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社会与经济

一 社会阶级与阶层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确立了以皇帝为代表的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形成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其内部又分为不同阶层。

地主阶级包括身份性和非身份性地主。身份性地主指有高级爵位和官位等社会身份的地主，包括皇帝、诸侯王、五大夫以上高爵者和秩六百石以上官僚。他们在政治、经济、司法上享有各种特权，如可大量占有田宅，免除本人甚至亲属的赋税徭役，减免刑罚，享有受教育和优先入仕的权利，等等。非身份性地主指没有高级爵位和官位的庶民地主。地主阶级拥有大量土地，使用佃农、雇农、奴婢进行耕种，向佃农征收高达50%的田租。

战国秦孝公商鞅变法时，完善了二十等爵制。一级爵为公士，其上依次是上造、簪褭（niǎo）、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列侯。以五大夫爵为界，以上（含五大夫）为官爵，以下为民爵。汉文帝以后，二十等爵制逐渐式微，但分层的关键爵位如列侯、关内侯、五大夫、公乘等仍具重要意义，并一直持续到三国时。

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其中，自耕农在秦汉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是秦汉王朝统治的基础群体。国家控制自耕农数量的多少和控制程度的强弱，决定了王朝的兴衰。自耕农拥有小块土地，但经济脆弱，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会陷入破产境地，被迫出卖田宅甚至妻子儿女。汉文帝以后，随着名田制的废止，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大量自耕农破产。他们大多依附地主作佃农、雇农，少数沦为奴婢。

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比较复杂。秦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工商业者有专门的户籍，称“市籍”。他们常受到歧视性限制，如不许衣丝、乘车、骑马，其本人和亲属不得做官，不得占田，还要被罚戍边疆等。但大工商业者却依靠财富获得权势，文帝时晁错曾感慨：“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大工商业者也多“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购置大量田产，成为地主，加入兼并土地的行列。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经济地位类似于自耕农，常处于破产边缘。

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官私奴婢。秦汉时，官私奴婢的数量颇大。官奴婢的来源，一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属、奴婢没官为奴；一为国家向富人募取私奴婢；一为以战俘为奴。官奴婢用于宫廷、各级官府服役。私奴婢主要来自破产农民。贵族、高级官僚、豪强地主、大工商业主常拥有成百上千奴婢，一般地主也拥有少量奴婢。私奴婢除从事家内劳动外，也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但奴婢并不能构成秦汉王朝的社会阶级基础，秦汉王朝一再出台限制买卖奴婢、解放奴婢的法令，就反映了这一点。

 

二 户籍、土地和赋役制度

秦国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开始建立户籍制度，最初只登记身高，后逐步完善，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开始登记男子的年龄。秦王朝建立后，按年龄登记户籍的制度基本成熟。汉承秦制。每年八月由县乡进行户口的查验、登记，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爵级、服役身份、籍贯、财产（田宅、奴婢、牛马、车辆及其所值）等。户籍簿一式三份，正本留乡，副本一份给本人，一份上交县。郡县上计时将户籍情况逐级上报中央。东汉时豪族势力发展，大量隐匿户口，国家掌握的户口数始终不及西汉。

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建立私人长期占有土地的名田制。国家根据二十等级爵位的高低划分占有耕地的标准，每户名田的标准依户主爵位而定。名田可通过国家授予、继承和买卖等手段获得。秦统一后将名田制推行至全国，汉初沿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吕后二年（公元前186）法律《二年律令》规定，庶人的名田标准是1顷（100亩），一级爵公士1.5顷，逐级增加，至关内侯可名田95顷。由于土地兼并和买卖，使授田、限田难以维持，文帝时废除名田制，不再限制占有土地的数量。此后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出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情况。哀帝和王莽时都试图恢复限田制，但均以失败告终。土地兼并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汉政府主要通过将公田出借或无偿给农民使用的“假民公田”、“赋民公田”方式，缓解社会矛盾。

秦汉国家向拥有耕地的民户征收田租和刍稿（作饲料用的干草秸秆）税。田租征收谷物。秦时实行十税一，汉惠帝时减为十五税一，景帝时又减为三十税一，并成定制。大约在景帝时，将定率租改为定额租，即根据平均亩产量，折算成固定数额征收。刍稿税既收实物也收钱。

秦汉时人民无论有无土地、财产，均须缴纳人头税，称“赋”。秦及西汉初年是人头税的形成期，几经变化，至景帝时形成定制。15岁至60岁成人每年缴纳算赋120钱，7岁至14岁儿童缴纳口赋20钱（武帝时增至23钱）。此外，还有许多临时征收的赋。赋的负担远远重于田租。

秦汉国家向成年健康男子征发徭役兵役。15岁至60岁，每年到郡县服一个月的更役。傅籍为“正卒”（即在专门的户籍上登记为成丁）后，服正役。包括：累计一年的中央徭役，称“徭”；一年兵役，或到京师当卫士，或到边地作戍卒。傅籍的起始年龄，秦及汉初为17岁，景帝二年改为20岁，昭帝时提高至23岁，并成定制。截止年龄也历经变化，约在西汉中期定制为56岁。此外，郡县还设有轻车、材官、骑士、楼船等常备兵役，可免除徭役。

