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汉的社会变动与王朝政治

一 东汉的建立与前期政治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六世孙。地皇三年（22），他和兄刘以“复高祖之业”注1相号召，起兵反莽，称舂陵军，后并入绿林军。在打垮王莽主力的昆阳之战中，刘秀以其智勇立下首功。更始元年（23）冬，更始帝命刘秀北上招抚黄河以北地区。他先击败王郎，后又攻破收编铜马武装，平定河北。

注1：《后汉书》卷14《齐武王刘传》。

更始三年六月，刘秀在鄗（hào）（今河北柏乡）南称帝，沿用“汉”国号，年号建武，是为光武帝（25—57年在位）。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当时赤眉军拥立汉宗室后裔刘盆子为帝。同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杀死更始帝。建武三年（27）春，光武帝攻灭赤眉军。至建武十三年，相继平定隗嚣、公孙述、卢芳等割据政权，实现全国统一。

光武帝起于乱世，深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建武六年，裁并400多个县，裁减90%的地方官吏，节省了政府开支。同时裁撤郡都尉，归并其职于太守。次年，令郡国兵及临时设置的军吏复员回家。统一后“退功臣而进文吏”，希望止戈休兵，安定天下。

光武帝主张“以柔道”治理天下，两次下令减轻刑罚，赦免罪囚。六次下诏解放奴婢，三次下诏禁止虐杀奴婢。针对豪强地主隐匿土地、荫庇户口的行为，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清查全国垦田数量、户口、年龄。因为遭到豪强地主的武装反抗，光武帝被迫妥协，曲意加以安抚。

自成帝建三公官后，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一度废除，元寿二年（公元前1）又立，并将丞相改名大司徒，“正三公官分职”，丞相制演变为三公制。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大司徒、大司空为司徒、司空。削弱三公权力，提高尚书台地位，将尚书四曹增至六曹，协助皇帝决策。自此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加强了君主集权。

有鉴于西汉外戚专权的教训，光武帝虽在经济上优宠外戚，但不让他们担任要职，干预政事。对宗室王侯也严加控制。建武二十八年，沛献王刘辅犯法，光武帝命郡县收捕诸王侯宾客，牵连处死者数千人。

光武帝进一步加强儒学的统治地位。建武五年统一战争还未结束，就着手建立太学。中元二年（57）修建明堂、灵台、辟雍。他大力表彰名节，矫正王莽以来士人官僚谄谀媚上的风气，对东汉重名节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但他迷信谶纬，甚至一些军国大事都用图谶来决断。

继立的明帝刘庄（58—75年在位）、章帝刘炟（dá）（76—88年在位），勤于政事，富于才干，文治武功都取得相当成就。明帝致力完善国家礼仪制度，举行大射礼（为选拔参加祭祀典礼的士而举行的比赛射箭的仪式）、养老礼，并亲自在辟雍讲经。永平十二年（69），命王景、王吴治理黄河，实现河、汴分流，解决了王莽以来黄河泛滥为害的问题，黄河从此安流八百余年。明帝在解决边疆问题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大败匈奴，重新控制西域。章帝为政宽简，减省刑罚，轻徭薄赋，倡行孝道。他曾在白虎观广召名儒，讨论群经异同，促进了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光武、明、章三帝统治的六十余年，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 豪族势力的发展

西汉自文帝时解除了对土地占有数量的限制，土地兼并开始加剧。此后愈演愈烈。至西汉中后期，逐渐形成以宗族为基础、拥有众多宾客徒附、雄踞一方的豪族。东汉时豪族进一步发展，形成田庄式经营。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就出身南阳豪族。

豪族以宗族为根基，聚族而居。宗族内部各家庭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悬殊。豪族收恤宗族中的贫困者，蓄养宾客，收留破产流亡的农民，这些人大多沦为依附农。豪族对依附农榨取高额地租，多为收成的50%。但灾荒、战乱以及依附农贫困无着时，豪族也向他们提供赈贷、救济和保护。依附农荫庇在豪族门下，逃避国家的赋税和力役，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损失，东汉朝的贫弱和政治不稳与此密切相关。

