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布里特-玛丽一夜没睡，她已经习惯了，为别人而活的人迟早都会习惯。

她始终坐在黑暗之中，如果大半夜开着灯，路过的人难保不会怀疑娱乐中心里发生了罪案。

布里特-玛丽之所以没睡，是因为她想起打扫卫生之前，娱乐中心的地板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如果她在睡梦中死掉，尸体不仅会散发臭味，还会逐渐被灰尘盖住，她不敢冒这个险，而且娱乐中心的沙发也不是什么睡觉的好地方。沙发已经脏透了，往上面撒小苏打的时候，布里特-玛丽不得不戴上双层乳胶手套。也许她可以睡在车里？也许吧，如果她是一只动物的话。

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女孩坚持让布里特-玛丽住到十二英里开外的镇上的旅馆里，但仅仅是想到自己要睡在别人铺的床上，布里特-玛丽就觉得不自在。她知道有些人整天无所事事，一心只想着到别处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可布里特-玛丽的理想是待在家里，过一成不变的日子，自己给自己铺床。

每当和肯特外出住旅馆时，她总会先在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亲自铺床、整理房间，并非她看不上别人的服务，或是忍不住说三道四，而是因为她知道清洁工可能正是热衷说三道四的人，她可不想让清洁工们晚上凑在一起点评423号房间住客的生活习惯。

有一次在外地，肯特记错了返程的登机时间，（他还振振有词地声辩：“是那些王八蛋把王八蛋机票上的时间打错了。”）等两人发现他们必须半夜赶到机场时，已经来不及在旅馆里冲个澡再走了。于是，在匆忙离开旅馆的前一刻，急中生智的布里特-玛丽跑进浴室，拧开花洒，让水往地上流了几秒钟，这样清洁工进房打扫时会发现浴室地面有水，等到他们开讨论会时，就不会得出“423号房间的客人没洗澡就跑了”之类的结论了。

肯特对她的做法嗤之以鼻，说她总是太他妈的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布里特-玛丽的内心一直在尖叫：其实她最在意的是别人对肯特的看法。

她不知道肯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关心别人对她的看法。

她记得很久以前，他曾经在乎过，那时候从他看她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知道她就在那里。我们没办法预测爱情什么时候开花，直到突然有一天，你醒来时发现它已经开花了，爱情的花朵枯萎起来也是这德性——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为时已晚。在这方面，爱情和阳台植物具有相似的习性，只是有时候连小苏打都救不了它。

布里特-玛丽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什么时候溜出她手心的，无论多少只杯垫都阻止不了婚姻的磨损。他也曾握着她的手入睡，她则做着和他相同的美梦。布里特-玛丽不是没有自己的梦想，而是因为他的梦想更大，在这个世界上，梦想越大的人越会是赢家，这是她学到的道理。所以她甘愿待在家里照顾他的孩子，甚至都没打算生自己的孩子。孩子们长大后的几年里，她继续留在家里，把房子维护得体面像样，支持肯特的事业，不曾想过开创自己的事业。发现邻居叫她“絮叨婆”时，她担心的却是丈夫的德国朋友来做客时可能会看到门厅的垃圾，或者闻到楼梯间有披萨味。她自己没有朋友，只有脾气古怪的熟人，通常是肯特的商业伙伴的妻子。

有次晚餐聚会结束后，其中一位熟人自告奋勇帮助布里特-玛丽清洗餐具，接着又开始整理布里特-玛丽的餐具抽屉——先把餐刀放到最左边，再依次摆放勺子和叉子。布里特-玛丽惊恐地质问她怎么可以这样做，熟人笑着说：“这有什么要紧？”简直不把排列餐具的正确顺序放在眼里——自此她们的熟人关系宣告结束。肯特说布里特-玛丽不够随和，所以她又在家里待了几年，让肯特代表他们两个人社交，充分表现他的随和。后来，“几年”变成了“更多年”，“更多年”变成了“一辈子”，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并非布里特-玛丽选择不去期待什么，只是某天早晨醒来，她突然意识到所有的期待都过了保质期。

她觉得肯特的孩子喜欢她，可孩子们会长大，长成大人的孩子会叫她这样的女人“絮叨婆”。她居住的街区也有别的孩子，他们独自待在家里时，布里特-玛丽偶尔会给他们做饭。可这些小孩家的大人们总会回家，等他们长大后，布里特-玛丽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絮叨婆”。肯特老说她缺乏社交能力，她觉得他说得肯定对。最终，她的全部梦想化作一个阳台和一个不会穿着高尔夫球鞋在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丈夫，他偶尔会自觉把衬衫丢进洗衣篮，无需她提醒，有时候不用她问就主动表达一下自己对饭菜的喜欢。她想要一个家，希望孩子们（虽然不是她生的）无论如何都能回家过圣诞节，即便不来，也至少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她想要井井有条的餐具抽屉，时常去剧院看场戏，想要能看到外面世界的干净窗户，希望某个人会注意到她精心打理的发型，或者至少假装注意到了，或者至少，允许布里特-玛丽去假装。

