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两汉及唐代，是中国镜鉴史上三座里程碑式的发展时期。其中，特种工艺镜因其工艺技术复杂，制作难度较大，代表了每一时期的最高水平。两汉时期的特种工艺镜，上承战国，下启唐代，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以往发现的汉代特种工艺镜，主要有鎏金镜、彩绘镜、金银错镜等类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江苏扬州地区汉墓科学发掘出土的特种工艺镜，不仅有鎏金镜，还有前所未见的金银平脱凤鸟纹镜、贴镂空铜箔禽兽纹镜、贴金银箔漆绘云气纹镜。这些铜镜是两汉特种工艺镜的典型代表，为汉镜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扬州在汉代先后称江都国、广陵郡、广陵国，经济发达，富庶甲于东南，为铜镜铸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近20多年来，在扬州地区发掘出土的汉代特种工艺镜中，出现了一些新类型，值得学术界关注。2007年，扬州市西湖镇蚕桑砖瓦厂工地3号西汉墓出土一面金银平脱凤鸟纹镜，直径18.4、缘厚0.7厘米（图2-1）。此镜出土于西汉土坑木椁夫妻合葬墓，墓主人董汉，字子翁，已达到列侯级别；女主人享有金缕玻璃匣的葬具，反映出其身份的与众不同
。1991年，扬州市甘泉乡巴家墩一座西汉墓早年被盗严重，却出土4面特种工艺铜镜。其中两面铜镜修复后较为完整，分别为贴镂空铜箔禽兽纹镜（图2-2）、贴金银箔云气纹镜（图2-3）。该墓属于西汉中晚期贵族大墓。
图2-1 扬州蚕桑砖瓦厂3号汉墓金银平脱凤鸟镜（霍宏伟摄影）
图2-2 扬州巴家墩汉墓贴镂空铜箔禽兽纹镜（霍宏伟摄影）
图2-3 扬州巴家墩汉墓贴金银箔云气纹镜（霍宏伟摄影）
上述三面特种镜，在制作工艺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节上的差异。其一，均为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钮上及钮座残留五个圆形或水滴形凹坑，应是镶嵌之用，其中云气纹镜钮上保留有一铜泡，其底部一周残留红色。1980年，扬州邗江甘泉M2出土一件漆奁，其内放置9个子奁，盖面上的三叶、四叶铜饰上镶嵌水晶泡与琥珀小泡。1985年，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银釦嵌玛瑙七子奁，顶盖中心为一银柿蒂纹，其中心镶嵌一颗黄色玛瑙，四叶上各嵌一颗鸡心形红玛瑙。此类铜镜的制作，有可能借鉴了漆奁盖的镶嵌工艺技术。
其二，钮座外的装饰略有不同。第一面镜饰四只展翅凤鸟，以镂空金箔制作，外髹红褐色漆圈；第二面镜钮座外局部残存龟裂的漆灰地，其余部分显露出铜胎；第三面座外于漆灰地上随形就势，用金箔剪出与钮座相适应的形状，并粘贴之。
其三，钮座外圈带数量及装饰的异同。三面铜镜钮座外均为两圈，第一面镜内圈饰以七内向连弧纹加七角星带，角内饰圆圈纹。外圈饰五组凤鸟纹带，用金箔镂空制作。第二面镜内、外两圈，均为漆灰地，并贴饰铜箔圈带，在铜箔上以镂空的形式刻出各类富于动感的禽兽纹饰轮廓，仿佛剪影一般，与扬州姚庄西汉晚期墓M102出土漆面罩上贴饰的人物鸟兽纹金银箔、湖南长沙西汉后期墓M211出土漆器上的金箔贴花装饰手法相似。第三面镜钮座外亦为漆灰地。内圈以金、银两种质地的三角形箔片，相间交错排列，并在黄、白两色菱形纹地上漆绘黑色双S形纹。以金、银三角形箔片相间装饰的手法，在扬州姚庄西汉晚期墓M101出土银釦镶嵌玛瑙七子漆奁、安徽天长三角圩M1出土银釦镶嵌金银箔梳篦奁盖上亦能见到。第三面铜镜外圈贴以金箔条带，用黑漆绘以云气纹，与洛阳烧沟东汉早期墓M1023出土尚方四神博局镜镜缘纹饰相同。
其四，镜缘的对比。第一面镜为宽平素缘，等距分布有八个方形凹坑，中央有一圆形凹点，均为镶嵌之用。第二面镜以两周凸棱夹一周凹槽饰金箔为缘。第三面镜缘，与第二面镜缘形制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凹槽内装饰的是金、银相间的三角形箔片，在黄、白两种菱形纹地上漆绘黑色双S形纹，与其钮座外内圈纹饰相同。
三面特种镜的整体布局，与饰以铜釦漆器的布局有相似之处，如洛阳烧沟汉墓M1035出土的两件漆器，日常使用的漆器有可能对特种镜形制布局产生影响。这种以镜钮为中心、以多重圆圈分割镜背的布局形式，在中原地区汉代铜镜上也有反映。如洛阳西郊西汉中期墓M3206出土一面铜华镜，新莽墓M3144出土的昭明镜，均以铭文为主体圈带。这种重轮凸起的布局对隋唐铜镜的构图产生深远影响。
以上介绍的三面特种工艺镜与汉代广陵国发达的漆器制造业密不可分。此外，扬州汉墓清理出鎏金镜三面，在全国发现数量名列前茅。1958年，江都县彬州乡古墓发现一面东汉末或三国时期的鎏金神人神兽画像镜，直径14.3厘米（图2-4）。1974年，扬州东风砖瓦厂发掘一批新莽或东汉初期的木椁墓群，7号墓出土一面鎏金博局镜，镜背残留鎏金痕迹，直径17.8厘米（图2-5）。2010年，仪征市新集镇前庄砖瓦厂12号西汉墓（图2-6）随葬一面鎏金四乳四虺纹镜，面、背鎏金保存完好，直径16.6、缘厚0.7厘米（图2-7）。若将此镜不同时期的图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镜体鎏金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图2-8）。从色泽金黄、光鲜如初，到色彩变暗、颜色渐深，甚至局部变黑。当2015年10月25日我在仪征博物馆库房手捧这面鎏金镜时（图2-9），已无法相信，它与在图录上看到的会是同一面镜子。镜体色泽暗淡，颜色完全变深，让人感叹两千多年前的宝物重现人间时的美好形象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刹那。
