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盛夏的一场暴雨之后，河南洛阳东郊金村东北侧的田地出现塌陷，有人怀疑此处有古墓，用洛阳铲一探，果然发现了一座积石积炭墓，后来相继找到了另外7座大墓（图1-1）。盗掘时间长达三年，所获精美文物数以千计，轰动一时（图1-2）。金村东北俗名“东城”，王道中曾说，民国十八年（1929年），自东城掘出大批古物，包括银、玉、铜、竹、木等不同质地。“银器多刻篆文，殊不可识，当系周秦时物。玉器多系玉杯、玉人，皆完好无瑕，湿润有光，古玩家称为前此所未睹。”其他尚有瓶、镜、酒樽、车饰、镶铗等，精妙绝伦，令人惊叹。令人扼腕长叹的是，这些国宝级文物大多流落海外，散布于世界各地。

金村大墓位于汉魏洛阳故城内城东北隅。8座墓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呈有规律的分布。这些大墓墓道均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甲”字形。其中，在一号、五号、七号墓的墓道南端两侧，各陪葬一座马坑。学术界对于金村大墓基本概况及出土器物的了解，主要依据《洛阳故城古墓考》《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两部著作。前者收录11面铜镜，其中一面四乳双龙镜为汉镜，应予剔除。后者著录铜镜20面，其中7面与怀履光书中铜镜重复。再加上海博物馆藏一面传洛阳金村出土四虎镜，共计24面。

金村8座大墓出土铜镜形制多样，依工艺技术的差别，可分为一般工艺镜与特种工艺镜。一般工艺镜，即一次翻模成型、铸造而成的铜镜，共计15面。根据其镜背纹饰的不同，分为几何纹、禽兽纹及叶纹三类。几何纹镜包括羽状地纹镜、螭蟠菱纹镜各1面，龙虎连弧纹镜3面。禽兽纹镜有饕餮镜、兽纹镜各1面，三龙镜2面，四虎镜1面，山兽镜、四叶禽兽镜各2面。叶纹镜有八花瓣镜1面。

金村发现的一般工艺镜，从纹饰的题材内容方面来看，传统与创新并举。属于传统类的，如饕餮纹、蟠螭纹、龙纹、凤纹、云雷纹等。继承传统特点的铜镜以饕餮纹镜为代表（图1-3），其镜背纹饰为云雷纹地上以双线勾勒一对上下对称的饕餮纹。1978年，河北邯郸周窑村一号战国中期墓出土一面相同纹饰的铜镜，布局与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近似。日本泉屋博古馆珍藏一面同类题材的饕餮纹方镜，形制少见。具有创新性的一类，如山字纹镜中的狗与鹿等写实性较强的动物纹饰、新出现的植物纹饰八花瓣纹（图1-4）。中国先秦青铜艺术的风格，呈现出由商周原始宗教的神秘性，向着战国时期反映现实生活鲜活性方面转变的特点。

特种工艺镜，即经过特殊制作、加工而成的铜镜，展现出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金村大墓出土的此类镜子有9面之多，有鎏金、金银错、嵌玉和琉璃、透空复合、彩绘等多项技术，甚至在一面铜镜上反映出几种工艺。最为突出的是镶嵌工艺的大量使用，就是将一种材料或若干种材料嵌入镜体，成为一个复合体，如金银错镜、嵌玉琉璃镜等。

金村出土的金银错铜镜有狩猎纹镜与蟠龙纹镜，均为圆形，圆钮座。金银错狩猎纹镜为半环钮，外饰凹面宽带一周，其外侧弦纹圈上向外等距饰以三片银色扁叶纹。钮座之外，饰以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还有三组不同纹饰，尤以骑士搏虎图最为著名（图1-5）。画面右侧是一武士，头戴插两根羽毛的鹖冠，身披甲，左手执缰，右手持剑，蹲在披甲的战马上，正向一只猛虎刺去。左侧的立虎作欲噬状，全身饰以斑纹。第二组为二兽相斗图，第三组是一只蹲立于扁叶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三组纹饰皆嵌以金银丝。金黄色卷缘，大部分被覆以绿锈。在镜钮、钮座、凹面宽带、镜缘等处均残存鎏金。镜面用含锡量高的白色青铜制成，与镜背成分不同，成为珍贵的复合镜。直径17.5厘米。现藏日本永青文库。李学勤曾进入该文库仔细观察了这面宝镜，镜体局部可见粘有织物片屑，这些细节在照片上不易辨别。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收藏有传金村出土的金银错兽形器座残件，怪兽身上多处饰以金银错涡纹（图1-6），与狩猎纹镜上的涡纹装饰手法相似。