豪族田庄大多从事多种经营，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光武帝外祖父南阳樊重的田庄，面积达三百余顷，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兼营养鱼业、畜牧业、制漆等手工业，“有求必给”。东汉后期豪族势力更加壮大，“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景象随处可见。地主田庄还从事放贷、贱买贵卖等商业活动，以获取高额利润。田庄多建立私人武装，平时“缮五兵，习战射”，灾荒和战乱时“警设守备”。田庄修建有围墙、角楼、望楼、飞桥，可进行瞭望和防御。田庄的私兵对维护当地治安、维持王朝统治秩序可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但当皇权衰落时，它就可能转化为割据势力，成为瓦解王朝统治的力量。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仕进的重要途径，因此，豪族多修习儒学，逐渐出现世代通经入仕、位至公卿的世家。如世传欧阳《尚书》学的弘农杨氏，四世居三公之位；传授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四世五人为三公。他们既拥有宗族和经济势力，又有政治、文化背景，周围聚集了众多的门生、故吏，结成广泛的权势关系网，逐渐形成盘根错节的高门势族，对地方甚至朝廷政治进行干预和影响，这成为东汉政治的一大特点。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分布各地的豪族势力与军阀势力合流，成为分裂割据局面出现的重要社会基础。

 

三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

章帝死后，10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和帝（89—105年在位）。东汉统治自此走向衰落。和帝以下诸帝均年幼即位，年寿不长，最长的不过40岁，且多无子嗣。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皇太后临朝称制，朝政实际上操控在太后父兄手中。皇帝长大后，不满外戚专权，便依赖贴身宦官铲除外戚势力，宦官因此得以掌控朝政。皇帝亲政后又重用皇后外戚，从而出现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恶性循环局面。

和帝即位后，母亲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掌权。窦氏家族及其党羽均居亲要之职。永元四年（92）, 14岁的和帝依靠宦官郑众等人，发兵诛除窦氏。郑众因功封鄛（cháo）乡侯，参预政事，首开宦官封侯和用权的先例。

和帝27岁去世，幼子刘隆即位，数月去世，谥号殇帝。和帝邓皇后与兄邓骘（zhì）立和帝的侄子、13岁的刘祜（hù）为帝，是为安帝（107—125年在位）。邓太后除了任用外戚、宦官外，还起用名士杨震等大臣，政治上有所作为。永宁二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邓氏，李闰、江京等因功封侯，尊崇用事。同时，安帝阎皇后的兄弟阎显等人也身居要职，与宦官共掌朝政。

延光四年（125），安帝死，阎皇后无子，为了专擅朝政，阎氏舍弃安帝庶子济阴王刘保不立，而立宗室子刘懿。刘懿即位不足一年即死，称少帝。以孙程为首的19名宦官发动政变，诛杀阎氏，拥立11岁的刘保，是为顺帝（126—144年在位）。顺帝更加优宠宦官，不仅封孙程等19人为侯，而且允许宦官充任朝官，养子袭爵。顺帝同时尊崇皇后梁氏，后父梁商、商子梁冀专权用事。

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立两岁的冲帝刘炳，一年后去世，继立8岁的质帝刘缵（zuǎn）。本初元年（146），梁冀因质帝对他专权表示不满，将其毒害。又立15岁的桓帝刘志（147—167年在位），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桓帝做皇后。梁冀专权近二十年，权倾天下，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梁冀极其贪婪残暴，大臣李固、杜乔因违忤其意，被诬陷致死。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5人合谋诛灭梁氏。梁冀被抄没的家财达三十多亿钱，朝廷为此减免当年一半租税。单超5人同日封侯，独揽朝权。宦官统治比外戚更加黑暗，他们的兄弟姻亲遍布内外，干预司法，贿赂公行，无恶不作。

外戚宦官专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君主集权的加强，必然使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外戚和宦官是寄生于皇权的赘疣。当皇帝幼弱、统治失灵时，他们就会挟持皇帝，掌握朝政。但由于外戚宦官统治过于腐朽，又缺乏合法性，必然不会长久。

 

四 清议与党锢

东汉后期皇权孱弱，外戚宦官交替擅权，政治腐朽黑暗，激起官僚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和深切忧虑。特别是宦官专权用事，与士大夫的道德理想背道而驰，也阻碍了士大夫的仕进途径。因此，一些正直的士大夫奋起与外戚宦官进行抗争。作为官僚的后备军，年轻敢为、锐意进取的太学生在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桓帝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因惩办宦官，被判处徒刑，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阙前上书请愿。延熹五年，议郎皇甫规因得罪宦官，被诬陷治罪，公卿大臣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到皇宫前请愿。