秦汉时期，拥有高爵、高官的特权阶层及其亲属可享受免除赋税、徭役的优惠。

 

三 农业与手工业

秦汉时期，农业在生产规模、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上都取得了巨大进步。铁农具已普遍推广，性能不断完善。北方地区已广泛使用二牛抬杠的耦犁法，东汉时一些地方出现较为轻便的一牛挽犁，牛耕也开始在南方地区推广。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在西北地区推行代田法，将宽一步（六尺）的耕地分为三甽（沟）三垄，在甽中下种，中耕除草时将垄上的土培在苗根部，使甽垄异位，既可防旱保墒，又可恢复地力，提高产量。成帝时著名农学家氾（fàn）胜之发明了高产量的园艺式耕种法——区（ōu）种法和溲种法，并撰写了农学著作《氾胜之书》。东汉晚期，崔寔《四民月令》按月记录了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秦汉王朝在各地兴修了大量水利灌溉工程，尤以武帝时最多。至晚在两汉之际出现了水碓，大幅度提高了舂米的效率。秦汉时，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模式已具雏形，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增长。东汉时南方开发较快，水稻栽培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多种经济并存、粗放的“火耕水耨”区域在逐步缩小，人口、垦田均有大幅度增长。东汉后期，朝廷屡次调拨荆州、扬州等地租米，赈济江淮地区和中原灾民。

西汉哀帝时户口最盛。平帝元始二年（2），全国垦田数为827万余顷，户数为1223万户，口数为5959万人，一定程度折射出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以后直到隋唐时期，各代官方统计均未超出上述数字。

秦汉的手工业成就也很突出。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国营，各地均设有盐官、铁官。冶铁规模巨大，西汉后期官府每年开采铁矿和铜矿的人数达10万人以上。考古发现不少汉代的大型冶铁遗址。锻銎（qióng）技法广泛应用，并开始使用煤作燃料，东汉时发明了水力鼓风炉“水排”。铜器制造也很发达，1980年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充分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水平。秦汉时，铜大量用于铸钱。汉初铸钱政策屡次变化，武帝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上林苑三官铸造。由于铁器、漆器兴起，铜器地位下降，但贵族仍大量使用铜制器皿，最多的是铜镜。漆器制造技术复杂，分工细致，制作精美，已出现鎏金或银的扣器，并远销国外。官府漆器主要出自蜀（今四川成都）、广汉（今四川广汉）等地工官。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180多件造型精美、色泽光亮的漆器。此外，煮盐、酿造等行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了前代，东汉时巴蜀已利用火井煮盐。东汉中后期，造纸技术开始推广。秦始皇兵马俑充分反映了秦汉制陶业的规模和水平。制瓷业也在制陶业的基础上开始萌芽。

秦汉政府重视纺织业生产，将其与农业一样看作本业。北方农家都从事家庭纺织生产，官府则有大作坊生产，主要设在京城、临淄（今山东临淄）、襄邑（今河南睢县）和蜀。元帝时，临淄主做天子春、夏、冬冠服的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西汉长安东、西织室每年花费各在5000万钱以上。丝织品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已出现提花织造技术。东汉时南方的蚕桑业得到较大发展，蜀的织锦业十分著名。秦汉的丝织物通过馈赠、贸易，大批输往周边民族。张骞通西域后，丝绸贸易远至中亚、西亚甚至欧洲。

秦汉官府手工业发达，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体系。私营手工业也很繁荣，出现了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手工业者，尤以西汉前期最多。官营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工匠、更卒、刑徒和官奴婢；私营作坊则主要是奴婢和佣工。

 

四 商品经济

秦汉时期将重农抑商作为国策，但不同时期控制的宽严程度不同。汉高祖时曾严厉实行抑商政策。惠帝、吕后时期，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放宽了对商人的禁令。汉武帝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各种经济统制政策，给商人以沉重打击。昭、宣以后放宽对商人的限制，商业发展环境较为宽松，这种情况基本持续至东汉。此外，朝廷的关津政策、货币政策也对商业和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至西汉时进入一个高峰。全国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为中心，形成若干个经济区域，这些大都市均分布在交通干线上。首都长安人口达24万人，有东西九市，繁荣富庶。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被称作“五都”。北方的蓟（今北京）、长江三角洲的吴（今苏州）、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今广州）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东汉时首都洛阳取代长安，成为最大的商业都会。交通干线上驿传罗布，车马转输，往来不绝。南方地区主要依靠水路运输。当时的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已可建造装载数十辆车的大船和设有多层的楼船。

秦汉时期商业门类繁多，高利贷也成为重要行业，称作“子钱家”。市场上商品丰富，从食品、布帛到牲畜、木材、铜铁器等无所不有。奴隶也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除了固定的市场外，集市贸易是乡村交易的重要形式。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逐渐发达，建立了自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丝织品，进口貂皮等毛织物、香料、珠宝等。番禺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到达日南郡（治今越南广治）边境，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进贡特产。

东汉时期货币的流通少于西汉，特别是黄金大量减少，人们常用缣帛和谷物进行贸易，自然经济的色彩较西汉时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