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之所以能和凤妮相遇，这要感谢反右派斗争。老弟！你也是1957年的受难者，一定会有特殊的体会。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鸣放，帮助党整风；但是提了意见的，大都免不了被戴上一顶“右派”的“桂冠”，送去改造。

也许当时确实有少数资产阶级政客，想借鸣放之机来拔天安门广场的旗杆，这就应了中国古话中说的“泥鳅掀浪，虾米遭殃”，几十万热爱那面五星红旗的干部、学生倒了大霉。以我来说吧！因为我参加了地下党，我父亲母亲双双被国民党抓进监狱，一对老知识分子都没能活到祖国天亮就死在狱中。我在鸣放会上只不过给党委提了一点愿望——希望党委领导成员，不要甘居外行，每个成员都应当成为精通业务的能手。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观点，但是那些善于把辩证法变成“诡辩法”来使用的可敬“左派”，居然从我的话里嗅出了什么反党气味，说我的发言是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翻版，并由这个代数公式算出我“身在党内，心在党外，和社会上的右派遥相呼应，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我们学院那位以大老粗为荣的党委书记梁满，对我的发言敏感得像一株含羞草，认为我的意见是对他含沙射影地进行攻击，于是动员全院师生对我这个团委书记进行围剿。

老弟！不要认为“四人帮”践踏法律、砍杀民主的行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1957年反右斗争已经开始给他们铺了台阶。我们那位梁书记一声令下，人保科便对我进行了彻底清查。他们不但把我宿舍翻了个桌底朝天，还利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动员所有的人，对我进行揭发。当然，生活中总是有一些把革命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在历史的风暴中顺风扬沙的投机商，可是多数同志，用正义的目光，用善良的微笑，用偶然相遇时的点头，表示对我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我虽然接受审查，心里却非常坦然——因为我毕竟是经受过剑与火考验的党员。

可是我们那位满脸胡子茬儿、有着两个大颧骨的梁书记，不知是为了凑够右派的数字，还是什么原因，对我就像雷达追踪飞机一样，紧紧咬着不放。为了把我打成右派，梁书记竟然躬身到女职工宿舍，动员黄丽薇向我开炮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正是八月盛夏，窗外炎阳似火，会议室内热得如同一个蒸笼。我站在被审席上，一边擦汗一边静听着群众对我的揭发。混血儿黄丽薇从人群中站起来了，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跳，按照我的逻辑推测，黄丽薇经过武装，她喷射出来的将是带着烈焰的子弹。

我静静地望着她，等待着她报复性的“射击”。

人，这个复杂的玩意儿真是难以捉摸，我万万想不到这位性格粗犷的混血儿——疯了一样追求爱情的黄丽薇，此刻竟然一反常态，变得那么懦弱；她在我的目光下，微微低下了头，以至她那淡黄色的头发垂下一绺，遮住她那白皙的脸。

看见她这样的神态，我倒觉得有些内疚了，暗暗谴责我自己；也许过去的日子里，我过多地看到她的一些外露的缺陷，没能发现即使是她这样一个女孩子，心田也有着善良的种子；像你们当时一个同行——“右派”诗人写的：“每个人内心都有待采的乌拉尔金玉。”

会场静得像一池死水，没有一点声音。全院师生都知道黄丽薇近乎疯狂地追求过我，也都知道我曾打过她一个耳光；人们很自然地对黄丽薇的会场表现，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只有党委书记梁满，对这样的沉默，明显地表示出焦躁和不安；他从主持会议的席位上站起来，向黄丽薇问道：