当时，官僚士大夫中盛行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作“清议”。他们通过臧否人物，进而抨击时政，弘扬有气节的士人。清议之风在太学生中尤为盛行，他们以名士郭泰、贾彪为领袖，推崇敢于与外戚宦官相抗争的大臣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称赞他们：“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李膺名望最高，士人与他结交，被称为“登龙门”。

延熹九年，河南尹李膺诛杀教唆杀人的张成。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其弟子牢修利用宦官，诬告李膺豢养太学游士，勾结各郡生徒，结为朋党，诽讪朝廷，惑乱风俗。桓帝大为震怒，下令逮捕党人，将李膺等二百多人收捕入狱。次年，在皇后父亲窦武等大臣请求下，赦免党人，但禁锢终身，不得录用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但此后清议的浪潮更为高涨，天下名士都有美誉性称号。

永康元年（167），桓帝病逝，刘宏（灵帝，168—189年在位）即位。建宁元年（168），任命陈蕃为太傅，窦武为大将军，共同执政。他们重新起用李膺等党人，密谋诛杀宦官。事情泄露，宦官杀死陈蕃、窦武及其宗族宾客姻亲，将其门生、故吏免官禁锢。次年，朱并秉承宦官旨意诬告曾弹劾过宦官的同乡张俭等24人“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党祸再起，李膺等百余人横死狱中。此后又有六七百人受牵连。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诉冤，灵帝大怒之下，再次令州郡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连及五服。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第二次党锢历时10年，官僚士大夫集团遭受沉重打击，而东汉的腐朽统治也走到尽头。

 

五 黄巾起义与东汉的灭亡

东汉后期，在外戚宦官的腐朽统治下，农民的境遇每况愈下。长达六十余年的对羌战争，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安帝以来自然灾害频仍，蝗灾和地震灾害尤为严重。农民遭受多重创伤，大量破产流亡，被迫起而反抗。自安帝时起，流民暴动就连年不绝。灵帝时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

灵帝时，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以《太平经》为蓝本，创立并在民间传播太平道（汉末道教的派别之一）。他自称“大贤良师”，为人画符治病，迅速聚集数十万徒众，分为36方。他广为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计划在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发动起义。由于叛徒告密，张角被迫提前起义，以头戴黄巾为标志，号称“黄巾军”。东汉王朝政治上“大赦天下党人”，军事上调集大军进行镇压。由于张角病逝，缺乏统一指挥，黄巾军陆续被官兵各个击破。

黄巾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的统治。中平五年，灵帝为了强化地方军力，将州部刺史改为州牧，选九卿、尚书等朝廷重臣充任。至此，州从监察机构演变为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一些州牧乘乱发展个人势力，埋下分裂割据的隐患。

中平六年，灵帝去世，14岁的太子刘辩即位，皇太后兄何进辅政。他与司隶校尉袁绍密谋尽诛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进京援助。宦官发觉，杀死何进，袁绍又领兵尽杀宦官两千余人。董卓入京后，控制朝政，废黜刘辩，拥立灵帝9岁的儿子刘协，是为献帝（190—220年在位）。初平元年（190），各地州郡牧守推袁绍为盟主，组成讨卓大军。董卓放火烧毁洛阳，挟持献帝和百万居民西迁长安。讨卓联军心怀异志，互相倾轧，迅速瓦解。初平三年，司徒王允策反董卓爱将吕布，刺杀董卓。董卓部将杀死王允后，又起内讧，展开混战。全国形成多支割据势力，东汉名存实亡。建安元年（196），献帝逃回洛阳。兖州牧曹操赴京，迎献帝到许（今河南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延康元年（220），曹操子曹丕废献帝自立，建立魏国，东汉王朝正式灭亡。

 

六 东汉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1. 匈奴

两汉之际，匈奴趁中原内乱，扩张势力，控制了东自乌桓、鲜卑，西至西域的广大地区。东汉初年，匈奴常南下侵边，光武帝被迫将幽州、并州边民迁至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率八部归附，汉将其置于北边八郡，设“使匈奴中郎将”监领。北方边境得以安宁。南匈奴后来进一步向东向南迁徙，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

明帝时，北匈奴屡侵汉边，诱走南匈奴人。永平八年，汉在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设度辽营，置度辽将军，隔绝南北匈奴。十六年，分兵四路北征匈奴，窦固、耿忠部在天山击败呼衍王，留将士在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西）屯田，设宜禾都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耿秉等出击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降二十余万人，至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二年、三年，汉军再次出兵，大破匈奴，北匈奴主力从此远遁，离开蒙古草原，踏上遥远的西迁路途。

