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弟！你完全可以料想到事态不会平平静静地结束。军统局查封了这个妓院，拘留了整个妓院的人——从老板娘到跑堂的茶房、伙计，无一例外都是审查对象。为了掩盖这件事情的政治内涵，国民党动用了宣传机器，叫一些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当作桃色新闻报道；一时间，北平的大报小报都从“情杀”的角度，披露了这条消息。

当我们读到这些无聊的报道时，两个人正坐在火车站的长椅上。这是我请示了地下党的城工部之后，组织上认为凤妮留在北平工作很危险，叫我火速把她送到燕山背后的解放区，我一直护送她到前门火车站来。

算起来，这虽然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我还记得很清楚，她乘坐的是夜里零点的火车。当天夜里，天空下着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们扮成兄妹，我撑着城市少爷们常用的洋伞，她戴了一副茶色墨镜，通过了车站的验票口。

越走近车厢，她把我胳膊挽得越紧；后来走到一根站台路灯下，我发现她胳膊竟然在不住地战栗。我看看近处无人，停下脚步说：

“凤妮同志，你……”

她仰着脸看着我。隔着墨镜镜片我虽然看不见她那双眼睛，但看见她的眼角、眉梢都在抽动，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和我说。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有几滴热泪顺双腮滚落在我的手上。

“凤妮，你怎么能这样？”

她用掌心擦擦我手背上的泪水，轻声说：“我……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你指引我走上革命的路。”

“别孩子气了，凤妮。”我掏出一块手绢递给她，“你救了我，组织上和我个人都很感谢你呢！”

她接过手绢没有擦泪，却紧紧地攥在手心用力绞着。很显然，她的内心很不平静；一个从老虎嘴里逃脱的姑娘，即将和引她出虎嘴的人告别，心情当然是百感交织的。为了转移她这种情绪，我再一次低声告诉她，到了承德车站和地下工作人员接头的地点和暗号——虽然我自知对这个细心的凤妮纯属多余，但我还是一字一板地叮嘱她要一路小心。

她机械地点着头，但那两片茶色镜片还直直地对着我，我可以想象到镜片后那双眼睛，是多么专注，多么真挚，多么深情。她静静地注视了我好一会儿，低声问我：

“高水大哥，我……我还能见到你吗？”

我笑了：“当然能。”

“在哪儿？”

“革命胜利之后，在北平！现在东北大反攻已经开始了。”

她有点胆怯地抓住我一只手，淳朴真挚地说：“你有文化，我……到那一天你还记得凤妮吗？”

“凤妮，你……”不知为什么，回答她这句提问时，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我似乎在甄别着姑娘这句话的含义，又像是萌动了“同志”之外某些感情。要知道患难与共、生死同舟的情谊，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凤妮的询问，使我立刻意识到，她已经把我当成她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应当怎样回答这个“出淤泥而不染”——像荷花一样圣洁的农村姑娘呢？

老弟！你是搞文学的，在我这二十年的改造生活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里，我读过一些文学作品，有的作家常把共产党员描绘成一个不食五谷的泥胎，或超越世俗的神仙，好像这些同志是铁板一块，没有普通人的感情；我认为这是对革命者的歪曲。以我当时的心情来说，如果不是在站台的路灯之下，不是在络绎不绝的旅客的往来之中，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共产党员，一定会捧着凤妮的齐耳短发，说一些我要说的话，好好安慰这个黄连水里泡大的姑娘；可是车站是个并不安全的地方，难保没有特务追踪的眼睛，因此，我只对她摇了摇头，用只能她一个人听到的细微声音说：“凤妮！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小妹妹！”

“那让我好好看看你的模样吧！”凤妮突然把她戴着的墨镜往上推了推，大眼睛里闪着莹莹泪光，“我真怕忘记你，真的！”我急忙拉下她的墨镜：“你……疯了？”

她低下头来，肩膀哆嗦着，用嘴咬着她的拳头。看她这个样子，惜别和爱怜之情油然而生。我正想说什么，乘务员催人上车了。她抬起头，意味深长地望了望我，扭身向车厢走去。片刻之后，开车铃响了，她把脸贴在车窗上，向我凝视着，泪珠儿顺窗玻璃一滴一滴淌下来。我一语双关地向她喊着：“小妹妹！我们等着那一天！”

