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连绵，社会动荡，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别有一番风景：思想解放，文化多元，推陈出新，异彩纷呈，被誉为“战国以来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又一次出现的辉煌时期”。

 

一 思想与宗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失去一家独尊的地位，但并没有就此衰竭不振，而是仍然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经学和儒学教育方面。著名经学家及著作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传世的《十三经注》中魏晋人所著就占六部，何晏《论语集解》、杜预《左传集解》、范宁《穀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在经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除上述诸人外，王肃、王准之、王俭、贺玚、何佟之、明山宾、徐遵明、熊安生都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这个时期官学、私学都有很大发展，官学包括太学（图5—1）、国子学、中书学、地方州郡学，这些学校所教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私学包括私授生徒和家学。许多有深厚儒学素养的鸿生大儒招收生徒，传授经典，尤其在北朝“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许多世家大族也是经学传家，形成独具特色的家学。官学和私学的兴盛，有力地推动着儒学的传播和发展。

魏晋之际，玄学成为思想文化领域风靡一时的主流思潮。从社会政治角度讲，玄学源于汉末的清议，由于害怕朝廷的高压，士人们的谈论由具体社会问题转向空玄的人性。从思想文化角度看，玄学源于对《老子》、《庄子》、《周易》的注疏。魏晋玄学提倡个体觉醒、理性思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无”和“有”的关系，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主张“贵无”，而向秀、郭象、裴（wěi）主张“崇有”。另一个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王弼等人提出名教源于自然，向秀、郭象等人则认为名教与自然同一。两晋时，玄学在思辨方面与佛、道两家互相影响，南朝时则表现为本质上向儒家礼教的靠拢和回归。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土大发展并日渐中国化的时期。宗教建筑数量激增，首先是寺院，西晋时只有180所，到南朝梁时仅建康地区就有500多所。北魏太和元年，有寺院6478所，北魏分裂后，北齐、北周共有4万多所。集宗教文化、雕塑、绘画、建筑艺术于一体的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见彩图十七）、洛阳龙门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图5—2）的开凿都始于或完成于这个时期，并逐渐形成石窟寺艺术的本土风格。佛教般若学在中原发展迅速，形成六家七宗，即本无、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六家，上述六家加上本无异称为七宗。这个时期名僧众多，道安、慧远、智、鸠摩罗什、佛图澄、竺道生等都是僧人中的佼佼者。禅宗初祖达摩、二世祖师慧可都是这个时期的人。除此之外，佛教信众之多也是空前的，西晋时只有僧尼3700人，到南朝梁武帝时竟增加到10万人。北魏太和初僧尼不到8万人，末期增至200万人，北齐、北周时达300万人。北朝时两度“灭佛”，也未能遏止寺院势力的扩张。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两汉时期还处于原始形态。东汉末黄巾起义，就以道教作为联络动员群众的工具。黄巾起义失败后，原始道教也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流派在群众中继续传播，以符水道术等为人“消灾灭祸”。另外一个流派则专以炼丹、修仙为务，因而在封建统治者中广为传播。东晋有葛洪创建的金丹派、许迈等人创建的上清派，南朝刘宋陆修静创立的灵宝派，不仅充实了道教理论，而且制定出一套仪规，使道教更具宗教形式。南朝梁陶弘景所著《真诰》和《真灵位业图》是颇具影响的道教典籍。北魏寇谦之清理整顿道教，除去早期五斗米道的陈规旧习，主张礼拜求度，练气服食，兴建道场，建立帝王受箓制度，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儒、玄、佛、道各有理论及思想体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激烈碰撞，玄学以叛逆姿态冲击儒学，佛、道之间也曾有“夷夏”之争。然而四者之间也有交融的一面，许多政治家玄儒双修，以儒治国，以玄自修；道教称“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与儒家思想产生共鸣；不少高僧又有高深的玄学造诣，体现了佛玄的互补。以儒学为主体，儒、玄、佛、道四者之间相互交融，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成为内涵更加丰富的多元复合结构。

