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伴听(4)
我毫不示弱：“我是公民，我没有犯法。你有辞退我的权利，可是你没有伤害我的权利。”
甄六老头脸色变得煞白如纸，他颤嗦嗦地走向了墙角，好像是要取他的日本军刀，可是拿回来的，却是他那根拐杖。如果这个时刻，不是医务室的朱琴大夫和护士杜鹃闻声跑了过来，我真不知道事态会是个什么结局。她俩并没多问原委，杜鹃进到屋子把我扯了出去，朱琴大夫则在屋里安抚着甄六老头。我站在门口，看见朱琴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白大褂口兜里的听诊器掏了出来，接着强把甄六老头按倒在椅子上，听他的心脏。我禁不住有点紧张了，要是老头子让我气出个好歹，可就坏了醋了，我曾向李贵保证能把我的工作坚持到底的，还没过两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杜鹃在一边扯扯我的袖口，低声在我的耳畔说：“你放心，他的心脏比牛还结实，医务室有他的病历。在疗养所他是天字第一号‘史泰龙’，朱姐不过是例行医生的保健责任罢了。”
我还是六神不安地站在那儿：“他年纪大了，万一……”
“你是初来乍到，最了解这儿老头子们的是医务室。当然，八十多岁的人了，哪有没有一点毛病的；他血脂超标，最容易得‘脑中风’。”
尽管杜鹃这么说，我觉得她用美国的硬派武生史泰龙来比喻甄六老头，仍然有失准确。我在录像带中见过史泰龙主演的电影，首先甄六在形象上就不具备史泰龙那身疙瘩肉；从年龄上讲，甄六可以当那个美国大腕明星的爷爷了。在我看来，这倒也可以视为杜鹃的精神自白，她崇拜电影明星，在两天同室而眠中，她对我说起的不是史泰龙，就是美国另一个阳刚气质浓烈，影坛上的后起之秀施瓦辛格，还有什么日本的高仓健，谈的最多的是法国扮演“佐罗”的阿兰·德隆。她的年龄正在多梦的花季，寻找心灵偶像并不使人意外，只是她梦中的蒙太奇太浪漫了一点，她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法国演员阿兰·德隆放大了的彩照。她在夜里对我说过，当阿兰·德隆访问中国北京时，她曾追踪到他下榻的饭店……
“红姐，你还在这儿发什么愣，先躲开他一会儿就是了。”这次她不是拉扯我的衣袖，而是拉起了我的手，“这两天老头子气不顺，我知道内在原因。走，先到屋里坐坐，喝杯冷饮再来。”
我确实感到口干舌燥，便随杜鹃走进医务室，她拿出一筒可乐，并为我拉去了盖子。我一扬脖，一筒可乐就灌进了肚子，我漫无目的地坐了下来。但是，我立刻如坐针毡一般，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能这样对待甄六，他毕竟是个长者，年纪比我爸都要大上许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也不能在这儿闲坐。我感谢了杜鹃的冷饮，匆匆地走出医务室，杜鹃在我背后，不无埋怨地喊了我一声“红姐”，我向她笑了笑，便匆匆回到楼道那一头的甄六老头房间。
老头此刻已然躺在了床上，朱琴大夫正用毛巾给老人擦汗。我悄然地走了过去，接过朱大姐手里的毛巾，轻轻地擦着老人的额头。好在此时他正闭合着眼睛，不知道已然偷桃换李，因而神态上并没有任何表情。朱大姐低声地对着我的耳梢说：“风暴过去了，可不能让他再刮台风。他岁数不饶人了，对吗？”
我点点头，表示了自己的愧意。朱琴大姐又告诉我，老头子心脏没事，只是血压上升，已给他服了药物，不会产生其他问题。然后，她安然地望了我一眼走了。我理解那目光里的含意是很广泛的，既是要我不能急躁，更不能在这儿表演自我中心……是的，本来我来这儿是为老头服务的，我怎么能把在学校时的傲慢，带到这儿来呢？再往深里想象一下，如果我在美国攻读学位期间，不得不到一个这样的老人身边打工，我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人家吗？
老人一直没有睁开眼皮。我一遍遍地用冷水洇湿毛巾，从额头擦到他的耳根背后。他显然是陷入什么往事的回忆之中，虽然他没有睁开眼皮，但是那睫毛一直也没停止翕动。后来，他睁开眼看见了为他擦汗的是我而不是朱琴大夫时，眸光中曾一次次闪耀出恼怒的神色，我刚想对他说上两句道歉的话，他一扭身子，把脊背甩给了我。同时，嘴里吐出一句冷冰冰的话：“你可以去呼吸新鲜空气了，我这儿用不着你。”
“看您后背上都是汗，我给您擦擦。”我说，“伯伯，刚才是我不好，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陪伴您了。”