将有关该镜1976、1998年发表的两种图片资料进行仔细比对，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面宝镜右下方镜缘残损修复前后的不同状态。从1976年的图像版本来看，右下方镜缘的裂缝呈弧线形分布，甚至还有残缺。而在1998年的版本上，原有缝隙已被修复得完整无缺，天衣无缝，看不到任何瑕疵。

沈从文在《唐宋铜镜》一书收录的该镜图片下写了一段批注：“此镜为唯一有战国戴鹖尾冠骑士镜纹。彩图印于《战国铜器之研究》《古铜菁华》《世界美术全集·战国编》内，极精。日人仿图作成六寸大扁漆盒，极精工。”鹖冠，即古代武士戴的插有鹖羽的冠。张衡《东京赋》：“虎夫戴鹖。”李善注：“应劭曰：……鹖，鸷鸟也，斗至死乃止。令武士戴之，取猛也。司马彪《续汉书》曰：虎贲（武）骑皆鹖冠。”由此看来，让武士戴鹖尾冠是为了激励他们勇猛作战。

对于这面铜镜上的骑士搏虎图，沈从文认为可能反映的是“卞庄刺虎”的故事。“在先秦镜纹上表现人物，著名的只有两面镜子：一面是错金骑士刺虎镜，……第一面或用的是‘卞庄刺虎’故事，和宗教无关联。”卞庄，亦称卞庄子，因食邑于卞，谥号为庄，故名。他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著名勇士。东汉时避讳明帝刘庄，改名卞严。《论语·宪问》：“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荀子·大略》：“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注云：“卞，鲁邑。庄子，卞邑大夫，有勇者。”

“卞庄刺虎”的故事，详见于《史记·张仪列传》。战国时期，韩、魏两国相互攻杀，久战一年仍未和解。秦惠王想出兵援助，询问于左右。恰好陈轸到达秦国，对秦王说，大王听说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吗？庄子欲刺虎，馆竖子制止了他，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觉得有道理。过了一会儿，两虎果然开始搏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后以此典故来指趁着两股势力相互争斗、两败俱伤之际，将其一网打尽。金村出土狩猎纹镜是目前发现的我国铜镜中最早的人物镜。湖北云梦睡虎地9号秦代墓中出有一面狩猎纹镜，两位武士手持剑盾与虎豹相搏成为纹饰的主体。

金村大墓所出金银错六龙镜，为小圆钮，钮座外饰银错环带一周，上面等距饰六个圆点纹。以镜钮为中心，在主区旋转饰六条首尾交错的盘龙，其中三条金错龙沿镜缘呈逆时针方向旋转，等距分布，尾近钮座。另外三条银错龙围绕钮座，呈顺时针方向旋转，尾接镜缘。每一对缠绕的金银龙身体空隙处皆有一枚金错乳丁纹。镜缘有三枚金错和六枚银错乳丁纹，相间排列。每两枚乳丁纹之间，饰以金银错的钩连云纹。直径19.3厘米（图1-7）。此镜为法国巴黎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之旧藏。

金村所见嵌玉琉璃镜是一面制作工艺别具一格的铜镜。镜为圆形，蓝色琉璃钮，钮上以一直径较大的白色目形纹为中心，左右各有一穿孔，外饰六组大小相同的椭圆形纹一周，其外套一红棕色间杂有黑色斑点的玉环作为钮座。座外以蓝色琉璃为地，饰以白色目形纹和由七个小圆点组成的花瓣形纹，分为内、外两圈。内圈有十二组纹饰，目形纹和花瓣纹相间绕钮座排列。外圈有十八组纹饰，每两个花瓣纹之间饰两个目形纹。镜缘嵌一饰有绹索纹的玉环。直径12.2厘米（图1-8）。此镜装饰独特，镜面已覆重锈。原存美国纽约温斯若普（G. L. Winthrop），现藏波士顿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

有学者认为它没有镜钮，无法把持，故非铜镜。我曾对铜镜照片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观察，发现在镜中心同心圆的左右两侧，各有一穿孔，孔洞均打在两个蜻蜓眼之间，尽量不破坏同心圆的美观，且不引人注目。这两个穿孔应该是穿系绶带的，与镜鼻的作用相同。对照铜镜的五个基本要素，即形制、镜钮、钮座、主区纹饰、镜缘，该镜均已具备，这应是一面堪称上品的嵌玉琉璃镜。上海博物馆有一面美国收藏家捐赠的嵌玉绿松石钮变形龙纹镜，镜钮中央为一同心圆，其上、下各有三个冏纹，两侧各有一穿孔（图1-9），与金村嵌玉琉璃镜钮布局完全相同，说明嵌玉镜已非孤例，在制作工艺方面有一些共同点。