各种思想文化碰撞交融，擦出一些耀眼的思想火花。西晋杨泉《物理论》、东晋鲍敬言《无君论》、南朝梁范缜《神灭论》尤为著名。《物理论》把“元气”看作一种物质，认为它是自然的本体，对其进行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无君论》认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构成，反对“天命论”，进而否认“君权神授”，主张建立没有君主的社会。《神灭论》主张人的精神和形体是一体的，二者的关系就像锋利和刀刃，“舍利无刀（刃），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上述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很大震动。

 

二 文学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辞赋、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成就都很大。诗歌当首推“建安风骨”，其代表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阮瑀、刘桢、应玚、徐干）。诗作继承汉代乐府民歌的风格，具有风清骨峻的特色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西晋太康诗人以陆机和左思成就最高，但总体看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多。东晋前期由于受玄学影响，诗作多以老庄思想为主题，玄远虚幻，远离现实，直到后期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人出现，才为诗坛带来新的气息。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则把田园情趣扩大到对大自然山水的热爱。沈约是“永明体”诗人的代表，“永明体”诗讲究声律对偶，追求艺术形式完美，为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辞赋也在继承楚辞汉赋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形式上多为短篇，不以用典和堆砌词藻为要；内容上抒情多于咏物，陶渊明《归去来辞》、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左思《三都赋》、江淹《别赋》、庾信《哀江南赋》代表了这个时期辞赋的最高水平。

散文仍继承两汉遗风，质朴自然，或说理，或叙事，或抒情，或写景，出现不少名篇。诸葛亮《出师表》情真意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犀利洒脱，李密《陈情表》感人肺腑，陶渊明《桃花源记》景色迷人，都是这个时期的散文杰作。

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有两类：志怪小说和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具有史料价值，故在史学中叙述。志怪小说很多题材和故事源于远古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的传闻逸事，也深深打上道教和佛教影响的时代烙印。晋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张华的《博物志》、郭璞的《玄中记》、陶潜的《搜神后记》，南朝宋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南朝齐祖冲之的《述异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还冤记》等都是志怪小说的名作。小说中的故事，有的歌颂爱情的坚贞，有的褒扬友情的牢固，有的赞美惩恶扬善的豪侠，有的主张追求幸福，有的描写自然的灵异，体现了唯善、唯美、唯情的人文精神。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必然伴随文学评论之风的兴起。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文章，该文评述当时文学家各自的长处，论述文体特征、批评标准、作家性格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提出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和艺术价值。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专著，提出文学应反映现实、文质并重的主张，阐明了文学评论的依据和标准，探讨了文学作品的构思、想象、风格、继承、创新等问题。同时期人钟嵘所作《诗品》，是我国最早专门评论诗歌的著作，对两汉至梁代的五言诗进行总结和优劣评判。萧统所辑《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其中涉及探索文章的体裁和流派，取舍的缘由和标准，因此具有文学评论的价值。文学评论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自觉”意识。

书法艺术高峰突起。钟繇、索靖、卫瓘、王羲之、王献之（图5—3）等都是著名的书法家。钟繇博取众长，自成一家，与王羲之被后人并称“钟王”。西晋尚书令卫瓘，尚书郎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东晋王羲之更有“书圣”美誉。北朝的“魏碑”字体，结体扁方、构架紧密、方笔折角、骨力雄劲，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绘画成就令人瞩目。孙吴曹不兴善画佛像，被称为“佛画之祖”。东晋人戴逵，十多岁时便在瓦棺寺作画。顾恺之在绘画史上最负盛名，《晋书·文苑·顾恺之传》称其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其所传下来的《女史箴图》堪称国画珍品（见彩图十八）。南朝陆探微所画人物肖像极其传神。民间传说张僧繇画龙不敢点睛，点睛则龙会飞去。

 