他没有再发雷霆，只是粗声地喘着大气。喘气之际，一口痰从嗓子喘了上来，但我听到他喉头蠕动了一下，又把那口痰咽了下去。我用冷水一次次地洇湿了毛巾，从他的脖子部位擦下来，一直擦到他的腰部。虽然我早已大汗淋漓，但我并没停止为甄六老头的降温工作。在我看来，老人太可怜了，打了大半辈子仗，后半辈子精神上还没从战争年代走出来，自己和自己不断较劲的同时，还和周围不断发生听不见枪炮声的战争，这种超负荷的痛苦，是难以用计量器计算出来的。正是为了这一点，我相应地产生了超负荷的热能，在家里是爸妈为我祛暑降温，但是在此时此刻，生活完全发生了错位，都因为甄六激起我内心的疼痛，这老人活得本来已经十分清苦，可是他自己还不断往自己的嘴里倒盐。奈何？
他终于把身子翻过来了，我发现他眸光中少了刚才四溢的火星。我把一杯凉开水端到他的面前。他没有喝，而是把它放在了床头柜前。沉默了片刻，他突然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对我说道：“你给李贵打个电话，让他马上给我准备车子，我要出去一趟。”
我本来想问问老头子，这大热天到哪儿去，但是话到嘴边我又咽进肚子，我是没有权利过问这些事的。电话打下去不久，李贵回电过来告诉我车子准备好了，同时小声地叮咛我道：“小魏，他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你不必多管；你要注意的是，别让老头子惹事，他是什么事都要管——而且是一管到底的。”
我应了一声，放下了电话。
此时，甄六老头已然穿好了衣服，并拿起了他总不离手的芭蕉扇。待我走上去搀扶他时，他让我把他的拐杖拿来。我顺从地去拿他的手杖，想不到这个手杖让我吃了一惊：那是根硬木制成的手杖，本身的重量已经不轻；再加上扶手上的铁环，就更增加了分量。我不知道那叮咚作响的铁环，是干什么用的，直到我把它递到老人手上，他十分熟练地往手腕上一套，才知道是老头子为拄着方便而设计的。尽管如此，我这个自封的“华生”，仍然不知其中的奥秘：第一，有一个手环套手就可以了，何必非用双环？第二，这不是增加了老人手臂的更重的负荷吗？我看见过我们教授的手杖，为了携带方便是有带环链的，那上边多是藤环或竹环，甄六老头儿的手杖，真是比福尔摩斯的那根手杖还难以捉摸。
开始下楼了。除了脚步咚咚声响之外，还多了哗啦哗啦的声响。我没有进过监狱，但是我从电影中听过犯人戴着脚镣走路时发出的声音。这个联想使我徒生悲情，这个老人并非犯人，而是共和国的功臣，他一定有着不少的勋章，因为我刚才在为他擦汗时，在前胸和后背，至少看见了七个弹痕。也许这种声音，是他心灵上镣铐的声响吧！
我不敢多想，精神开小差，容易让老人滚下楼来，那将是我严重的失职。
楼下的汽车已然准备好了。那是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老人配老车，倒是挺般配的。那身穿军衣的小司机，有点胆怯地请示甄六道：
“首长，我建议您今天坐‘马自达’，这辆车太老了，怕是要在半路上拋锚的。”
“我从不坐日本车，你不是不知道。还瞎问个啥？”
“您这辆专车，早过了报废期，即使能开，交通警察看见，也要管的。”
“前几次不是没管吗？要管由我对付他。”
“首长，现在比不了过去了，军车牌子也检查得很严……”
“今天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再严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上去，开车。”
小司机背着老头子的面，不满意地噘起了嘴。他拉开车门，让甄六在后排座位上坐定后，轻声地嘟哝两句：“真是一怪，疗养所里没有一个首长愿意坐……”
别看甄六老头人老，耳朵可是不老。他在车里，立刻训斥小司机道：“你说啥哩？我是我，我叫甄六，1934年入党的老红军，到你这个岁数，已经在娄山关当机枪班班长哩！你他妈的开个车，还一肚子不满，你不愿意干我找李贵再给我派个新司机来！”
起始我只是听着，在老人用车上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汽车到期报废的通知，小司机的话显然是有根据的，如果汽车走在哪个十字路口，被交警查扣不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吗？于是我这个没有发言权的人，还是忍不住开口了。我说：“伯伯，这辆老‘伏尔加’至少跑了30万公里了，万一坏在半路上，不是会误了您的事儿吗？我看……”