传金村出土的几面透空镜，分别藏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四龙透空镜形制接近方形，环钮，圆钮座，周饰四个五边形饰。四条盘龙呈逆时针方向排列，瞋目，张口，伸舌，龙舌位于五边形饰一角之上。龙身为S形盘绕回环，龙尾卷曲于角隅，全身饰鳞纹。长9.2、宽9.1厘米（图1-10）。现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另有一面嵌石四兽透空镜（图1-11），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两面三龙彩绘透空镜，被日本西宫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收藏。

金村铜镜的形制，仅有两面方镜，其余均为圆镜。大多采用地纹衬托主纹的设计手法，主纹的风格分为两类：一类为写意，如三龙纹镜、四叶禽兽纹镜、彩绘四凤镜等，均以概括、简洁的手法表现出动物最主要的特点，强调动态美；另一类为写实，如金银错狩猎纹镜、三山三兽纹镜、四山四兽纹镜，以线条或浮雕的形式，细致刻画出人物、动物形象。

金村铜镜的构图巧妙，形式多样，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形式。第一种铺满式，如羽状地纹镜、蟠螭纹镜及嵌玉琉璃镜，铜镜纹饰由某一种地纹或者是主纹与地纹相结合的形式出现；第二种旋转式，即铜镜主纹环绕钮座，呈旋转式分布。按照旋转方向的不同，可细分为顺旋、逆旋及顺逆互旋等三类。顺旋，就是铜镜主纹呈顺时针方向旋转排列，如四虎镜、山兽镜、四龙透空镜。逆旋，即铜镜主纹呈逆时针方向旋转分布，仅见彩绘三龙镜。顺逆互旋，即镜背主纹有两组，一组顺旋，另一组逆旋，相互交错，构成更加复杂的纹饰，以金银错蟠龙镜为代表。第三种对称式，即镜背主纹以镜钮为中心，对称分布。有左右对称、十字形对称及米字形对称等三类。左右对称即轴对称，仅见于兽纹镜。十字形对称，即以镜钮为中心，将镜背均分四份，上下左右对称，如饕餮镜、嵌石四夔透空镜、彩绘四凤镜。米字形对称，即以镜钮为中心，将镜背均分八份，有龙虎连弧镜、四叶禽兽镜等。第四种为三区式，也就是环绕镜钮，以三组相同纹饰将镜背分为三个大小相等的空间，分置三类不同纹饰，这种构图形式，在铜镜极为少见，仅有金银错狩猎镜。

金村铜镜的色彩，一般工艺镜呈现出的基本上是青铜绿锈的颜色，更为丰富的色彩大多体现在特种工艺镜上。由于其他材料在镜背上的叠加，使得铜镜散发出华美瑰丽的艺术之光。如金银错狩猎镜，以三组金黄色涡纹与白色银丝相间装饰，色彩绚丽，交相辉映。嵌玉琉璃镜则以蓝色琉璃为地，饰以多组白色目形纹、花瓣形纹，钮座与镜缘均为棕红色玉环，冷色调与暖色调交替使用，色彩搭配独具匠心，装饰手法新颖。

金村大墓发现的是一批战国铜镜，若继续上溯古代铜镜的历史，穿越春秋、西周，直抵商代。在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河南安阳殷墟曾经先后发掘出5面铜镜。1934年，一座商代墓中发现了第一面铜镜，但存在较大争议。24年之后，高去寻发表论文，对“圆板具钮器”进行了探讨，从此确定殷墟所出这件器物为铜镜。后来，妇好墓又出土了4面铜镜。

商代之前的夏代是否有铜镜，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过几件铜圆盘。1988年，有人提出：“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直径17、厚0.5厘米的圆形铜片，其上四边用61块长形绿松石镶嵌，中间用绿松石块嵌两圈十字形的图案，每圈均为13个，酷似今天的钟表刻度。这块圆形铜片很可能是上层人物使用的铜镜。”2009年，许宏归纳了学术界对这件圆盘状铜器的看法：“这类器物，有的学者认为属于早期铜镜，有的认为可能是与占日或律历有关的‘星盘’，或为某种法器。”

出土该铜器的五区四号墓，位于偃师圪垱头村西北高地上。1975年，农民挖土时发现兽面纹玉柄形器、镶嵌绿松石圆形铜器各1件。玉柄形器的形制别致，制作工艺精湛，纹饰雕刻复杂细腻，在该遗址发现的玉柄形器中堪称上品。这座墓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的中型土坑竖穴墓，应是贵族墓无疑。