三 史学

二十四史是纪传体正史，其中晋陈寿的《三国志》、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五部正史都是这个时期所作。《后汉书》、《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并列为著名的“前四史”。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对《三国志》记载进行补缺、备异、纠谬、论证，大大丰富了原书内容，为史学体裁的一大创新。

出土文献丰富了史学材料。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今河南新乡）的一座古墓被盗。武帝组织束皙（xī）、荀勖（xù）等一大批学者对墓中的竹简进行研究注释，整理出《纪年》、《易经》、《易繇阴阳卦》、《卦下易经》、《公孙段》、《国语》、《穆天子传》等古代著作75篇，其中《纪年》（即《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专门史包括地方史、国别史、地理、宗教、人物传记、杂记等。晋人常璩（qú）的《华阳国志》是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的史志；陆翙（huì）的《邺中记》专门记载十六国时期邺城的情况；东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佛寺、宫殿、园林、官邸、政治、风俗、地理、传闻等，内容极其丰富；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记载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兴亡的历史；南朝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僧祐的《弘明集》，分别记载佛教人物和思想；晋人皇甫谧（mì）的《高士传》、《帝王世纪》是人物传记方面的代表作；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极具史料价值的杂记类著作；东晋僧人法显西行天竺取经，所作《佛国记》，记录当时西域和南亚地区三十多个国家的交通、地理、历史、文化，是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文献。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生动描写了魏晋名士的清谈、品题等活动，以及名士们的性格特征及其人生追求和嗜好，涉及汉末魏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研究这个时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士族门阀制度盛行，因查阅家族阀阅的需要，催生了一门新学问，即谱学，或称谱牒学。谱牒记载的是一家一姓一宗一族的历史。族谱在多次战乱中历经浩劫，但在《隋书·经籍志》中，仍著录着族谱104部，包括皇室族谱、士族家谱、以州为范围的族谱、以郡或小地望为名的各类族谱。东晋贾弼之一家五代人先后作《姓氏簿状》、《见客谱》、《姓氏要状》、《姓氏英贤》、《百家谱》等谱牒著作。继贾氏谱牒学之后，南齐王俭对《姓氏簿状》进行修补，萧梁王僧孺对《百家谱》进行改定，又相继撰成《十八州谱》、《百家谱集》、《东南谱集抄》等，形成王氏谱牒学。

目录学和文字学也取得很大成绩。西晋荀勖在郑默《中经簿》的基础上编成《中经新簿》，采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李充又在此基础上将四部分类改成经、史、子、集，使史学著作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南朝梁阮孝绪撰《七录》，其中的《记传录》就是史学目录。晋人郭璞的《尔雅注》、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在文字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史学不仅完全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巍然独立，成果丰硕，而且创立了专职的国家修史机构——“著作之局”和始设了专职的修史之官——著作郎。

 

四 科学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在天文、历法、算学、医学、农学、地理学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东晋虞喜在《安天论》中首次提出“岁差”概念，是我国天文历法史上一项重大发现。北齐张子信“视差”现象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古代天文学研究的又一伟大成果。从曹魏《景初历》到南朝刘宋《元嘉历》，再到祖冲之的《大明历》，直至北周《丙寅元历》，历法的计算一次比一次精确。

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今天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世界数学史上的名著。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

建安年间，医学家张仲景写出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西晋时期医学家王叔和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至今仍是中医理论和指导临床治疗的重要典籍，并受到世界特别是亚洲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医学界的推崇。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比西医麻醉药的使用早一千六百多年。王叔和所著的《脉经》, 6世纪时便传到朝鲜和日本，11世纪至14世纪传到阿拉伯世界，17世纪时被译成英、法文字在欧洲刊行。

东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一部划时代的农学名著，这部书全面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是我国农业科学第一次系统的理论表现形式，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先进水平。

西晋裴秀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地理学家、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奠基人，他不但创造了“制图六体”理论，还绘出《禹贡地域图》18幅，这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我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北魏郦道元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地理学家，他的《水经注》不仅是我国古代一部地理学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山水文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