意参加那个杂凑班呀？”

我说：“我希望咱们全家都参加。”

他说：“那？——让我想一想再说。”

他走了。那晚上，他没有睡好——我老听见他在咳嗽。我想：大概他的思想斗争很厉害，精神也很痛苦——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嘛，当然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不过，我相信他会跟上我们走的，因为我们选择了一条最正确的路。

第二天，一早晨我也没见到我哥的面。刚吃罢早饭，我舅舅陪着我哥回来了。我舅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我记得，从我母亲死后，除了我们去给他拜年以外，再就没有什么来往了。今天，既不逢时过节，又没有什么红白大事，平白无故地我舅来我家干什么呢？……噢，我想起来了：按照我们村的乡俗，我哥准是请我舅主持公道来了——给我和我哥分家来了。

凭良心说，我绝没有想到我哥会拿出这一手来！但是，我不怕——我怕什么呢？难道我会冻死饿死不成？好吧，他既然愿意分家，我更愿意——我是个单身汉，我用不着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闲操心！不过，我心里确实不大痛快，连自己的哥哥都说服不了，怎么再给别人做工作呢？可是，他硬是不愿意加入农业杜，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暂时地和他分道扬镳，让他在社会主义大门外闻几天香味儿。

我们决定了分家，我舅却发愁了。我们的家不好分呀，它是和梁家合起来的，而我又长期在外闹革命，没给家中添置过一点产业。我看出了我舅的难处。我说：“我只要我爹给我留下的那一份——你们想给我点什么，我就拿点什么，不给，我也不会生气。”

我见过很多兄弟分家，一百家里就有九十九家要吵架，甚至要动武。咱受过十年革命教育，当然不能因为分家伤了兄弟的和气。说也怪，私有欲这种东西呀，真是个顽强的敌人，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压服下去。

正式分家那天，我们院里集了好多人——他们总以为有好戏可看：我和我哥就是不打架，也总得大吵一阵。不过，就是不吵嘴打架，也够热闹的了。我哥还比较爱面子，除了分地时候，稍许挑拣了一阵，便不再动手动脚了。惟独我那胖嫂子，她可真够得上个贪心人了。拿起这件东西来，她说是她置下的；拿起那件东西来，她说是分给我没用项。她的顶拿手好戏是：只要好一点的东西，她都说是她娘家的——她把我小时候戴过的一把银锁（那是我舅给我的礼物），硬说成是她那死鬼兄弟的遗物——你看倒霉不？她多拿东西不算，还要把咱说成“死鬼”。

分家以后，我还是住在我那间旧平房里。因为是分门另过了，我哥很少和我说话，我也很少过问他家的事。但是，我还是免不了要到我哥家里闲坐，因为他家里有个梁小凤，我好比是块生铁，小凤好比是块磁石——我身不由己的，便要走到我哥家里看看她。

谁知道，我和小凤越亲近，我哥我嫂反而对我越来越憎恶了——

忙了十几二十天，好容易把组织农业社的事闹出个头绪来，偏偏我的胃口又犯了病，胃疼得两三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第四天，胃病稍许好了点，我觉得有点肚子饿，天刚黑，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心想回家做点饭吃。

一进院门我就愣了，我那旧平房里点着灯，好像还有人在噼噼地敲打什么。是谁开了我的房门？是谁点亮了我的灯？——他们是干什么呀？

我三脚两步地跑进屋里，呃，梁小凤正弯着腰在案板上切面条。我惊讶地轻轻地喊了声：“你？……”

小凤扭过身来，满脸通红地看了我一眼，害羞地说：“我给你做点面吃——不吃饭不行啊！”

我看着案板上那又薄又细的面条，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大概我当时的神情是很滑稽的，小凤看着我轻轻地笑了。

站在地上老半天，好容易我才找出一句话来。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呢？”

“以前，你每天都往猪食瓮里倒泔水，这几天——连今儿四天了，我还没有见你洗过锅呢。”

想想看，一个单身汉，居然有一个好心肠的姑娘，在暗中关心他，这谁能不感动啊？

但是，当我正要向小凤说什么话的时候，我那胖嫂子在新屋里怪声怪气地喊了：“小凤啊，你死到哪里去了——孩子拉下屎了！”

