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等级制度及元政的衰败

一 四等人制

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元朝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蒙古人、西域和中亚各族人纷纷向中原和南方地区迁徙，大批汉族人迁移到周边民族地区。各民族广泛交错杂居，彼此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元朝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和民族大融合。如来自葱岭以西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侨民，广泛散居于中国各地，统称回回人。他们或从军，或经商，或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与汉族、畏兀儿等族杂居，大分散小聚居，到元朝末年已具备了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入明以后，终于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东乡族、土族、保安族、撒拉族的形成也肇始于元代。

但是，元朝统治者作为蒙古贵族的代表人物，依靠民族特权来维护其统治地位，施行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政策。面对人口和经济水平都高于蒙古人的汉族，蒙古贵族倚重汉族以外的各族上层人物帮助统治，有意识地压制汉族。从大蒙古国开始到元朝统一，逐步形成四等人制，即把全国居民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第一等蒙古人是“国人”、“自家骨肉”。第二等色目人，是对畏兀儿、回回、钦察、康里及唐兀（党项）、吐蕃等各色民族的统称。第三等汉人，是指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人等，以及较早被征服的四川、云南人。第四等南人，贬称蛮子，是南宋遗民。不同的等级在司法、官员选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待遇是不平等的。有的是不成文的惯例，有的则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

在司法方面，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向官府报告，否则，严行断罪；蒙古人、色目人打死汉人，只是判罚从军出征，而汉人、南人打死打伤蒙古人、色目人，一律处死。同样犯盗窃罪，汉人、南人刺面，蒙古人、色目人不刺面。司法机构也有区别，汉人、南人归中书刑部，蒙古人、色目人归大宗正府判决。蒙古官员犯了法，由蒙古官审判断罪。这使得蒙古官僚贵族在法律上有恃无恐。

在官员选任方面，除了极个别情况，中书省正、从一品官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例皆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最高只能任职正、从二品的左、右丞和参知政事。汉人、南人官员不得与闻军政。朝臣奏事内廷，如事涉兵机，汉官虽位居左、右丞也须回避。元朝明确规定地方官员“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汉官不仅永居蒙古官之下，还受到色目人的牵制。汉人也不能任御史台的长官。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如无合适人选，可选任色目贵族，汉人只能授以副使以下官。南人则连在省、台、廉访司任职的资格也没有。科举考试，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蒙古人、色目人的考试内容较汉人、南人简单，所取人数则相同，而它们的人口数相差几十倍。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征敛马匹时，蒙古人因为有军籍可以免征，色目人每户征马三分之二，汉人则全部征收。为防范反抗，没收汉人、南人的弓箭和兵器，禁止学习枪棒，百人以上一同持弓箭打猎就要处以死刑。汉人军士的兵器，只有训练、出征时才发放，平时存放在库房。禁止汉人迎神祈福，南人夜间灯火使用也受限制。乘马、用车、服色、婚嫁等都有厚此薄彼的区别性规定。由于禁令烦琐，汉人、南人平民百姓动辄得咎，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

民族等级制度是民族分化和压迫政策的体现，目的是制造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广大下层的蒙古人户也须承担繁重的军役和劳役，不免破产流亡的命运，那些特权规定事实上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而一些汉人官僚家族则被视同蒙古“国人”，享受各种特权。元朝的社会矛盾特别突出，与其民族歧视政策分不开，也与其阶级压迫不可分离。

二 元中后期的政局与吏治败坏

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孙子铁穆耳（元成宗，1295—1307年在位）即位。成宗任用前朝旧臣，奉行世祖成规，被称为守成之君。成宗以后，皇位交替往往伴随激烈的权力争夺，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大德十一年（1307），怀宁王海山（元武宗）即位，处死成宗的皇后和安西王阿难答。至大四年（1311），武宗去世，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即位。仁宗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恢复实行科举制度，改革朝政，整顿吏治。延祐七年（1320），仁宗逝世，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即位。英宗继续进行改革，颁布法典《大元通制》。至治三年（1323），守旧的王公贵族杀害英宗，拥立晋王也孙铁木儿（泰定帝）为帝。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去世，儿子阿剌吉八于上都即位，而武宗之子图帖睦尔（元文宗，1328—1332年在位）在大都被拥戴为帝。双方兵戎相见，结果大都政权倚仗南方各省发达的经济取得了胜利。随后，文宗图帖睦尔主动逊位于其兄和世（元明宗，1329年在位），然而明宗不久即中毒暴亡，文宗再次即位。推戴文宗有功的色目贵族燕铁木儿大权独揽，朝臣侧目。至顺三年（1332），文宗去世，燕铁木儿立年仅7岁的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元宁宗）为帝。宁宗逾月而亡。次年，燕铁木儿病死。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元顺帝，1333—1368年在位）即位。蒙古贵族伯颜独秉朝政，倒行逆施，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顺帝罢黜伯颜，以伯颜之侄脱脱为相。脱脱采取了一些挽救危机的措施，但多数不得要领，无法化解长期积聚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币制混乱引起的通货膨胀，黄河泛滥成灾及征调民夫治河，激化了已有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元朝中后期，权臣专擅蠹政现象非常严重。元仁宗时，蒙古贵族铁木迭儿居相位，大肆兼并土地，贪污纳贿，连供奉祭祀郊庙的马匹都敢中饱私囊。顺帝时，中书省丞相伯颜和搠思监、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等达官贵人，营私舞弊，卖官鬻狱，贿赂公行，声名狼藉。有人作诗讽刺伯颜的贪婪：“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贪婪而残暴，僰（bó）夷与蛮互相仇杀，他收受僰夷的贿赂，诈称蛮人反叛，发兵镇压。

买官卖官盛行，官员铨选法名存而实亡。社会上流传着“使钱不悭，便得好官；无钱可幹，空作好汉”的民谣。出钱多的，卑劣之辈也能担任显要职务，获得高官厚禄；没钱送的，即使人才出众，任期满了也不再迁转，甚至刚上任一年半载，便被无故免职，或调往偏僻荒凉之地。

官员收礼索贿，各有名目。初次接见下属要收“拜见钱”，强行索要叫“撒花钱”，利用管事职权收礼叫做“常例钱”，处理诉讼受贿叫做“公事钱”，追征赋役收取“赍（jī）发钱”，迎来送往叫做“人情钱”，逢年过节要收“追节钱”，过生日收受“生日钱”，收的钱多美其名曰“得手”。

官官相护自不必说，官府与富豪恶霸狼狈为奸、欺凌百姓的事司空见惯。地方官对司法诉讼久拖不决，向被告、原告两家索贿，不管是非曲直，谁出的钱多谁胜诉。两家争讼，却把与本案毫不相干的四邻、亲戚、村民、乡胥里长等几十家裹挟进来，随时传唤到官府讯问，百般刁难，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事端，或捕风捉影，拘禁无辜之人，进行敲诈勒索。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元朝的吏治腐败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蒙古贵族拥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骄横跋扈、擅权不法、穷奢极欲是他们的一贯作风。依附于他们的各族上层人物、各级官吏，往往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吏治败坏是导致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