2. 西域

王莽时，西域重新受匈奴控制。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北伐匈奴，攻占伊吾卢后，派假司马班超（著名史学家班固之弟）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先后降伏鄯善、于阗（今新疆和田）。次年，窦固、耿忠击降车师，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恢复对西域统治。永平十八年，北道焉耆、龟兹（qiū cí）（今新疆库车东）等国击杀西域都护，包围戊己校尉。章帝建初元年（76），下令撤销都护和戊己校尉，召班超回国。班超在西域各国的挽留下，留驻西域，安定南道大多数国家。和帝永元三年，汉大败北匈奴后，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并置戊己校尉。六年，班超发兵征服焉耆等国，西域全部内属。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波斯湾，临海而还。十四年，班超返回洛阳。班超的出使及都护西域，不仅对汉王朝有效统治西域地区，而且对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作出了巨大贡献。

继任都护任尚因政策失当，受到诸国攻击。安帝永初元年（107），撤销西域都护，与西域关系再次中断。北匈奴残部乘机控制西域，河西地区再次受到威胁。延光二年（123），汉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屯驻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班勇陆续击退匈奴势力，西域大部分国家归附汉朝。桓帝元嘉二年（152），于阗攻杀长史王敬。东汉在西域的统治逐渐衰落，但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一直维持到灵帝末年。

3. 羌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与汉人杂处。由于受到官吏和豪强的侵压，常起而反抗。光武帝建武九年，汉设立护羌校尉进行管理。但羌人反叛不断，特别是安帝永初元年、顺帝永和五年（140）、桓帝延熹二年三次大叛乱，均历时十余年。东汉政府为镇压羌人暴乱，耗费巨大，动摇了统治基础。

4. 乌桓、鲜卑

东汉初年，乌桓、鲜卑常与匈奴勾结，侵扰汉边。建武二十五年，光武帝招抚乌桓，令其入居幽州、并州缘边十郡。并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复置护乌桓校尉，兼领鲜卑以及互市事务。东汉前期，乌桓安心为汉保塞，安帝以后叛服无常。灵帝时，乌桓首领纷纷称王。中平四年，乌桓曾入侵今河北、山东一带。

乌桓迁入长城后，鲜卑逐渐南迁，占有乌桓故地。东汉击走北匈奴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鲜卑大人率部来朝。和帝时，北匈奴远徙，鲜卑逐步向西发展，残留的北匈奴人逐渐与鲜卑人融合。自永元九年起，鲜卑连年侵犯汉边。桓帝时，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诸部，建立政权，尽据匈奴故地，并连年侵扰幽、并、凉三州边郡。灵帝光和四年（181），檀石槐死，鲜卑分裂，力量渐衰。

5. 哀牢

光武帝时，今云南保山一带的部分哀牢人归附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人内附者达5万余户，55万余口，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汉疆域进一步拓展。

6. 缅甸

哀牢南邻今缅甸。和帝永元九年、安帝永宁元年，今缅甸境内的掸（shàn）国两次通过哀牢遣使朝贡，与汉建立了联系。

7. 夫余、高句丽、濊（wèi）

夫余人居住在松花江流域，从事农业。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始遣使奉贡，臣属于汉。顺帝永和元年，夫余王进京朝见。夫余南面今鸭绿江两岸方圆两千里为高句丽。汉武帝灭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属玄菟郡。王莽时，征发高句丽伐匈奴，又将高句丽王改为下句丽侯，致其反叛。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归附汉，但叛服无常。和、安帝时期，句丽王宫统治时期扰边最甚。高句丽南面为濊，汉武帝时降汉，汉在其地设郡管理，昭帝时改置乐浪东部都尉统领。光武帝建武六年，罢省都尉官，封其首领为县侯，岁时朝贡。

8. 倭

汉时，今日本境内有一百多个国家，总称为“倭”。汉武帝在朝鲜设郡后，倭有三十多个国家与汉通使往来。光武帝中元二年，最南端的倭奴国遣使经乐浪郡进京朝贡，光武帝授予“汉委奴国王”金印，此印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发现。安帝永初元年，倭以国王帅升为代表的几个国家向汉贡献160名奴婢，请求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