她希望这个人每天回家之后，走在拖干净的地板上，享用热腾腾的晚餐时，偶尔能发觉她的努力。肯特病房里那件混合着披萨和香水味的衬衫只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将布里特-玛丽的那颗心击得脆弱不堪的元凶，是简单的心愿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绝望。

第二天早晨六点，布里特-玛丽准时打开厨房的灯。她其实并不需要照明，只是因为可能有人注意到了昨晚的灯光，知道她在娱乐中心过夜，如果这时不开灯，别人会觉得她太懒，这么晚了还不起床。

沙发那儿有台旧电视，也许打开电视就不会感到孤单了。可她不敢开，因为害怕屏幕上出现足球。足球是现今的热门话题，与看球相比，布里特-玛丽宁愿选择孤独。娱乐中心的寂静仿佛是她的保镖，为她带来安全感。滴漏式咖啡壶依旧倒在台面上，不再对她眨眼睛。她坐在咖啡壶前的木凳上，想起肯特的孩子们形容她“消极挑衅”，肯特听后乐不可支，就像他在看球赛时喝饱了伏特加和果汁之后那样哈哈大笑起来：肚皮上下起伏，几乎喘不动气，笑声中偶尔夹杂着猪哼一样的鼻音。笑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评论道：“她才不是什么狗屁的‘消极挑衅’呢，是为了消极而挑衅！”接着他又笑起来，直到把果汁洒在长绒地毯上才作罢。

布里特-玛丽觉得受够了，默不作声地把那块地毯移到了客房，显然不是为了消极挑衅，而是因为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肯特的话并不让她难过，因为他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觉得受到了冒犯，只是因为肯特发表评论之前没有先看看她站得是否足够近，能不能听清他说的话。

她凝视着咖啡壶，突发奇想：要不要试着修好它？然而这个想法稍纵即逝，她很快便恢复了理智，把它赶出自己的脑海。自从结婚以来，她没修理过任何东西，每次都觉得，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等肯特回来修。每当电视上播出的搭建或装修类节目中出现女人时，肯特总说：“女人连宜家的家具都组装不了。”他觉得这是“先天决定的”。布里特-玛丽喜欢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肯特看电视，她就默默地玩填字游戏，遥控器放在腿边，等待肯特摸索遥控器，准备换台看球赛时，指尖经常碰到她的膝盖。

她搬出更多的小苏打，又清扫了一遍娱乐中心。往沙发上撒第二袋小苏打时，传来了敲门声。布里特-玛丽过了很久才去开门，因为她先跑进洗手间，对着镜子做了个发型。不会亮的电灯令整个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只见披萨店的女人坐在门外，双手捧着一个盒子。

“哈。”布里特-玛丽对着盒子说。

“高级红酒，你瞧瞧。便宜。卡车后厢里掉出来的，哈哈哈！”女人沾沾自喜道。

布里特-玛丽没太听懂她是什么意思。

“可是，你知道吧，我只能把酒倒进有标签的瓶子里卖。税务局会查的。”女人说，“我们店里叫它‘招牌红酒’，要是税务局的问起来，你就这么说，好吗？”女人半塞半扔地把红酒盒子交给布里特-玛丽，接着强行钻进娱乐中心，轮椅撞得门槛咔咔作响，她摇着把手在室内四处乱转。

布里特-玛丽惊恐万分，像看一泡屎一样盯着轮椅在地板上留下的雪水和泥沙。

“请问，我的车修得怎么样了？”她问。

女人洋洋得意地点点头。

“很他妈的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嘿，我想问你一件事，布里特-玛丽：你在乎颜色吗？”

“您说什么？”

“你瞧，我弄来的车门，嗯，非常可爱的一扇车门，哈，不过可能跟你的车颜色不一样。也许……更偏黄一点。”

“我的车门怎么啦？”布里特-玛丽一脸惊愕。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问问！你觉得黄的车门不好吗？你的旧车门——那个词怎么说来着？被氧化了！其实我弄来的那扇门也不算是黄色的，几乎是白的呢。”

“反正我肯定不会在我的小白车上安一扇黄色的门。”

女人舞动两只手掌，在半空中画起了圆圈。

“好的，好的，好的，你冷静，冷静，冷静。修好白色的门，没问题。不过，白色的门，需要一点那什么……交货时间！”

她心不在焉地朝红酒盒子点点头。

“你喜欢红酒吗，布里特？”

“不。”布里特-玛丽说。其实她不讨厌红酒，可如果回答喜欢，别人可能以为她是酒鬼。

“人人都喜欢红酒，布里特！”

“我的名字是布里特-玛丽。我姐姐才叫我布里特。”

“姐姐，嗯？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你？真是太妙了！”