她欣慰地笑着，用我给她的那块手绢，像个大孩子一样擦着脸腮——显然，她知道“那一天”的含义是什么，她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

列车徐徐开动了，她急切而深情地向我挥动那块手绢……这时，我突然感到像是丢失了什么最宝贵的东西似的，追向那奔跑的列车，一直追到站台的尽头，目送着绿色的长龙驶出古老的前门车站，消失在茫茫的夜幕里……

（我的旅伴说到这里，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老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最困难的岁月了解认识一个人，比开顺风船的时候了解认识一个人，时间要短促得多。往往是一个目光，一个含蓄的微笑，都能使你深刻地理解对方的素质，评断出对方灵魂的价值。我和凤妮的结识就是这样，好像在那苦井底层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就什么都一目了然了。她似乎是很柔弱，但她敢于杀人；她似乎生活的欲念很淡薄，但她比任何人都追求生——追求一个真正人的生活。这样的同志，送到解放区去，她会像一团火似的工作，她会成为一块闪光的纯钢。

解放大军，星夜兼程，在攻克锦州之后，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轻取天津，于是万门巨炮的炮口对准了当时的北平。当和平解放北平那一天，我胳膊上戴着军管会的臂章，看着我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开进这古老的文化都城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难以描绘的。我想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将很快擦干血迹，掸掉污痕，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同时，我也想起了阔别了两年多的凤妮，我是多么想和她见上一面，哪怕在一起聚会上几分钟也是好的呀！可是老弟，那时候，有多少工作需要我们做啊！一个百孔千疮的古城，要洗净她的面目，是十分艰辛的工作，我常常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工作，打扫旧北京城的遍地“垃圾”。我特别憎恶北京的妓院，在查封妓院逮捕那些吃人喝血的地头蛇，并把那些罪大恶极分子押向刑场时，我这只拿惯画笔的手握着手枪，从不手软……

但在紧张而兴奋的工作之余，我常常思念起凤妮。她现在什么样子了？留在地方还是穿起了军装？有时情不自禁地用铅笔画一下遐想中凤妮的神态，但是越想念得深，面孔越模糊，因而没有一幅成功之作。有一次，我看见她真的向我走来了，穿着一身粗布军装，浓黑的头发从军帽下蓬松出来，这个从十八层地狱走向天堂的凤妮，显得比过去更加秀丽，变得英气勃勃。她向我喊着：“高水哥呵……不，同志……”她语无伦次地边喊边向我跑来，我的心狂烈地跳动着，迎上去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凤妮同志——”我激动地高声说。我被自己的声音惊醒了，原来是个梦。老弟！这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凤妮的影子已经刻在我的心上了。新中国成立前在城工部的老领导，很关心我这件事，催促我抽空去承德看一下凤妮。我当时已经被分配在一个艺术院校，搞建团的工作，虽然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是抽空去了承德，结果扑了个空。北平解放前夕，军区一部分同志，为解放全国，随着大部队，已经提前南下了。

没能见到凤妮，我心里难免有一点惆怅，但更多的是感到欢欣；因为跟她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她在部队进步很快，1948年秋就在火线入了党。凤妮估计到我会去寻觅她的去向，南下之前给我留下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高水同志：

（信上把哥哥两个字抹掉，换上了“同志”二字）

我走了！

我将跟随大军南下，行前，非常想见你一面，但我不知道现在你在哪儿！我相信我们有会面的“那一天”。

我这封信写得歪歪斜斜，像蜘蛛爬的非常难看；但这点文化也是革命给予我的，你看了不要见笑。

革命胜利后，我等着你的音讯。我的岗位确定之后，我也会想办法寻找你的。

再见！

石凤妮 ×月×日

 