真怪，孩子拉下屎也要小凤管，你是干什么吃的？！

小凤没有马上就走，她把剩下的最后几刀面切完，然后向我说：“水开了，你自己下面吧——多煮一会儿。”

小凤一进了新屋，我就听见我嫂子的责骂声——我虽然听不清她是骂些什么，可是我总觉得是我连累得小凤受了气。

第二天，我以为小凤绝不会来找我了，想不到在天黑以后，她又帮我做饭来了。今天又和昨天一样：当我正要向小凤说什么重要话的时候，新屋里又有人喊她了——这一次是我哥亲自出马。

小凤还是没有马上走。她机灵地看了看门外，低声问我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来你屋里？”

我说：“不知道。”

她说：“他们怕我夺了他们的家产。”

说真的，我真的不懂她是说什么——我和她亲近，怎么会夺了我哥他们的家产呢？

小凤看我实在不懂，便假嗔地捶了我一拳，说：“你真是傻瓜！我家的家产不是我姐姐一个人的，要是我和你好了，她能不分给我？”

噢，原来是这样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话，小凤便发狠地说：“他们呀，他们管不住我，要是惹得我恼了，我真要给他们点辣的吃！”

小凤跑走了。照例的，我又听到了我嫂的责骂声；照例的，我又好久睡不着觉。

第三天晚上，小凤又来了。这一晚上，没有人过早地来打搅我们，但是等到十点来钟时候，我那胖嫂子“圪腾圪腾”地跑到我的窗沿下，愤恨地说：“小凤啊，你怎么还不到你屋里睡去？”

“我有事儿。”

“有什么事啊？”

小凤发火地说：“找汉子！”

谁也没有想到小凤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愣住了，我嫂子愣住了——过了好一阵，她才连哭带骂地说：“啊呀呀，你还有一点羞没有？……”

“有羞我就不来啦！”

“你给我快滚回你屋去！”

小凤没有喊叫，但却非常有力地说：“我不回去啦。”

我嫂子几乎哭出来似的喊道：“那你在哪儿睡啊？”

“就在这屋里！”

我嫂子像杀猪似的喊了一声，便嗵嗵地跑走了——我知道她去搬救兵去了，赶忙去劝解小凤。哈，原来小凤是个砂锅脾气：平常是个受气包，火上来就是一包黄色炸药。——要不是我想尽办法送她到我二大妈家躲风波；那一夜，我们村的人可真有好戏可看了。

第二天一清早，小凤便像我哥似的请来她的舅舅主持公道——给她姐妹俩分家。小凤不像我，她连一点亏也不吃。闹得我嫂子没办法，只好分给了小凤应得的一份家产。

从此以后，我哥和我嫂就不理我了；一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似的拉下脸来。我嫂子这么办，还情有可原。惟只我哥也要那么干，我就想不透他是为什么——小凤的家产让小凤拿走，这不是很合理的吗？这有什么好气的呢？

可我哥偏要生气，我有什么办法！

三

那年腊月里，我和小凤结了婚，我们仍旧住在我那旧平房里。一个院里住两家，免不了要磕磕碰碰。我暗中常给小凤嘱托，要她尽量忍耐，免得惹麻烦。就这，我们也躲不过麻烦。嗐，我那胖嫂子啊，真是爱财如命，而且还有个“三只手”的毛病。我家那些不长翅膀的小家什，不知道怎么就飞得无影无踪了。有一次，我铲了煤，丢下铁锹就回了屋。刚一进屋，我就听见有人在煤堆上走动。我马上返身出来——吓，我嫂子已经拿了那张铁锹往她屋里走呢。我喊住了她。她扭转身来，看了看我（她连脸都没有红），装模作样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不知道家具是怎么置的；你把铁锹放在这里，让人家偷走了，你也不知道——我借去用一下，回头给你送来。”

