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5)
这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总共不过四五秒钟。
我像一座泥胎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朱师傅“啊——”地叫了一声，推开车门向倒在马路边的小姑娘跑去。他弓下身子，想抱起那个小姑娘的时刻，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突然转头向我喊道：“你……你……你还发什么呆？快去找交通警察！快去——”
我在学校是篮球校队的前锋，百米曾有过十二秒八的纪录。我拿出吃奶的劲头来了，这天夜里我的奔跑速度，绝对刷新了在运动场上的成绩。我想十字路口总是有交通警察的，当我汗流浃背地跑到十字路口时，那儿早已熄灭了的红、绿灯，才使我突然清醒过来：交通警察已然下班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十字路口，考虑着该怎么办。这时，朱师傅开着吉普车突然追了上来，他打开车门急切地对我说：“等不及了，我先把她送附近医院。麻烦你做两件事：一、你把那辆卷了饼的小车快送到交通大队，以证明我不是肇事后逃跑；二、小姑娘身上戴着女一中的校徽，你到学校打听她的家庭地点，火速告诉她的家长。”砰的一声，车门关闭了。转眼之间，吉普车就淹没在城市的夜幕之中。
我心神疲惫地返回肇事现场，扶起那辆小轮自行车。还算不错，小车轱辘虽然被吉普车撞弯了，还能推着它往前走。当我按着朱师傅的叮嘱，寻找交通大队的办公地点时，我就打开了肚皮官司：为什么非要去通知公安局呢？是这位小姑娘自己把车骑到街中心来的。如果她规规矩矩地在白线外面骑车，能酿成这次车祸吗？当然，吉普车也违章地进了逆行线，这是因为小姑娘违章骑车而引起的连锁反应，责任并不都在朱师傅身上啊！我又想道：之所以发生这起吉普车肇事，是由于他深爱这个骑车的小姑娘，才自食苦果的。好的动机，酿出不好的后果，难道孩子的家长就不能谅解一点吗？
马路旁树上的雨滴，滴滴答答地坠落着。我停步在一棵树下，仰起头来，让凉丝丝的水珠，敲打着我灼热的前额和脸颊。我需要冷静。我需要思索。因为我的举手投足，很可能关系到朱雨顺未来的命运。一把野火引着了森林，从呼兰河外逃求生的孩子，历经十几年的烽烟征尘，至今仍穿着那件块块补丁的草黄色上衣，还要让这个苦苦的人儿穿起囚衣吗？当然，如果这位小姑娘因车祸而夭折，朱师傅只能自叹命运多灾；如果这位小姑娘伤势不重，我把车推进交通大队里去，不等于是加重朱雨顺的罪责吗？左思右想，我把已然推到交通大队门口的小自行车，又掉过车把，直奔小姑娘的学校。还算幸运，学校传达室的老头儿，并没因为我打扰了他的憩睡而对我怠慢。他从这辆小自行车辨认出骑车的小姑娘名叫刘小飞，并亲自去教导处查阅了学生花名册，找到她的家庭住址。寻觅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多少给了我一点慰藉，可是老头儿送我出校园时，又把我这一点点的快慰涤荡一空——老黎！她……她是一个女教师的独生女儿。
今天，我已记不清是怎么度过那个惊恐而阴郁的夜晚的了。但有一点我至今不忘，那就是我没有先去找上夜班的社长于江汇报，而是坐夜班司机为我开出的一辆轿车，直奔行政科科长梁仪的家。老黎，我之所以舍近而求远去叩打梁仪的门，这不仅仅因为梁仪是司机班的顶头上司，让他知道朱师傅肇事的情况顺理成章，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梁仪和朱雨顺是同时转业来报社的，从上次喜鹊窝的事件中，我清楚地看到梁仪和朱师傅之间挚笃的感情。直接找他，比找下令轰走树上喜鹊的于江，显然要合适得多。果然不出所料，梁仪还没听完我的汇报，整整衣裤便爬上了汽车。我们首先找到了小姑娘所在的医院，探望躺在急救床上的小姑娘。她的床边，架着点滴注射器，一滴滴洁净透明的药水无声地垂落着，通过皮管流入她的肌体。她头上缠着一圈厚厚的纱布，睫毛紧紧地闭合着。虽然她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但从鼻翼的轻微翕动上可以得到结论——她没有死，她还活着。医生告诉我们，多亏送到医院比较及时，止血迅速，但脑震荡能否留下后遗症，现在还很难预料。
“阿弥陀佛——”我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
