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文集(全1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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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6)

来到楼下,交通大队的两个同志早在室内等候我了——这是他们第三次找我核对材料了。尽管我口述笔谈的材料中,反复讲述那天夜里肇事,朱雨顺和刘小飞都有责任,但是交通大队的同志,总是启发我端正态度。双方僵持不下时,他们向我亮了底牌:“告诉你,朱雨顺已经把肇事责任都承当下来了。你偏袒自己单位的司机,态度很不老实!”我自认为我的证词对得起天地良心了,还得让我再写证词。

我正焦头烂额地拿着笔遐想,传达室打来电话,说门口有人找我。我惶惶不安地走进接待室,一个脸上戴着圈套圈近视镜的老处女——徐虹所在小学的校长,她不到医院去多看看徐虹老师,却第二次来查询和徐虹有关的一些事情,好像这里边有什么油水好捞似的。她首先责怪由于这件事,让学生上课受到了损失(上次已经说过了),又对我提出与肇事毫无关联的几个问题:一、那天夜里,徐虹女儿深夜骑车去干什么了?二、听说徐虹当夜连哭带闹,是否包括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三、她躺进医院是小题大做,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再次回答她:“无以奉告。”可她还纠缠着不走。我实在火烧胸膛,忍无可忍地揶揄她说:“老校长,你快结婚吧!也许当你有了儿女时,才能医治你的冷血症。”她气得脸色煞白,但仍不失教育者的气度对我说:“小同志哟!你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喽!你知道徐虹的家庭情况吗?她是国民党空军军官的家属,听说他是轰炸东北时,飞机被击落了!小同志哟!你知道这些情况吗?”

我哑然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些。继而一想,难道这也和徐虹有关系吗?但这个音信,毕竟是我不知道的,我对老校长除表示了刚才有失礼貌之后,问道:

“她工作得不是不错吗?”

“是不错。那是教学业务!”

“那……”

“还有政治哩!”她圈套圈的眼镜背后,目光十分认真,“这可不能当作儿戏哟!”

“业务和政治能够分开吗?”我奓着胆子回问了一句。

“只有红了,专才有依据嘛!小同志!”她爱抚地拍拍我的肩膀,“你到医院去看刘小飞的时候,顺便注意一点徐虹,把情况及时打电话告诉我,因为徐虹在我们面前,是不会露出本色的。”

她走了——我目送着她苍老的背影。真想喊住她再对她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呢?说她讲得对,那真是违心说话;说她讲得不对,似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陷入茫然之中……

这时,梁仪骑着一辆小“二六”自行车,顺着大街向报社驶来。我立刻追了过去,也说不清梁仪这个小矮子,哪儿有闪光的东西,反正他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还没容我说话,他一捏闸,就蹦下车来,满脸喜气地对我说:

“叶涛,有好消息!”

“快说!”

“我刚从医院来。徐虹老师已经出院了。她是由悲恸、惊吓引起的美尼尔氏症的突然昏厥。她在医院清醒过来后,看见小飞躺在病床上,病就去了一大半。大夫说再观察她两天,她死活不待,说下午还要教高年级的声乐课哩!”梁仪喘了口气,感叹地说,“我在医院见到她了,她说她要付她自己的住院费。理由是她的慢性病发作,与报社司机无关。这里边既有她的严格律己,也看出她的谨小慎微!”

“你怎么处理的?”

“你看——”梁仪掏出一张收据,“我们不能亏了良心!这就很对不住人家了。”

我借着这个茬口,把老校长对我的教育,向他转述了一遍。梁仪眨巴着两只小眼睛,嘿嘿地笑着说:“要是碰上我,我会这么回答她:老校长你要是结婚找不到合适的对象,那你就抱着‘阶级斗争’结婚吧!保险夫唱妇随,合板合眼,甜甜蜜蜜!”

我被他逗笑了。

“纯粹是神经病!”梁仪愤愤地说,“事发后的第二天,我曾到区教育局去找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告诉我,徐虹从中学调到小学去任教,确实是出于她丈夫的原因。现在,他们已然发觉问题处理不妥了,但泼出去的水又难收,即或是把她重新调回来也会更增加她思想上的疑虑。基于上述情况这个月内局里将颁发给她模范教师的称号,表彰她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在这种类型的教师中树个好典型。”

我的心略略轻松了些。但是,一想到朱师傅还在被拘留,刚刚露出的一线曙光,顿时被浓云遮蔽了。我说:“朱师傅怎么办?他硬是说都是他自己的责任!”

“先让他在那儿多受几天罪吧,好磨磨他身上的拗性!”