听听说得多好？哼，我要不看见她，不喊住她，我那张铁锹算找不回来啦——她借去用一下？她家分了三把好铁锹，干吗不用自己的，一定要“借”的用我的？

这还是小麻烦，大麻烦还在后头呢——

我们院里西墙脚下，不是有一个小凉棚吗？小凉棚下，不是有一只生铁炉灶和一口风箱吗？风箱是我爹留下的，生铁炉灶是从我嫂子娘家搬来的。我和我哥分家时候，没有分那两件东西。小凤和我嫂子分家时候，也没有分那两件东西——小凉棚是两家公有的，生铁炉灶和风箱也是两家公有的，就是说两家都可以在凉棚下的炉灶上做饭。一九五五年夏天，天气热得很，我们两家都搬到凉棚下做饭；不久，就形成了这么种次序：早饭和晚饭是我哥家先做，中午饭是我们先做——因为我哥家不做午饭，就是做，也只是给我那小侄子煮点汤面。夏收时候，我和小凤都在农业社地里割麦。有一天晌午收工回来，我们两个都渴极了。小凤知道我有胃病，不能喝凉水，她放下镰刀就到凉棚下烧开水去了。我放了镰刀，揩了揩汗水，我正擦着火柴要点烟抽，听得我嫂子凶神恶煞似的吵起来了。

“你瞎了眼啦？你看不见火上煮着豆子？——你为什么把我的锅端下来？你给我把锅坐上！”

小凤忍着气说：“你煮的豆子后晌才吃，让我们先烧口水——水开了，再给你坐锅。”

我嫂子恶狠狠地说：“不行！”

大概小凤也有点火了，她说：“不行也得行——这火又不是你独自己的。”

我嫂子说：“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

我没有出去劝架。女人们吵架不能劝——越劝越吵得凶。我豁出来让她们吵一后晌，反正我不管她们。谁知道，这时候，我哥出来帮腔来了。我听见他对我嫂子说：“你叫喊什么？——把她的锅端下来不就完了！”

这真不像话，可是我忍着——我还是没有出去。

大概我嫂子要去端我家的锅，小凤不让端。

小凤气呼呼地说：“你敢端！”

只听我哥说道：“为什么不敢端？——我偏要端！”

别的，我可以忍下去；但是谁要欺侮小凤，那我决不能站着不管！我忍不下去了。我蹿出了屋门。只见我哥端了我那小铁锅，“嘣噔”地就把它扔在地下。铁锅碎了，水流了一地。我一时性起，掣了一根磨杆，跑到凉棚下边，几下就把生铁炉子打了个粉碎。我哥见我打碎了炉子，顺手就提起了劈柴斧头，三五下把只风箱砍了个稀烂。小凤和我嫂子都吓坏了，直着嗓子喊“救命”。我们兄弟两个手里都拿着“武器”，我们两个都愤怒得直喘粗气——如果不是有人跑来拉架，我看那天总得出人命。

刚吵完架，我就后悔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我还欠着我哥很多恩情：我是他养大的，如果没有他，说不定我早饿死啦。而且，不管他怎样落后、保守、自私，我总有开导他的责任——他早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改造他的责任却是我自己。一个共产党员，为了点鸡毛蒜皮事儿，竟想和自己的哥哥动武打架，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难受。

好，我们的风箱和炉灶，不是都让我们哥俩砸碎了吗？再没处做饭了，只好各人在各人的屋门附近，用泥巴堆了一个小“凉锅火”。既没有风箱，火炉又不好使，每次做饭都使人生一顿气；每次做饭时候，都使我想起那次无聊的争吵——想起那次争吵，心上就像压了块石头。

说老实话，当时，我真想给我哥去赔情道歉，但是，坦白地说，我又缺少那种勇气。心里结了个疙瘩，精神就很烦躁，我无缘无故地又和小凤怄了一次气。这么一来，我就更烦了。偏偏这时候又发生了干旱现象，一伏没落雨，二伏没落雨，到了三伏了，还是不落雨，农业社的庄稼旱得都卷了叶子，干黄干黄的，像火燎过似的。

社里的事情一忙，当然只好把家里的事情扔下了。

我忙着跑县委会报告情况，跑县银行交涉贷款，费了好大劲才搞回来两部抽水机，后来，我又跑到复员农场借来一部。我们把三部抽水机安到大河边上，日夜不停地浇地。整整三天三夜，我连炕都没有上。到第四天上午，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土地都浇了一遍。浇过的庄稼变过色来了，像些个大病初愈的病人——虽然脸色还不怎么好看，可是很有生气了。