“小黄，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黄丽薇甩了一下淡黄的头发，长出了两口气，好像是在平静着她狂乱的心情，又似借着这短暂的瞬间思考着该说些什么。忽然，她用憎恶的目光向梁满瞥了一瞥，那种目光就像那天对我充满敌意的劲头一模一样，这不但使我惊奇，整个批斗会场也为之震惊。党委书记的脸，像被针刺了一下，不觉微微晕红了片刻，他不等黄丽薇发言，便先发制人地开腔了：“小黄今天一定是身体不好，我们可以谅解她；但是我要告诉同志们，对高水问题的态度，是个立场问题。同志们！我请你们看一幅黑画，这幅画说明高水不但有反党言论，又有反党行动——”说着，他打开手中卷着的画纸。

我怔怔地朝那幅画望去，原来是我画的那幅《荷花魂》，那天被黄丽薇撕开拿走，此时不知道经过谁的手，已经裱糊在一块衬纸上。衬纸洁白无瑕，而那幅画的画面上一片泼墨的浓黑，色彩对比，顿觉黑白分明；加上从污泥中探出的花枝，托着一朵朝天怒放的红色花蕾，确有“万黑丛中一点红”的感觉。这对于不了解我那段生活遭遇的同志来说，确实困惑不解。

果然，这幅画带来了梁满所期待的效果，质问、批判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你解释一下这幅画什么意思？”

“为什么把背景抹得那么黑？”

“他在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大地漆黑一团！”

“那个红色花蕾是他高傲的思想写照！”

“不，那颗花蕾是代表先锋主义，他想摆脱党的领导，把团凌驾于党之上！”

“……”

在一片“轰炸”的声浪中，我开始准备解释这幅画和我的血肉关系了；但就在这时，黄丽薇从我的对面站了起来，高声地说：“还是叫我说吧！这幅画，是梁书记找我谈话时从我床前小桌上拿走的，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我的小桌上？因为……我用不着隐瞒我的感情，”她把手放在一起一伏的胸口上，似乎这样可以抑制她狂烈的心跳一样，“我很喜欢高水同志；这幅画能够冷却我的心——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搞地下工作时，认识一个叫凤妮——”

刚讲到这里，她的话被打断了。一个戴着琥珀色眼镜的青年，他是党委会秘书，对着扩音器激动地喊道：“这是严肃的反右派斗争的会场，不是谈情说爱的公园和俱乐部。我建议，制止她的发言——”

会场顿时乱了，在一片议论声中，黄丽薇尖声地抗议着：“我要说，因为这幅画和这件事情有关。”可是她的发言马上被强大的炮火摧毁了，几个以最最革命自居的人，以最尖锐的词句、最犀利的语言，指出黄丽薇在为我开脱罪责，同情右派的人本身就是右派……

眼看这把火要从我身上烧到这个混血儿身上了，我感到如果再沉默，将是懦弱、自私的表现，我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让我自己来解释这张画吧！”

“不，”黄丽薇毫不退让地喊，“我有许多话要说，我……”

我当时不理解党委书记梁满为什么那么怕黄丽薇发言。我仔细地观察过他，黄丽薇在会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他的连锁反应。老弟，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在党委会上粗暴得像个家长，连点表面的民主也不装饰；这样一个武断专横的一家之长，却好像很怕这个混血姑娘的发言，不禁使我心中暗暗纳闷。眼前，这个野性的黄丽薇非要发言不可，简直使梁满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就像我们在电影里常看见的带兵连长挥手喊“冲啊”的架势一样，对着几个“积极分子”一挥手，惯于听任家长统治的“革命者”，便架着黄丽薇离开批斗会场。

之后的情形，你是可以料到的，一切轻重武器都对准了我。我请求发言，但仅仅说个事情开头，就被批判者打断了，“革命”口号震得我双耳欲聋：

“叫你检查反党罪行，谁叫你丑表功？”

“你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抹不掉的！”

“你的黑画恶毒至极，是反党的大毒草！”

老弟，就是这样，我被划为党内右派。昔日严峻的斗争，成了我的右派罪状；一个共产党员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情思，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我离开党，痛苦之深，你可想而知；更使我感到担忧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当时报纸每天刊登批判“右派”的消息，许多社会名流学者——他们是我们中的精华啊，都被装进历史的垃圾箱！