信，写得淳朴真诚，我把它珍藏在我的抽屉里，不，正确点说，是牢牢地锁在我的内心深处，到今天我还能把它全文背诵出来。当时我想：中国虽然很大，天涯海角固然难以寻觅，但只要两颗赤诚的心像磁石般相吸，革命胜利之后，总会找得到的。谁能想到，开国大典的礼炮响过去两三年了，没有打探到一点关于凤妮的音讯；天安门前国庆的礼花，已经几开几落，还没有接到她的片纸只字，一种不祥之兆慢慢在我心中腾起：难道这个苦井里爬出去的凤妮，在祖国的黎明前夕，倒在了南下的烽烟当中？我捧着她留给我的那封信，百思不得其解。

老弟！你是从50年代走过来的人，你知道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祖国天空一片碧蓝，我们的心也像蓝天那样透明，我们心里装的是共产主义情操，追求的是高尚完美的品德；生活中很少看见这些年中那种头戴革命桂冠、肆意地奸污道德、用“小节无害论”当屏风、满足他们的兽欲的人。我追求爱情的坚贞——因为这是一个革命者的起码道德标准，所以我始终深切地思念着和我共过患难的凤妮，而没有一丝念头，要搞上个“胜利夫人”或“和平夫人”之类的玩意儿。老弟，列宁的一句名言说得多好呵！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其实，就在我为凤妮命运担忧的时刻，我正陷在情弹的射击之中。我搞团的工作，接触青年人最多，加上我当时身材挺拔，脸上没有麻子，头上没生秃疮，脸庞还不太惹人讨厌，还常常在节日来临之前，挥笔画上几幅宣传画，一些自称为对艺术狂热的布尔乔亚小姐，像菟丝子缠绕苎麻一样，对我纠缠不休。比如其中一个叫黄丽薇的姑娘，她家庭是天津的绸缎资本家，母亲是个白俄，她有着白皙的皮肤，白皙的面孔，淡黄的眼球，淡黄的头发。她是个艺术院校分配到我办公室工作的青年人。也许是她继承了她母亲血液中十分粗犷的素质，在我十分愁楚地思念凤妮的时刻，为了博得我的欢心，有一天她竟然说：“中国的列宾，我刚从淋浴的喷头下出来，”她用手向后拢了拢滴水的黄发，“不知有没有资格当你的个人‘模特儿’? ”然后毫无顾忌地拉起我的一只手说：“走吧！宿舍的女伴们都回家去过周末了，只有我一个人。”我甩开她的手，并且严肃地警告她：“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你显得过于轻浮了。”

老弟，我这么对你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道学夫子。不，正好相反，我是国立艺专的学生，我酷爱艺术，进步的德国版画艺术大师凯绥·珂勒惠支的《受难者》、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和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告诉了我，该为新世界分娩而斗争；而中国的革命又使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从小是个艺术爱好者，从不认为去画一个女裸体有什么不当之处，何况黄丽薇的体形和曲线，是一个艺术家难以寻觅的“模特儿”。我之所以拒绝她，是因为我看见她那双饱含情欲的眼睛，闪着燃烧的磷火；在那磷火一样的目光背后，我看见了一对平静而深邃的目光——那是凤妮隔着火车玻璃窗向我投射过来的告别的目光。

现在，我向你回叙这件事情，显得很轻松；在当时，要摆脱这个混血儿的追求，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天，为了寄托对凤妮的情思，我正伏在桌子上画一幅《荷花魂》。这幅画整个画面用黑墨铺染而成，一株亭亭玉立的荷花，拔地而起，以她娇艳欲滴的花容，傲笑着黑茫茫的大地。这时，黄丽薇出现在我的背后了，她笑吟吟地说：

“团委书记兼艺术家，这是一幅什么杰作？”

我卷起画，继而一想，不如向她和盘托出，以绝了她对我的念头，便告诉她说：“这叫《荷花魂》! ”

她摇着淡淡的黄发表示不懂。

我顺水推舟，向这个带着欧洲特征的混血姑娘，讲起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和凤妮的一段经历。我非常细致地向她讲述了我和凤妮生死与共的那些场景，并明确地告诉她，一旦找到凤妮，我们会马上组织个愉快的家庭。