“谢谢医生！”矮小干瘦的梁仪激动地向医生鞠了一躬。
老黎，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孩子脱险，也许不必惊动公安局了。因为这件事情是夜里发生的，知道情况的只有我和朱师傅，如果能安顿住伤者的家属，一场风波就会成为过去。梁仪身为行政科科长，处事比我老练成熟，在来医院的路上，他也把这意思暗暗地透露给我了。现在，一切都尽如人意，我们便开始在医院的甬道上寻觅老朱，想拉上他一块儿到刘小飞家里去安慰家属那颗疼爱子女的心。我们从急诊室找到住院处又从住院处找到病房又从病房找到医院门口——他消失了，连那辆吉普车也不见了。
“真糟！咱们晚到了一步。”梁仪懊悔地叹了口气，“这家伙已然去交通大队了。”
“不一定吧！他或许回报社了呢！”我说。
“我对他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当我们重新坐上驰往小姑娘家的汽车时，梁仪严肃地对我说，“面对这样的问题他绝不会掩饰自己的过失。屈指算算，从193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同伍十六年了。”
“那你一定知道，他为什么情绪那么反常。”我说，“他有时善良得像母亲，有时候又像个暴君。”
“在我眼里他是统一的，他是个好人。”
“可那时阴时晴的脸色该怎么解释？”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梁仪淡淡地回答。
“我很想深刻地了解他。”我诚恳地请求梁仪能告诉我一点什么。
“他在战争年代失去了妻子和女儿……”梁仪低头看了看表，催促司机说，“你能不能把车开得快一点，刘小飞的爸爸妈妈恐怕要急死了！”
老黎，刚刚打开的闸门，就这样迅速地闭合了。对朱师傅增添的唯一了解，就是我确信了他很孤独，他是个走过漫漫征尘的鳏夫。难怪那天我说了一句“老鹰勇敢，却很孤独”的话，他立刻缄默无语了呢！
汽车终于停在了胡同口。今天我已经记不清那条胡同的名字，只记得那是一条羊肠小巷，胡同既窄又弯，我和梁仪只好一前一后地行走。梁仪那两条短粗略带一点罗圈的小腿，移动得非常之快，似在向我显示他昔日夜行军的奇特本领。更使我不明白的是，这个干瘦的中年汉子，只是径直地往前走，两眼根本不去查看小巷两侧的门牌号数。好像他要去的地方并不陌生，仿佛是去老朋友家一样。为此，我不得不提醒他：
“老梁，她家的门牌是十七号。”
“真是个书呆子。”他头也不回地说，“黑灯瞎火地辨认门牌号数，要耽误多长时间！告诉你，孩子过了午夜还不归家，当爹妈的难以入睡。你看，那矮墙头里一直亮着灯的屋子，就是刘小飞的家。你跟我走吧！我当过几年侦察兵。”
事实证明了梁仪判断的准确无误，还没容我们去推门，院子里就有了奔跑的脚步声，接着传出一个女人急促不安的问话声：“小飞！是……是……是你吗？”听着这令人心颤的呼唤声，我的心立刻如同压上了半扇磨盘。梁仪像给自己增添勇气似的狠狠地捏了捏指骨又整理了一下纽扣和领钩，果敢地推开了虚掩着的街门。
我嗫嚅地跟在他的身后走进了院。说实在的，这是我迈进社会后遇到的第一次不幸，因而我一直不敢正视小飞母亲的身影。我模模糊糊地记得，那是一个小小的独院，只有两三间北房。对了！院子中间有棵大枣树，因为我闻到一股只有在静夜里才能闻到的枣花幽香。初夏之夜，是静谧而美好的，但我们是不祥之神的使者，来叩打一个母亲善良的心扉。这种心情支使我，虽然极想看那母亲一眼，但怎么也没能抬起头来。所以，下面的一段对话，就像只有音响而无表情的录音：
“您就是小飞的妈妈？”
“是的。发生了什么事？”声音焦躁不安似又怀有希望，“……小……飞……她骑车去正义路团中央礼堂看电影去了！邻居替我去她姑姑家看了，她不在那儿……”
“您别着急，您的女儿有着落了。”明明是在告慰别人，他自己的声音却流露出怯懦。
“你们是……”好像很害怕。
“这是我的工作证。喂！你的工作证呢！”在掏我的工作证给梁仪的分秒之间，我略略把头抬起来几厘米。我看见她脚下穿着一双女式凉皮鞋，再向上看，是一条灰布裤子，好像在膝盖附近有块补丁。我再向上看看这位母亲的脸时，梁仪的身子把我的视线挡住了。
“快到屋里坐吧！”她声音里依然带有颤音。好像除了对女儿的忧心之外，对“××日报”这个小小的工作证，也有畏惧情绪。
她惧怕什么呢？我暗暗揣摸着她的心思。