女人咧着嘴巴笑起来，仿佛听到一个笑话，可布里特-玛丽只觉得她是在取笑自己。

“在我们小时候，我的姐姐就死了。”她告诉女人，目光没有离开红酒盒子。

“啊……真他奶奶的……你……那个词怎么说来着？节哀。”女人黯然道。

布里特-玛丽在鞋子里紧紧蜷起脚趾。

“哈，您真贴心。”她平静地说。

“这种酒好是好，就是有很多……叫什么来着？杂质！得用咖啡滤纸过滤几次，嗯，然后就能喝了！”她熟门熟路地解释道，接着便瞥见布里特-玛丽的行李箱和地板上的花盆，于是笑得更灿烂了。

“我本想把这瓶酒送给你，祝贺你得到新工作来着，现在看来，它更像是给你的……叫什么来着——乔迁礼物！”

受到冒犯的布里特-玛丽不情愿地捧着红酒盒子，仿佛那是颗定时炸弹。

“我得跟您说明一下，我不住这里。”

“那昨天晚上你在哪儿睡的？”

“我没睡觉。”布里特-玛丽说，心里很想把酒盒子扔到门外去，然后捂住耳朵。

“你可以住旅馆。”女人说。

“哈，我猜您还是开旅馆的吧？既然披萨店、修车行、邮局、杂货店都是您开的，也不差旅馆了，一条龙服务，还真是省心啊。”

女人的笑容消失了，明显吃了一惊。

“旅馆？我为什么要开旅馆？不不不，布里特-玛丽，我还是坚持……叫什么来着——坚持主业！”

布里特-玛丽把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最后终于踱到冰箱前，把红酒盒子放了进去。

“我不喜欢旅馆。”她宣布，然后重重地关上了冰箱门。

“不！该死！别把酒放冰箱里，酒里会结块的！”女人叫道。

布里特-玛丽瞪着她。

“真的有必要一直说脏话吗？难道我们是部落里的野蛮人？”

女人摇着轮椅向前几步，依次拉开厨房的抽屉，翻出一包咖啡滤纸。

“屁！布里特-玛丽，你瞧，必须得过滤，没关系的，也可以和芬达掺着喝，你想要的话，我有便宜货，中国的！”

她突然停下轮椅，盯着那个滴漏式咖啡壶——或者说是咖啡壶的残骸。布里特-玛丽浑身不自在，两手交叉，紧紧地扣在肚子上，像是想找个地洞，把洞边上那些看不见的灰尘拂掉，再跳进去躲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女人问。她先看看拖把，又把目光转向咖啡壶上那些和拖把柄端完美吻合的凹坑。布里特-玛丽沉默地站着，脸像被火烧过。她很可能在想肯特。终于，她清清嗓子，挺直腰杆，盯着女人的眼睛回答：

“飞来石砸的。”

女人看看她，又看看咖啡壶，再看看拖把。

接着她便笑了起来，笑得很大声，然后开始咳嗽，咳嗽完之后又笑，声音比先前更大了。布里特-玛丽深受冒犯：这根本没什么好笑的，至少她这么想。她记得自己已经有许多年没说过惹人发笑的话了，笑声很容易让她受到冒犯，因为她觉得对方是在取笑自己。如果你有一个随时都想表现幽默感，却不允许妻子比自己诙谐的丈夫，就更容易产生这样的倾向。在他们家，肯特负责搞笑，布里特-玛丽负责做饭和打扫。这就是他们的分工。

坐轮椅的女人已经快要把轮椅笑翻了，这让布里特-玛丽极为不安。每当没有安全感时，她本能的反应是愤怒。她带着明显的怒气向吸尘器走去——还得清掉沙发套上面的小苏打呢，毕竟撒了厚厚一层。

女人的狂笑逐渐转为执着的傻笑，继而又开始乐颠颠地反复嘟囔“飞来石”之类的字眼儿。“真是太他妈好笑了，你知道吧。嘿，你知道你车里有个大得要死的包裹吗，嗯？”

说得好像布里特-玛丽应该为此惊讶似的，从女人的语气里仍然听得出她在窃笑。

“我当然知道。”布里特-玛丽冷冷地说。

女人摇着轮椅朝店门走去。

“你，那个什么，要我帮忙把它搬进来吗？”

布里特-玛丽用打开吸尘器的动作回答了女人的问题。在吸尘器的巨大噪音中，女人扯着嗓子喊道：

“不麻烦的，布里特-玛丽！”

布里特-玛丽捏紧吸尘刷，狠狠按在沙发垫上，死命地搓来碾去。

女人等了半天，始终没见布里特-玛丽回应，只得无奈地喊道：“那好吧，要是想喝红酒，别忘了像我说的那样掺上芬达！还有，它和披萨很配！”听到关门的声音后，布里特-玛丽关掉吸尘器。她不想表现得不友好，可又真的不希望让别人帮忙处理那个包裹，这是目前她最不愿意干的事情。

因为包裹里是一件还没组装的宜家家具。

布里特-玛丽打算自己组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