该墓所处位置位于宫城区西北，是墓葬集中分布区，发现有贵族墓。四号墓所出镶嵌绿松石圆形铜器（图1-12），从X光透视黑白照片来看，器为圆形，左右两侧及下部残损，左侧残损面积较大，右侧残损较小，整个器物看上去略有变形。器中心为一黑色圆形，向外分别饰两圈十字纹绿松石片。内圈十字纹较小，环绕中央圆形均匀分布，排列密集，残存11个，复原应该是13个。外圈十字纹较大，每一纹饰均位于内圈两个小十字纹之间，相间排列，残存12个，复原数应是13个。内、外圈的十字纹形制基本相同，均为横短竖长，内细外粗。边缘一周镶嵌长方形绿松石片，残存51块（图1-13），复原数为61块，大小相同，排列均匀，形似钟表刻度。这件铜器正面最少蒙有六层粗细不同的四种布，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分别为8根× 8根和52根×14根，背面也有布纹痕。直径17、厚0.5厘米。

在作为铜镜的五个基本要素中，二里头遗址圆盘状铜器所具备的，除了镜钮目前无法通过X光显示之外，其他四个要素都有。具体而言，其形制为圆形，钮座略呈圆形，主区纹饰是内外两周十字纹，边缘是一周短直线纹。主区纹饰加上边缘纹饰，从整体来看，构成了由中心钮座向外的放射状分布。这种纹饰风格与已确认最早的齐家文化铜镜、较晚的商代铜镜纹饰布局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仍然缺少一些我们想要知道的信息，如是否有钮？正面是什么样子？由于六层织物的包裹，让人无法知晓这些信息。所以说，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的铜圆盘是否为铜镜尚难以断定。

在二里头遗址的另外一座墓中出有一件圆盘形铜器。一部考古图录对这件铜器做了介绍，并称为“铜镜”，出土地点是二里头遗址“Ⅳ区硃3”，直径11.8厘米（图1-14）。它到底是铜镜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偃师二里头》考古报告中，位于六区的三号墓中，出土两件圆形铜器。其中一件器体较薄，两侧有对称的四个圆形小孔，三个孔背面留有残钉痕与木质痕，四周镶嵌绿松石片。直径11.6、厚约0.1厘米。比较器物黑白照片与图录中的彩色照片细部，发现两者的确为同一件器物。用铜镜的五个基本要素来衡量这件铜圆盘，差距较大，难以判定为铜镜。

二里头遗址与金村大墓的空间直线距离大约只有7.8公里，在时间上却相差一千余年。金村出土的大批文物华美尊贵，如鹤立鸡群，傲视群雄。金村大墓出土的铜镜，是这个时代工艺技术的结晶，具有王者风范。它整合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引领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成为那个遥远时代的巅峰之作。如此上乘之作为什么会出现在金村大墓之中呢？

这还要谈及金村大墓的国别及性质。在其发现之后的十多年间，学术界曾有争议，后逐渐赞同唐兰提出的“东周墓葬说”。在此基础上，1984年，李学勤对金村墓葬中出土铜器铭文进行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金村墓葬群不是秦墓、韩墓，也不是东周君墓，而是周朝的墓葬，可能包括周王及附葬臣属。”李德方进一步提出，金村陵区应该属敬王至慎靓王，凡十一王的陵地。至于金村大墓中出土大量精美文物的原因，李学勤有一段话解释得非常透彻：

金村墓葬群是周朝的墓葬，说明了这里发现异常珍贵华美文物的原因。在中国古代，王室大墓的随葬品每每特别华丽，形制特殊，非其他墓葬所能比。这是因为王家的匠师有独特的工艺传统，也是王室政治地位的曲折反映。安阳殷墟的商朝大墓如此，金村的墓葬群也是这样。

需要指出的是，在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收录的11面铜镜中，有一面四乳双龙镜，应属于西汉时期铜镜，并非战国铜镜。1985～1992年，山东淄博4座西汉早期至中晚期墓葬各出一面四乳双龙镜，与金村所出铜镜纹饰相似。对于这一问题，徐坚给出的答案是：金村器物群中明显包含了许多年代晚于东周的器物，或者年代在东周晚期，却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器物。所幸考古学史情境为辨识金村器物群的混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两周及中原地区东周和秦汉考古学资料的积累使金村能最终通过“减法”接近历史本真。

金村大墓出土器物群无疑是20世纪我国最伟大的文物发现之一。遗憾的是，它突然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遭到疯狂盗掘，然后迅速流向海外市场，星星点点分布于世界各地著名的博物馆当中。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收藏的金村文物数量名列前茅，这和怀履光有着很大关系。在一片声讨怀氏盗运大量金村文物于海外之余，冷静、理性地思考一下，在当时那种政局动荡、盗掘文物无人追究的大背景之下，即使不是怀氏，也会有其他人充当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不管怎样，怀履光撰写了第一部有关金村大墓的著作，为后人留下了研究金村文物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金村大墓出土文物的流失是国人无法言说的切肤之痛，就像敦煌文书的损失一样，其价值无法估量。当我们今天来回顾金村大墓出土铜镜之际，不禁会生发出一点感慨，希望国人能永远铭记那段无法愈合的民族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