她面孔白皙，短发过耳，眼睛、鼻子、眉毛、嘴唇、耳朵都长得玲珑小巧。这些五官部件，搭配在她椭圆形玉盘一样的脸上，像玉雕工人镶嵌上去似的，显得无比谐和。仔细看看，她脸上的线条结构也并非完好无疵，浅浅的抬头纹和眼窝略略出现塌凹，又像标志着她的秀丽开始流逝。她的耳垂上，似有戴过耳坠耳环一类装饰品的孔痕，但身上又穿着一身早已过时的灰列宁服，这显得她和时代略有失调。
从室内的陈设中也不难发现这种失调点：石灰刷过的墙壁已经开始剥落，露出里边的黄泥和青砖。室内所有的家具，一律是紫色的硬木货，木料虽极其昂贵，做工也很考究，但总使人感到缺少点五十年代的时代气息。墙上那座西式挂钟也是钟表中的上档品。钟罩两侧的装饰物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夏娃。钟罩的顶端尤其醒目，那只金色的鹰，它跷足展翅，颇有要飞出这间古色古香屋子的架势。这座挂钟虽不失华丽堂皇，但和这些硬木家具搭配在一起，色调显得有点不伦不类。这些信号在告诉我：女主人像是个破落的豪门后裔。
梁仪比我更为敏感，他委婉地询问那位母亲说：
“是不是叫孩子她爸爸也一块儿来听听！”
“他……他不在家。”女主人轻声回答。
“情况是这样的，”梁仪有个爱摸纽扣的习惯，此时他那只手，正在第四颗纽扣上摸索着，“我们的汽车司机送一个记者去采访……”他指了指我，“在归途上遇到了您的小飞。这个司机……”
梁仪的话还没说完，那位女主人一定是联想到出了车祸，她两眼顿时直了，嘴角翕动了几下，眼泪和哭声同时迸发出来：“小飞！妈……不能没有你，你……去看什么电影，都怨我……没拉住你！呜……呜……上帝，你怎么偏偏赐给我这样……这样的命运啊！”
我呆愣住了，不知所措。
梁仪忙对女主人解释：
“她……她没有死！她没有死！”
巨大悲恸的冲击波，已经使她丧失了理智，她仿佛什么也没听见，身子一滑顺着门框瘫倒下去。老黎，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策地愣在那儿。梁仪走上去搀扶她，想把她扶起来，但是任梁仪怎么吆喝她，也毫无回声——
她昏厥过去了。
被惊醒的街坊四邻跑了过来。从他们嘴里，我知道了她叫徐虹，是从中学教师降格来教他们这所临街小学的。由于她到这儿不久，街坊们还不太知道她为什么被降格使用。谁也没有看见过她的丈夫，根据情况估摸可能丈夫死去了。她平日沉默寡言，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这条胡同许多孩子都说“徐老师好”，因而在小飞去而不归时，都自愿为徐虹老师去找她的女儿，但都无一例外地高兴而去，失望而归。
【第四章】
时间不允许我们倾听街坊邻里对女主人的议论了。梁仪托街坊们照顾着这个无人的家，又从女主人的抽屉里，翻出一把旧铜锁，“咔嚓”一声锁上门。轿车变成了急救车，飞速地驰往医院。此时，天色已接近破晓。
消息马上在报社传开了，编辑部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拘留朱雨顺太便宜他了，应当叫他穿上囚衣——这是坐车挨过他骂的记者一种纯属报复性的诅咒。有人认为朱雨顺太固执了，何必把吉普车开进交通大队呢！这种性格的人，必然串演生活中悲剧的角色——这是那些在生活中自命绝顶聪明的人，对朱雨顺执愚行为的评语。当然，更多的人是对朱师傅遭遇的深切同情，他们向我打听肇事过程，被伤害者家属情况。无论回答谁的询问，我都抹去他开着吉普看小飞骑车的细节，把事情解释成为极端偶然。因为我知道把我都不能完全理解的感情，转述给人们听，虽然能满足人们共有的好奇心，但会造成舆论大哗。我不能把一个人的心理怪癖，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
这些天，我一下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对于报社来说，我是个当事者；对交通大队来说，我是唯一的证明人。因而编辑部不得不让我暂时停止几天业务工作，专门陪着行政科科长梁仪一起处理善后。那天，社长于江打来电话，叫我上他办公室去一趟，我想他也是从革命烽烟中滚过来的，至少能对朱师傅有点同情。哪知他听完我的情况介绍后，把手里的市委文件往桌子上一放，冷冷地说：“纯属蜕化变质。”我正在开动脑筋寻找开车肇事和“蜕化变质”究竟有哪些内在联系时，于江冷冷的脸子突然结了冰：“连喜鹊蛋都怜悯的人，当初干吗要参加革命，还不如去五台山当和尚的好！”
我更蒙在鼓里头了，朱师傅肇事和老槐树上的喜鹊窝中间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