“最好的计策,是让徐虹出面。”我提议说,“她以被伤害者家属的身份,讲明小飞应负的责任,对朱师傅最有利。”

“你用不着多操心,我早就有主意了。现在,你给他送点生活用品去,这家伙已经几天没刷牙洗脸了。”梁仪龇牙一笑说,“我估摸着这家伙那张脸,恐怕比打锦州时那张烟熏火燎的脸还要难看了。走——”

朱雨顺住在车库旁边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别看他平日不修边幅,室内被褥却叠放得十分整齐。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前头戴八角帽的半身像。相片下是一张国庆盛典时,孩子们摇着鲜花彩带,涌向天安门时的彩色招贴画。特别吸引我目光的是桌子上的一摞摞小人书,这些书画上包着红绿纸,上边系着纸绳。显然这些书画刚从新华书店买来不久,还没来得及送到哪个幼儿园,不幸的事件就发生了。此刻,我好像对于小团儿对朱师傅那双信赖的眼睛,有了深一点的理解,只是不知道这山区的小姑娘现在在想些什么,也许她每次把“天车”滑到大山的这一侧时,都要朝公路的汽车眺望,从川流不息的车辆中,寻找那辆美国吉普车。可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那位既陌生又熟悉的朱叔叔,现在正坐在拘留室的冷板凳上,等待着命运的宣判呢!如果小飞当真留下后遗症,或呆,或傻,或痴……小团儿就永远不会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看见朱叔叔了。那么留在小团儿心坎上的永远是期待,永远是个破碎了的美丽的梦了。

“叶涛!你发什么愣?”梁仪一边拉出朱师傅床下的破木箱,一边扭头对我说,“快把毛巾、牙刷、牙膏找到,装到他那个背包里。”

“是。”

我一边往背包中装着这些杂件,不禁心疼起朱师傅来了。按说,他已经是扛枪多年的老革命了,这间屋子空荡荡的。一张床板和一张木桌是这间屋子的全部财物,而这上面都镶着“公物”字样的小铜牌,也许只有他的躯体、思想、灵魂,属于他自己所有吧!不,这只木箱可能也属于他——那是一个漆皮早已磨光了的破木箱子,上边根本没有装锁——破得也没法子装上锁。梁仪打开箱子的瞬间,我瞅了一眼,箱子里和室内一样空荡。

“瞧——”梁仪在呼唤我。

我俯身下去看着,这是从箱底一个小本本里,拿出来的一张已然褪了色的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相纸已经发黄,上边发白的漪涟,似乎是水。不,可能是发咸的泪水滴落上去,留下来洇湿了的痕迹。照片上一个温顺中略带着点野气的村姑,手里牵着一个面孔甜甜的七八岁的小女孩,正走上一条渡船。背景恍惚地能看见一条芦苇丛生的河流和模模糊糊的远山。摄影的技术十分低劣,人、船、河、山似都在浓雾的包围之中,像是摄影师匆匆忙忙拍下的一张作品。

不用问我也猜得到,这是朱雨顺的妻子和女儿。因而对梁仪说:“交给我吧!我给朱师傅带去。”

梁仪两眼盯着照片,摇摇头说:“不行。照片不但安慰不了他,反而会增加他的心病!人们常说命运这个字眼,从积极方面讲,它有唯物的成分,就像大河流水一样,后浪常常是前浪的延续,前浪是后浪的源头。你看见老朱身上反常的东西,都和照片上这两个人物有关!”说着他把照片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

我怪异地问他:“为什么你装上了这张照片?”

“照片对我有用!我是在沈阳上高中时逃到乡下去投八路的,我和朱雨顺就像扣子和扣眼的关系一样,有意思得很呢!”梁仪习惯地摸了摸他第四颗纽扣,“连他的媳妇和孩子,我也都认识!”

“噢?”

梁仪看了看手表,又去翻那只破箱子。他从箱角抱出一团乱棉花来,用手捏了捏,立刻对我宣布:

“哎哟!这家伙还藏着这个宝贝哩!”

我脱口而出:“不会是袁大头吧?”

“这家伙没有那玩意儿。工资倒是不少,每月二分之一交党费,剩下的除了吃,就是——”梁仪用头示意桌子上那堆小人书,“还有……他行车回来,喜欢喝大曲,在部队时他就有这个毛病,为此还受过纪律处分。”

我哑然了。

梁仪手里那团乱棉花,被一层层剥开。哪里是什么宝贝?是一顶士兵戴过的旧钢盔。它的外壳保护漆已大部分剥落,四周有几个炮弹皮留下的小小凹坑,这显示着它走过严峻而峥嵘的里程。朱师傅可能是怕钢盔生锈,经常给它擦油。钢盔里塞着一团棉丝,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机油气味。使我失声发笑的是,这顶钢盔的中心部位还有个洞眼,洞眼的位置太奇怪了,也只有飞机从正上方扫射,才能留下这个端端正正的“杰作”。梁仪把这顶钢盔捧在胸前,两眼也在凝视这个洞眼,庄严肃穆地自语着:“对了!就是它。想不到他还保存得这么完好!”