图2-4 江都县彬州出土鎏金神人神兽画像镜（《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图124）
图2-5 扬州东风砖瓦厂7号汉墓鎏金博局镜拓本（《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考古》1980年5期）
图2-6 仪征前庄砖瓦厂12号汉墓鎏金四乳四虺纹镜出土现状（《汉广陵国铜镜》，12页）
图2-7 出土不久的鎏金四乳四虺纹镜（《仪征馆藏铜镜》，56—57页）
图2-8 著录于《汉广陵国铜镜》中的鎏金四乳四虺纹镜（《汉广陵国铜镜》，333页）
图2-9 现藏仪征博物馆的鎏金四乳四虺纹镜（霍宏伟摄影）
鎏金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洛阳金村战国中晚期大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鎏金镜。汉代鎏金镜主要出土于我国南方地区，作为西汉国都长安与东汉国都洛阳的两京地区，极少发现鎏金镜。1951～1952年，在湖南长沙近郊发掘211号西汉后期墓，出土一面“中国大宁”铭文鎏金博局镜，直径18.7厘米（图2-10）。1978年，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晚期墓清理出两面鎏金博局镜，其中一面直径13.8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汉·张衡《四愁诗》）
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唐·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次观金错刀，一刀平五千。（宋·梅尧臣《饮刘原甫家》）
图2-10 长沙近郊211号汉墓“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镜及拓本（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扬州地区汉墓出土了大量的一般工艺镜，数量在300面以上。其中，扬州博物馆藏200余面，仪征博物馆藏汉镜100余面，部分铜镜应该是当地铸造的。有一面出自扬州汉墓的八乳博局镜，铭文尤其独特：“今名之纪七言止，湅治铜华去恶宰，铸成错刀天下喜，安汉保真世母（毋）有，长乐日进宜孙子。”（图2-11）镜铭中的“铸成错刀天下喜”一句，客观地反映了西汉居摄二年（7年）王莽摄政、进行货币改革的史实。“错刀”因“一刀”两字错以黄金，亦称“金错刀”，即新莽时期铸行的货币“一刀平五千”（图2-12），是王莽第一次币制改革的其中一种类型，其形制上为圆形方孔，下为刀形。嵌金于铜的黄绿组合，其精美奇妙的造型，成为诗人们不舍的抒情主角，常出现在后人的诗句之中：
图2-11 扬州汉墓八乳博局铭文镜拓本（《扬州出土的汉代铭文铜镜》，《文物》1985年10期）
图2-12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新莽错金铜钱“一刀平五千”（《中国古代钱币》，52页）
扬州汉墓出土类型多样的特种工艺镜及数量众多的一般工艺镜，与汉代广陵经济繁荣，财力雄厚有关，此地被司马迁称为“江东都会”。《史记·货殖列传》：“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南朝鲍照《芜城赋》更加细致、具体地写到汉广陵郡的富庶：“昔全盛之时，车挂，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
汉代广陵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漆器制造业的发展。有学者做过初步统计，1949～2004年，汉广陵所在的扬州及其周边地区，发掘的西汉墓葬就有500余座，随葬品中漆木器的比重较大，出土漆器有数千件之多。从汉代出土漆器数量众多、制作工艺精良等方面考察，汉代广陵应是东南地区漆器制作的中心，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扬州汉墓发现的金银平脱凤鸟纹镜、贴镂空铜箔禽兽纹镜、贴金银箔漆绘云气纹镜等特种工艺镜，就是漆器工艺在铜镜制作上的运用，是漆器工艺与制镜技术的完美结合。这三面铜镜采用了贴金、银、铜箔，以及镶嵌、髹漆等工艺手段，属于集多种工艺于一体的复合工艺镜，足以代表两汉时期制镜技术的最高水平。
汉代广陵地区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为铸镜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丹扬（阳）郡设置有铜官，该郡为“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有铜官”。汉镜铭文中经常出现“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文中“丹阳”即今安徽当涂，是汉代最有名的铜矿所在地。吴王都广陵，管辖东阳、鄣、吴三郡，丹阳属于鄣郡，后改为丹阳郡。丹阳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广陵铸镜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铜材料。
就社会风俗而言，吴人自古喜好华美、奇异之器，这一地区出土大量的汉唐文物足以证明。明代张瀚在《百工纪》中对吴地风俗做了一番较为深入、透彻的总结：“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