等待去劳动改造的那些日子，我还常常为黄丽薇担心。我虽不喜欢她，但她还是个有血性有良知的青年人；她有着布尔乔亚的狂热和幻想，这是时代和家庭的烙印，并不是她的罪过；我很怕她为了我的问题，也坠入“右派”泥沼。还算幸运，不知道哪颗吉星的照耀，院校墙上尽管出了她的大字报，把她画成黄头发高鼻梁的女鬼，但她没有和我们同乘一趟火车，被下放到遥远的南方山区去接受改造。

直到去劳动改造的头天晚上，我才了解了其中奥妙，黄丽薇所以幸免划为右派，原来有这么一摊子原因，说起来要脏你的耳朵，但我们这么多年，耳朵里已灌满了脏东西，想你不会忌讳的。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整理好行囊，准备接受命运的惩罚，到我应该去的那个地方去。为了朝气勃勃地迎接苦难，我上街去理了理头发，并且破天荒地抹了点头油，吹了风，然后，我沿着高大红墙漫步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来向伟大的北京辞行。北京——是我的故乡，北京——是把我引向革命的烽火摇篮；我在这儿带着胎毛呱呱坠地，我在这儿牙牙学语；长大了，我在这儿被持枪的特务追捕，我在这儿为清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夜以继日地工作。可是明天，就在明天，我就要和养育我的故土、抚养我的党中央所在地告别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对着天安门我潸然泪下，一滴滴的泪珠，滴落在碧波粼粼的金水河……

踏着月光，穿过被夜风摇碎的树影，我走回到校舍里来，已经是深更午夜。我推开我宿舍的门，不由使我吃惊地停住脚步，一个围着浅蓝色头纱的姑娘，坐在我已经捆绑好的行囊上，她听见门响，骤然扭回头来，天哪！她竟是黄丽薇。

“你……这么晚……”

她从行囊上站起来，手指下意识地捏着头巾一角，一反粗犷的常态，低声地说：“听说你们要‘发配’了，来看看你，还有……”她似乎有很难出口的话要对我说，头微微地低下去，瞬息间，又勇敢地仰了起来，“还有，我……有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个面孔白皙的姑娘，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看见她这个样子，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我说：“小黄！我应该向你道歉，上次……”

她眼角迸出泪花：“不，我该打，你该打我一百个耳光，打我一千个耳光，真的！”她像对自己有无尽的恨意那样，用手拉下那块包在头上的纱巾，在手里使劲揉着、搓着。

我对她感到茫然了，想来想去，一定是她怨恨自己，不该把那幅画交给梁满，因此安慰她说：“是不是为那幅《荷花魂》? ”

“不！”她默默地摇着头，“那幅画不是我的过失，党委书记亲自去找我谈话，他从我的床头拿走那幅画，我没权利不给，可是他……”她把双手捂住了脸，坐在一把椅子上，似有难言之隐。

“小黄，他怎么？”我坐在她对面的床板上，感到自己呼吸有些异样的紧张。

“他……他……”黄丽薇突然把双手从脸上移开，挺直了胸脯，两束愠怒的目光，直直地注视着我说：“他说他爱我，要和他那解放区来的黑脸婆子离婚。他还死死抱着我吻我，我像你那天打我一个耳光一样，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高水！你知道，为什么非要把你划成右派不可吗？我揣摩他话里的意思是：全院右派划不够他的数字，把你打成右派，对他来说是公私两利！”

我再也忍耐不住，一下从床上站起来：“小黄，这都是真的？”

她站起来，用力地拉住我的双手，意思是叫我安静；然后悲楚地对我说：“他当然不会直接告诉我，可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就是这个意思。我还要告诉你，梁书记前两天特意坐火车上天津，到我家里去了一次……”

我不觉心里一惊：“去干什么？”

“你还想象不到吗？”