“这是朱师傅戴过的?

“是的。”梁仪语声很轻,“我们转业到地方时,师政委批准他带回来的。”

“你带回来什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呢?”

“一颗子弹头。”他神色依然很沉重,“是从朱师傅左胸上取出来的,我保存下来了!”

“为什么你保存他身上的……”

“叶涛!我看你又犯了记者的职业病了,什么都问得那么仔细。我看,你还是先去给朱雨顺送东西吧!让他刷牙、洗脸,活得像个正常的人。去吧——”

我走了——走得并不那么情愿。本来,在这间十平方米的小屋,是梁仪对我谈朱雨顺最安静的地方,可是他偏在我急切想知道朱师傅的情况时,打发我去给被拘留的朱师傅送牙膏、水杯之类的杂什。转念一想:能否和朱师傅在拘留所有个长谈的契机呢?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心甘情愿地陪着他在拘留所过夜,哪怕给我戴上一副手铐,叫我当两天待查犯也行。

老黎,我太幼稚了,当我隔着小小窗口把东西递进去,只能看见一张民警的脸,朱师傅在哪间房子里关着,我无从知道。我刚说出“请问”两个字,那扇小窗口就“呱嗒”一声闭合了——那儿不是机关买饭的小窗口,那儿是铁!那儿是钢!我踽踽而去,又踽踽而归,直到小飞头部伤势接近痊愈的时候,我才对朱师傅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梁仪左手拎着个绿色的旅行包,右手攥着两束鲜花,拉我一块儿到医院去看小飞。徐虹正趴在病榻前对女儿低语,我和梁仪突然出现在她身旁。我把一束鲜花递给了小飞,梁仪把另一束鲜花递给了徐虹,同时叫了声:“徐老师……”

徐虹惊讶得脸色窘红,她连连推拒着说:“小飞清醒以后,把当天夜里的情况讲得十分清楚,责任完全在于她骑车技术不好,我怎么能接受你们这宝贵的礼物呢?”

“我俩也得说说清楚。”梁仪彬彬有礼地回敬徐虹的话说,“这花儿不是我们俩要送来的,是朱雨顺师傅叫我们送来的。他交代得很清楚:一束给孩子,一束给孩子妈妈。给孩子的花儿,是表示一个司机对伤者的负罪心情;给她妈妈的花儿,是给伤者家属压压惊吓。你拒绝了,不是愧对朱师傅的一片好心吗?”

我很佩服梁仪的机敏。原来这两束花是都准备带给小飞的,一束代表我,一束代表他。看见徐虹也来看小飞,梁仪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暗示,就突然把礼品转了方向,而且把朱师傅更换成了献花的主人。

老黎,我也不知道这个小矮子的心究竟有多深。临出报社宿舍大门时,我曾问过他手里那个旅行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他抽象地回答说:“我们从医院去徐虹同志家!这是带给她过目的!”我再问下去,他就又拿我的职业病开起心来。

现在,在医院碰上了徐虹,我提醒他那个旅行袋,他用脚尖碰了我一下,好像又不叫我声张。真怪!

眼前,徐虹终于把那束花接过去了。她连连表示谢意之后,发现缺了献花的主人,便询问梁仪说:“那位司机师傅怎么没有来?”

“他……”我刚要告诉徐虹,这位倒霉的司机,此时正在接受拘留审查,梁仪却接过我的话茬支应地说:“他……有事情缠身!”

“去出车了?”徐虹追问着。

“徐虹老师,我看孩子还需要安静,我们是不是到外边坐坐。”梁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貌似在征求徐虹的意见,手却推开了病房的纱门。

徐虹仿佛意识到了梁仪有话要说,把两束鲜花插在一个空罐头瓶子里,又把小桌上凉杯里的水倒进瓶里一些,俯身和女儿呢喃了两句,尾随着我们走出了病房。

此时正是医院的探视病人时间,庭院里、甬道上人流穿梭不息,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这儿离病房有三四百米,一排大叶法国梧桐蓬松而立,像一把把偌大的遮阳伞,馈赠给我们一块块浓荫。我们在树下一个石桌旁停下脚步,分头坐在旁边的石凳上。

“老梁同志,”徐虹不知为什么局促不安起来,她窥视的目光,从我脸上迅速扫到梁仪脸上,有点畏惧地说:“你们找我谈话,是不是为了澄清肇事责任问题?我刚才已然说过了,是小飞骑车违反交通规则,她的住院费可以……不,应该由我们自理。”

“徐虹老师,你完全想错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国家干部,我们深感对不起你和小飞!”梁仪掏出他的弯把烟斗,往烟斗中装了一捏烟丝,没有急于点火,诚挚地望着徐虹说,“你只有这一个女儿,生活上也很艰辛,我们愿意和你们母女做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