扬州汉代特种工艺镜在中国镜鉴史上具有的意义，在于其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上承战国以来高超的工艺技术，下启唐代特种工艺，尤其是金银平脱制作技术对唐代影响至深。所谓“平脱”，就是将金、银、铜等不同金属质地的薄片制成的镂空纹饰，用胶漆平粘于铜胎之上，空白处填漆，再进行细致打磨，使粘上的花纹与漆面基本平齐，称为“平脱”。王世襄对金银平脱的发展历史曾有过一段简短概括：“战国时已出现釦器，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的几件漆器。釦器就是用金属来嵌镶漆器的口，故不妨说釦器就是嵌金银漆器。它的进一步发展是从镶口的圆釦发展到粘贴在器盖上的叶片。……（西汉）及至器身上再粘贴金银薄片花纹，则和唐代所谓的金银平脱没有什么差别了。”
扬州邗江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随葬的银釦嵌玛瑙七子奁，用金银箔剪贴加彩绘的手法，描绘了许多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辅的出巡、狩猎、斗兽、娱乐、郊游等场景，这种制作工艺与金银平脱效果近似。类似的例子还有扬州邗江杨庙乡昌颉村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银釦贴金箔漆奁，盖壁与器身各有三道银釦，其间用金箔剪贴成纹饰带，有山水、流云、西王母、羽人、青鸟、灵芝等形象，创造出汉代人们心目中的神仙境地（图2-13）。扬州西汉墓出土金银平脱凤鸟纹镜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平脱镜，贴镂空铜箔禽兽纹镜、贴金银箔漆绘云气纹镜亦为国内所仅见，为追溯唐代发达的金银平脱镜技术源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现存唐代平脱器具非常精美，具有代表性，如西安东郊长乐坡村出土唐代金银平脱鸾衔绶带漆背镜（图2-14）。平脱器在文献中也有记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忠志》：“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赉无数，其所赐品目有……金平脱犀头匙箸，金银平脱隔馄饨盘，金花狮子瓶，平脱着足叠子。”《新唐书·肃宗纪》：“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五代以降，平脱工艺逐渐衰败。
图2-13 扬州邗江昌颉村西汉墓银釦贴金箔漆奁（《中国漆器全集》第3卷《汉》，140页）
图2-14 西安长乐坡村出土唐代金银平脱鸾衔绶带漆背镜（《中国漆器全集》第4卷《三国—元》，52页）
唐代扬州繁盛一时，有“扬一益二”之说，扬州铸镜业发展处于当时领先水平。唐中宗曾令扬州铸造大方镜，并在镜背附加特种工艺，镜大体厚，在铸造方面有相当大的难度。《朝野佥载》卷三：“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太平广记》引《广异记·韦栗》：“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白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小说中韦栗女儿要买的“漆背金花镜”，应属于金平脱特种工艺镜。1984年，扬州邗江县八里乡荷庄村发掘出唐代开成四年（839年）薛元常妻杨氏墓，出土一面圆形残镜，髹漆，刻划有花卉纹饰，并于其上鎏金，直径30厘米。
宋代扬州继承唐代传统，仍在铸镜，并作为贡品进献大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扬州铸造的大铜镜，直径34厘米，圆形镜背上无纹饰，近镜缘处铸有一周阳文楷体铭文带：“宣和五年，分进贡铜鉴，造贰拾面。鉴铸官承直郎扬州司仪曹事臣、莱景押，管向专知官盛奇，匠人臣郭成铸，扬州铸造。”这是一段长达46字的镜铭，包括纪年、铸地、鉴铸官及工匠姓名等信息，为进一步探讨宋代扬州铸镜业提供了明确的实物佐证（图2-15）。
图2-15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代扬州铸铭文镜拓本（《馆藏铜镜选辑》六，《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2期）
从纵向来看，自汉代广陵到唐宋扬州铸镜业极其发达，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该地区有着优秀的手工业传统，丰富的铜矿资源也成为这一行业兴盛的重要支撑。从横向来看，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在汉唐时期为经济富庶的江东都会，手工业发展迅猛，整体水平高于其他地方，所铸铜镜质量与工艺水平名列前茅。天时、地利、人和，是古人心目中成功的三个基本要素，就铸镜条件而言，扬州无疑三者兼备，从而一跃成为汉唐时期知名的铸镜中心之一，留下了让后人吟咏不绝有关铜镜的唐诗名篇：
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发。（韦应物《感镜》）
映水菱花散，临风竹影寒。（张文成《扬州青铜镜留与十娘》）
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张籍《白头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