我摇摇头。

黄丽薇用手掠了掠耳边的黄发，不屑地说：“他告诉我父亲母亲，以我在反右中的表现，划个右派已满够条件，但出于他对我的深切关心，已经把我保护下了。我父母是在钱眼里长大的，巴不得叫我攀上一个官儿，也许在这场交易中把我当成了商品，这多么可怕！说真话吧！我真愿意叫梁满也把我划成右派，明天和你搭一趟火车远走高飞！”显然，黄丽薇奔放的感情的火焰，把她自己烧着了，她说到后来，像是喊叫起来。

“小黄！你怎么能这么想？”我走到窗户前，关闭了玻璃窗，然后扭过身来严肃地对她说：“你应当很好地生活下去。当初，我把你看成布尔乔亚，是不够全面的；在你粗犷性格的背后，我看见你纯洁的心灵……”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以我料想不到的速度，快步冲到我的面前，还没容我思考什么，她把我紧紧地抱在她的怀里，拼命地吻我的前额、面颊、眼睛和嘴角。我本想推开她，但我感到没有理由剥夺她仅有的一点点爱的权利；因而只是提示她说：“小黄！你冷静点！”她根本听不见我的耳语，微闭着双目，似乎在喃喃地自语着什么，然后面孔苍白地松开她的手臂，身子无力地靠在我的书桌上，喘着气对我说：“原谅我的荒唐吧，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思念着的凤妮，可是我无法控制我自己了。”

我提醒她，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我们都该休息去了。

她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带有歉意地告诉我，她不能这就走，因为她还没有谈到她愧对我的事情。我当时对她的话再一次感到茫然，但是她告诉我的那件事，使我深深地吃了一惊……老弟！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原来凤妮寻觅我行踪的信件，被黄丽薇扣住了，这个白皮肤的混血儿，在校团委会搞艺术行政兼文书工作，我的书信都要经过她的手，一个女孩纯粹出于嫉妒，竟然把凤妮的信藏了起来。

“快给我吧！小黄！”我伸出颤抖的手掌。

她脸红了，深陷进去的眼圈潮湿了：“饶恕我吧！我当时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学校的月牙湖里了！”她略带恐惧的眼睛，求饶地望着我，“这就是你应当打我一千个耳光的原因！高水！”

我的五指不自觉地握成拳头；但是，我怎么能再重复那次打人的错误呢？我站起身子，背过脸去，指骨捏得“嘎巴嘎巴”直响。她绕到我的面前，央求着：“你别着急，高水，你知道一个女孩嫉妒另一个女孩，会细心地留神对方的一切的，我虽然撕了信件，可是记住她的地点了，她……她……”

“她在哪儿？”我一下转忧为喜，急切地问道。

“她从部队转业到了家乡一个专区，正是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真？”

黄丽薇点着头，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

我还有些不太信实，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右派将‘发配’凤阳地区？”问过话之后，我自感属于多余了；因为梁满已经把黄丽薇当成他的“胜利夫人”，这场历史风暴会把我们这些“尘沙”吹向哪个驿站，当然会悄悄向她透一点风声的——而我们就像一堆货物，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而头天晚上对自己命运的去向却毫无所知，我们是多么卑贱而可怜的人哪！

我非常感激地握住黄丽薇的手：“谢谢你的诚实！”

她悄声说：“高水同志，只要你原谅我，我就满足了。今天晚上，我是最幸福的人，我要记它一辈子！”她从我手掌里抽出去纤细的手，好像下决心要离开屋子似的，向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脚步，侧过头来说：“永别了！你对我有什么说的吗？一句两句也行！”

“祝愿你很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我说。

“嗯！还有呢？”她声音在颤抖。

“正直清白地生活！”

她哭了，抽缩着双肩，疯了一样跑出我的宿舍。我推开窗子望着她的背影，她穿过树影，绕过假山，身影消失在深秋的夜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