“你也懂汽车？别在这儿混充内行了。”他从车里飞出一撇轻蔑的目光。
我说：“我不仅懂，我还会开车哩！是为了……”我舌头拐了个弯，把“去美国后适应生活需要”抹掉，改口说道，“今后的工作之需，我在驾校班特意学会了开车。”
“真的？”
“伯伯，这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其实我之所以对老人说起自己，完全是想让他更换一辆汽车，以免使小司机为难。想不到的是，老头子对我咧嘴一笑说：“那可好了，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本事，那你就上来开车吧！”
“伯伯，我的驾驶本子没有带来。”
“那好办，让司机先路过你家，把本子取出来。然后叫他坐公共汽车回疗养所，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我本想为小司机解脱，结果却把自己拴住了。小司机面露喜色，我则一脸惊恐。我不害怕开车，在驾校我的考试全优；我之所以产生了不安，是我不能开这辆淘汰车。面对“中央”的固执，我已无回旋的余地，灵机一动，便与小司机演出了这样的一幕哑剧：我先上车鼓捣了一阵，声言车子打不着火；怕老头子不信，我下车之后，与小司机使了个眼色，他便心领神会地照方抓药，脚踩油门扑啦了半天，也没能让车子移动半步。还没容老头子发火，我替老头子发指示说：“怎么搞的？快去换车。”
小司机如释重负地奔跑而去。甄六老头气急败坏地从车子里爬出来，审视地望着我，意思是在审查我是否故意与他捣乱。这是我从语言上撒谎，发展到行动上撒谎的开端。我对老人说道：“这车今后您是不能再坐了，除非您不想活了，汽车队怎么能给您配这号车呢，我要替您向李贵反映意见。”
老头子摇摇头：“这不怨他，我这个人就是恋旧。没有离休时，我坐‘伏尔加’，那车子宽宽大大，坐在里边舒心。”
我为老人欢心，有意开玩笑地说：“可是您个儿并不高呀，不像俄国老毛子似的，人高马大……”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你快去车库一趟，别他娘的给我弄辆鬼子车来。”此刻更换的汽车，已经开了过来。那是一辆紫红色的“桑塔纳”，我立刻告诉老人，那是国产的“大众”。我不能说洋里洋气的名字，“大众”的名儿能让老人开心。我已然渐渐地号准了老人的脉搏了，他的心就像那辆行程超负荷的老车，浑身伤痕累累——但是，他并没意识到他已然和那辆车子一样老了。
四
此时此刻的我，职业已成了伴听兼司机。虽然这出于偶然，绝非我的自愿，而是生活自然演变而来。据国外回来的朋友说，要是能在北京开车，在美国开车就像白玩一样了，也好，只当我是在美国西雅图的开车预演吧！
“你这女娃，还能改造过来。”这是他坐在车上的第一句话。
改造这个词儿，虽然很扎耳朵，我还是歪头笑笑，歪头的意思是让老头子看见我的笑容，并说：“谢谢伯伯的鼓励，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你不吃死耗子了，你今天一点口红也没涂。”
“您所说的只是美的一种标准，那叫素面朝天。”
“我看没有别的标准。”他的声音变粗了，“除非你甘心当资产阶级。”
我咽下了要说的话，情不自禁地嫣然一笑。
“想不到你还能开车，要是在当年，你一定能够扛枪打仗。就像妞妞似的，经得起雪山草地的摔打。”“妞妞是谁？”我敏感地抓住了这个陌生的名字。
老头子低垂下头来。从反光镜里，我看见歇了顶的那块葫芦一样光滑的头皮——那是“中央”绰号的来源。我想，老人在疗养所反常的沉默与暴躁，包括今天的出行，或许与“妞妞”这个名字不无关联。不然的话，在这炎夏，他为什么突然要车出来呢？不是去香山或颐和园散心，而是奔往市区西城北沟沿。我想来想去，无法打开他的心锁，不知他到北沟沿来干什么事。真是个怪老头，刚才他脸皮上还是“多云转晴”，只因为我追问了一句“妞妞”，便又“晴转多云”了。我几次询问“妞妞”，他都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询问一般，真是让人难以捉摸。
好在车里有空调，可以解除暑热煎熬。无聊之际，我打开了车里的音响，随便塞进去一盘音带。不一会儿，里边飞出来悦耳的女高音，那是歌剧《卡门》主人公吉卜赛女郎的歌声。老头子立刻把头抬了起来，我不等他下令制止，立刻停播并换了一盘音带，那是一盘送红军上路的歌儿，究竟它来自哪部中国电影，我记不清楚，但是那歌儿我还是听过的：
送君送到大路旁
君的恩情永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