晌午了，我安顿了让社员们再浇第二水，便往村里走——我又困又乏又饿，几乎连脚都迈不动了。到了村口，我看见我哥和我嫂子正担水浇玉米。他们的地虽然离村近，可是离井却差不多有一里地。那天的太阳很毒，我哥我嫂都累得满头大汗，连衣服都湿透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忽然觉得他们挺可怜。我打定主意要帮助他们。

我喊住了我哥。我哥发愣地看着我。

我说：“我们的地已经浇完头水啦，后晌，你用抽水机浇吧。”

我哥放下了桶担，不信任地看了我一阵，然后说道：“你们农业社有后台，能使得起机器；咱的家底子小，咱用不起那玩意。”

我说：“哥，你别耍拗性子啦——你拗不过农业社。现在，救庄稼要紧，三架抽水机，半后晌就把你的地浇完啦。你看，现在你可看出农业社的优越性来了吧！”

我一提“农业社的优越性”，我哥霎时就沉下脸来。

他说：“你是不是又要拉我入社？”

我说：“有这个意思——我看你收完秋就入吧，早入社比晚入社好。”

他忽地担起了水桶，扭头就走。走了两步，又扭回头来，气狠狠地说：“你就恨我穷不了——老是思谋地‘漆害’我！”

我问他：“我什么时候‘漆害’过你？”

他没有答理我的问话，气恼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一边走一边说道：“我算白养活了你十几年——早知道你是这样的，我准把那些粮食喂了狗！”

他气悻悻地走了，我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们村里有两句骂人话——虽然很粗鄙，可是拿来形容我，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那两句话是这样的：“溜沟子溜到刀尖上了”，“舔屁股给屁崩了”。我本来是一片好意，谁知我哥却把我的好心当作驴肝肺。唉，碰上这样的哥哥，我有什么办法？只好自认倒霉！

过了五天，好容易盼得落了场透雨，这才算救了所有庄稼的命。

那年秋天，我们农业社是丰收年——因为我们在最旱的那几天，给所有的庄稼浇过两次透水。一般单干户都是歉收年，惟独我哥比较特殊，因为他十分注意耕作技术，下得苦水也大，就这，好容易才争取到个中常年景的收成。

因为收成不太好，粮食不太充足，很快地就出现了粮食黑市。开头，我以为总是那些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捣乱市场，嗐！没想到我哥我嫂也搞起这种投机买卖来了——

秋收开始不久，小凤就告我说：“今天咱哥推回来一推车粮——我看准是从黑市上买来的。”我说：“他家的粮食足够吃，干吗还要买粮食？”她说：“谁像你那么傻呀？秋天买下春天卖，一斤能卖二斤的价钱。”我说：“不会吧？你看我哥那木头样子，哪儿像个搞投机买卖的？”她说：“你别往他脸上贴金了。你哥要真是个老好人，他就不会和你嚷着要分家，就是分家，他也不会把现款‘暗埋’起来，不给你一个。我看啊，他们准是把现款放了高利贷了。”我说：“不会——他们明知道政府不让放高利贷嘛。”她说：“他们也明知道政府不让搞粮食黑市，可是他们不是从黑市上买回粮食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小凤也没有争出个七长八短来，秋收一上劲，就把这事给忘了。又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当我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小凤还没有睡呢，我觉得很奇怪，便问了一句：“你怎么还不睡啊？”

她有点不高兴地说：“等你啊。”

我说：“怎么？有事儿吗？”

她说：“当然有事儿——你知道，王有福和王有禄的工票哪儿去了？”

我说：“当然在他们家里。”

她说：“在他们家里？——他们用工票顶了账啦！”

我说：“你说什么？”

她说：“他们的工票让债主给买走了——你们只管搞分配方案，根本就不管他们能不能拿到粮食！”

我说：“真有这事儿？”

她说：“你还蒙在鼓里呢，等你弄明白了，王有福和王有禄分下的粮食，早让人家给拉走了。”

我说：“这是谁干的这种缺德事儿？——他们的债主是谁啊？”

她说：“还能有谁呢？就是你那老实哥哥和我那宝贝姐姐！”