我自信这一番话，是冷却她感情的一块寒冰。但我没有想到，这个混血儿是个女性中的“奥赛罗”，我的话刚刚落音，她猛然抓起我桌上的画稿，双手用力一撕，一下把这幅画撕成两半，然后疯了似的向我桌上一扔：“噢！原来是这样……难道我的价值还不如一个妓女？”她把“妓女”两个字，吐得尖厉刺耳，显然，她用歇斯底里的疯狂，拼命诋毁着我面前的一尊大理石雕像。

最初，我被她这意想不到的疯狂弄呆了，接着心中怒火翻卷。我看看被撕碎了的画卷，像是撕碎了我的一颗心，我的手在战栗，在“妓女”“妓女”的轰鸣声中，我一反常态地伸出手掌，狠狠打了这位布尔乔亚小姐一记耳光，同时狠狠地骂了一句：“凤妮是只从不开屏的孔雀，你不过是常舔翎毛的乌鸦！”

老弟！这件事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我是个党员，又是一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动手打一个年轻的姑娘哪？可是，我是个人，不是没有喜、怒、哀、乐的木偶哇！我当时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了。可以想象，当时我的样子一定是凶得怕人，或许平日那张文静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得变了形态；不然，这个粗犷大胆的混血儿，不至于吓成那个模样：她脸色苍白如纸，闪着磷火的目光变得痴呆，说得更形象一点，简直像个审判官脚下的囚徒……但奇怪的是，她毫无恨意，带着乞求的声调对我说：“美丽的暴君，我不怪你打我一个耳光，因为我嘲笑了你心灵上最圣洁的东西，你……不见怪吧？”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像是听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

她默默地走近我：“我请求你一件事！”

我略微点了点头，表示在听着。

她说：“你把这幅《荷花魂》给我吧！”

我茫然不解地：“为什么？”

她说：“我是一个感情器官上没锁的人，这幅画能锁住我的脚步，每当我想来找你的时刻，这幅画会警告我：不要去了，高水心上已经有了它——”她举了举那幅被撕开了的画。

我又点了点头。

她，走了。

我走到洗脸池旁边，用冷水洗了一把脸，以冷静一下我昏涩的头脑。我忽然感到自己也有失礼的地方，不该打这个混血儿一巴掌。但她已经走远了，追悔已毫无意义——我决定在党委会上进行自我检查。惆怅之余，我也有几分快慰，因为今天我这块“寒冰”，足以冻结她超越沸点的感情，从而可以摆脱这个混血姑娘的纠缠。但是，我万万没有料想到她拿走的那幅《荷花魂》，给我找来天大的麻烦。（我的旅伴讲到这里，借着车站站台上投进来的灯光，用颤抖的手指，抓起铁盒里一把碎烟叶，用白纸条卷成一支烟，又用干涩的嘴唇舔了舔自制的烟卷，点着了火。我看见他堆满皱纹的眼角，闪着男人的泪光。）当然啦！这责任并不在她，叫我慢慢说给你听。

为了找到凤妮，我向南方许多城市的公安局发出了信函，请求当地有关单位帮助寻找；但是寄回来的信件，都使我失望，没有打探到一点关于她的消息。“凤妮也许真的在南下的途中牺牲了吧！”我在闲暇时，常常自问自答，“不，不会。说不定她在祖国的哪一个角落，也正在焦急地寻找我呢！”大概是1956年的初春，有一个从南方来北京的歌舞团，在首都剧场演出歌舞。我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丝寻找她的机会，我坐在前排座位上，用X光似的目光，仔细观察着每个跳舞的女演员。天哪！我突然屏住了呼吸，那个跳《采茶扑蝶》舞的头一个姑娘，不正是我日夜思念的石凤妮吗？我睁大眼睛望着望着，那身段，那脸庞，那双秋水一样深沉的眼睛……我几乎要兴奋地喊出声来：“凤妮——”但我到底还是控制住了自己，趁着大幕刚刚下垂，更换节目的时候，我离开座位匆匆走向后台，找到了那个窈窕秀气的女演员，可是人家对我笑了：“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姓石，也不是安徽凤阳人！”我脸涨得通红，连连向人家道歉。

我完全绝望了，我确信凤妮真的不在人世间了。但是鬼使神差，在那个历史车头拐弯的年代，我竟然和凤妮相逢了，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