我惊愕地叫了起来。小凤继续说道：“他们的心眼儿坏透了。去年夏天，王有福的娘死了。你哥想买人家村东那块好地，可是人家不愿意卖地，愿意指地借钱。你哥的心眼儿可真毒啊！硬着要人家五分大利，硬着要人家在约上写上：到期还不了钱，就得把地给他。王家兄弟没法子，只好写了约，借了你哥的一百二十块钱，今年夏天，借期到了，王有福和王有禄要求你哥缓一缓，等秋天分下粮食来再给，可是你哥和我姐怎么也不答应人家，硬着要人家用工票顶了账……”

我不由己地骂了一声：“混蛋透了！”小凤说道：“混蛋的还在后边呢——咱们不是预计一个劳动日能分一元五吗？可是他们只顶了八毛钱！”

一股怒火升上来，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扭头就往外边跑。小凤向我问道：“你干什么去？”我说：“找他们去。”她说：“他们不在家。”我说：“干什么去了？”小凤说：“准是又收债去了！”

我跑出大门，向王有福家跑去。我恨不得马上就把我哥我嫂揪住——他们太欺侮人了！仗着他们有几个臭钱，就要挖我们农业社的墙根！又搞高利贷，又搞剥削，又搞投机，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在一条胡同口，我看见一个黑影向我走来了——我看她很像我那胖嫂子。我隐蔽在暗处盯着她。等她走近了，呃，果然是她——月光下，我看见她还背着半口袋粮食呢。我像对付敌人似的喊了一声“站住！”我嫂子惊叫了一声，扑通就跌倒了。我正要过去揪她，她却忽然爬了起来，扔下口袋就跑。你想，她那胖身体怎能跑得过我去？没跑了两步，就让我卡住脖子揪住了！

我嫂子扭过头来，一看是我，态度马上就变得强硬起来。

她说：“你这要干什么？”

我说：“你自己清楚——你那些粮食哪儿来的？”

她说：“你管不着——反正我不是偷的！”

我说：“你比偷还厉害——你们收买农业社的工票，你知道这是犯的什么罪？”

她说：“犯什么罪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从古就是这样，难道参加了农业社，就能赖债啦！？”

听听她的口气有多凶啊？好像她不是犯了法，而是干了什么有理的事啦。我命令她跟我到乡政府去。她理直气壮地说：“去就去，难道我还怕你？——到了哪儿也得说理呀！”我说：“那好吧，你到乡政府说理吧，让大家听一听你们那些丑事！”

我押着我嫂子往乡政府走，刚走到半路上，我哥就追上了。他气呼呼地喘着气，瞪着两只充血的大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好像犯了破坏农业社罪的不是他们，而是我自己。

他粗声粗气地问我道：“你要带她到哪里去？”

我说：“乡政府。”

他说：“你还让不让我们活啦？”

我说：“谁不让你们活呀？”

他说：“那你放她回去！”

我说：“等把事情解决了，自然会让她回去。”

我嫂子气狠狠地说：“到哪儿我都不怕——走吧！”

我们刚走了几步，我哥又追上来了。

他威胁地说：“你到底放她不？”

我说：“不！”

他说：“好！我发不了财，你也别想发——老子毁了你这个忘恩贼！”

他嗖地从身后掣出一张铁锹来。说时迟，那时快，月光下，我眼看着那闪亮的锹头，向我的脑袋上劈来！我赶忙一躲——脑袋躲过了，肩膀却没有躲过去。我觉得狠狠地挨了一锹，马上就不省人事了……

我醒来时候，人们已经把我放到担架上。小凤伏在我身上哭着——我想告诉她我不会死，可是我说不出话来。我哥我嫂还拉了我那小侄子，一排溜地跪在担架跟前。我听不清楚他们说什么——看样子，好像是恳求我不要向法院告发他们。亲兄弟竟会闹成个这样子，想起来，真使人心酸，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了……

那年冬天，各村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发展到最高潮。当我从医院回到村里时候，我哥我嫂已经随着大流涌进农业社里来了。

当然啦，我哥虽然是个好劳力，但他不是个好社员——我相信他会变成好社员的，不过还得一些时间。现在，我们两家还是住在一个院里，架是不吵了，我嫂子和小凤也有了一些来往，可是我们两家中间，总还是有些隔阂呢。

现在我才明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件简单事件，和在战场上打仗差不多。所不同的：在战场上只是和敌人作战，在村里除了和敌人斗争以外，还得和自己人斗争——这种斗争有时候也会流血的。

我肩膀上的这块伤疤，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