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决议》共写了八章。关于《决议》的第一章，主要想讲四点：一、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目的；二、毛泽东同志在几个历史转折关头所起的卓越作用；三、《决议》是怎样既突出历史的主线又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四、建国前28年历史的必然结论。
第一，《决议》的前几个草稿，本来是没有这一章的，后来根据陈云同志提出的意见，增写了这一章。增写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使得大家都能理解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和国家全部革命历史中所占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使大家对党的全部历史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直到逝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正如党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是同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和亿万人民的革命活动紧密相连的，是密切不可分的。如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科学，不准确，不实事求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和整个形象，也就会受到歪曲和损伤。如果只写建国以后的32年，不写建国前党的历史，那就不能说清楚这样的问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如《决议》所说的，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只有把建国前党领导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28年的历史做一个回顾，才能说明这一点。而这一点是铁的历史事实，绝不是任何人臆造出来的。这对于不大了解我们党的历史的比较年轻的同志来说，就尤其有讲清楚的必要。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各方面的革命力量，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都是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和武装分不开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亿万人民群众当中，是深深地扎下了根的，是有着很深、很牢、很雄厚的基础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党和国家所以能够经受得住“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严峻考验，尽管经受了九级、十级的地震也没有能够把它震垮，最重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现在，让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的同志们都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部革命历史有比较多的了解，这对于我们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第二，《决议》用了比较长的篇幅，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和两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的回顾，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关头所起的伟大作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勾结国内的反动势力，向我们党和革命人民反扑过来，当时我们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之下，这就使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当时，假如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组织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反抗，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和其他许多地区相继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也就是在农村恢复、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假如不采取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中国革命就完全有可能失去立足之地而中途夭折，就不可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重新得到发展而显示出它的顽强的生命力。就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的卓越才能。
1934年，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发展到了顶峰。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正如《决议》中所指出的，主要是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我们党内，曾经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的决议与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王明就是当时我们党内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这种倾向曾使中国革命陷入了绝境，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4年所造成的失败，使我们党在根据地和白区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都遭到了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巨大损失。在当时那样的严重关头，假如不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克服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红军要胜利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是很难想象的，红军和我们的党中央，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堵截和“围剿”的情况下，很可能有遭到全部覆灭的危险。
党中央和红军经过长征在陕北站住了脚，随即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而出现了国共再次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据了解党的这段历史的老同志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党中央最坚定不移地主张不杀蒋介石的就是毛泽东同志，这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大眼光。如果当时杀了蒋介石，内战大开，就不会有国共再次合作抗战的形势。大家都知道，后来亲自到西安，出色地实现党的方针的，是我们的周恩来同志。这是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
再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就是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前夕，我们党经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延安整风，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随即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于1945年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为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仅领导我们党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实践，而且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造。他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建党以来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关系上的经验教训，既批判了“二次革命论”之类的右倾错误，又批判了“毕其功于一役”之类的“左”倾错误，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他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建党以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既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观点，又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观点，完整地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他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建党以来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完整地提出了一套关于怎样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完整地提出了一套关于以游击战为主的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建党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大国中，怎样建设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集中统一的、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里列举的只是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对党的理论贡献的几个主要方面，当然远不是它的全部，但这些已经足以显示出毛泽东同志的巨大理论功绩。
总之，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并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党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而更加成熟起来和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我们的人民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培育而更加懂得了怎样同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进行最有效的斗争，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决议》在回顾建国前28年的历史的时候，纵观全局，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国内，也看到了国外；既看到了党内，也看到了党外；既突出了武装斗争这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也强调了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斗争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方面革命力量的合作和团结，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紧密配合，中国革命也是不能胜利的。
拿对国外来说，《决议》除了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个国际背景以外，还特别提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诞生所给予的帮助，提到了苏联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我国人民的援助，提到了我国抗日战争同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援。尽管后来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曾使我国革命受到过不好的影响和挫折，尽管后来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大党沙文主义，背信弃义地对我国进行破坏和威胁，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曾经给予我们的正确帮助，还是如实地写在了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一种公正的、历史的态度。
在国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也不能忽视党外革命力量的作用。《决议》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和伟大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在讲到国共第一次分裂时，着重提到了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了孙中山的正确方针；在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时，强调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所起的重大作用；在讲到解放战争时，着重指出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我们党的合作。这些都在我们党的历史《决议》上写了一笔。
从我们党内来说，毛泽东同志在28年的革命斗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没有党的其他卓越领导人的亲密合作，毛泽东同志的作用也难以发挥，革命也不能胜利。因此，《决议》既突出了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领导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突出了井冈山斗争的正确道路，对其他同志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也一一地提到了。在讲到红军的时候，既讲了一方面军，也讲到了二、四方面军。在讲到白区工作时，既讲到了公开的统一战线工作，讲到了白区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群众运动，也讲到了秘密的地下工作。这样写才符合历史，也才能充分体现只有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都团结起来，只有各种形式的斗争都配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的精神。
回顾历史，面向未来，我们今天面临的建设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因此更要加强团结，同心同德，才能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第四，《决议》在这一章的第四节，讲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其中，第一条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是我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重大贡献；第二条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第三条讲的是党所领导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是人民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主要依靠；第四条讲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和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力量的结果；第五条讲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国内意义、世界意义和深远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根本性的历史结论，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
《决议》强调指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这就十分鲜明地既反对了过分夸大领袖作用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了忽视以至贬低领袖作用的错误观点。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在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应当继续清除上述两种错误观点的影响。
《决议》在这一章的最后指出：“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28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三个“公认”说得非常好，非常正确，因为这都是在长期的人民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也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它们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历史的公正结论。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谁要是忽视以至无视这一点，那就违反了历史，也就违反了党和人民的意愿。
除了以上四点，这里还想附带说一个问题。《决议》第一章的第二节有这么一句话：“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有同志提出，这里为什么只写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而没有写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呢？这是不是同我们过去一贯讲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提法有矛盾呢？是不是现在又改变了提法呢？不是的。这里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的，是讲的我们党成立初期时的情况。
我们党成立初期，大约是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是争取民主，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当时的行动口号叫打倒列强，除军阀。列强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就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并成为革命的三大主要敌人之一有一个过程，我们党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口号是后来才提出来的。
据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有研究的同志说，清朝末年李鸿章、张之洞他们办的一些军事工业等等，可以认为是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到了北洋军阀时期，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蒋介石上台依靠的是江浙财阀。他上台以后，又逐步同北洋军阀时期那些官僚资本互相融合，当然内部也有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所谓官营企业越来越膨胀。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没收了德、意、日在华的财产，把它们都变成所谓官营企业，官僚资本在中国历史上达到很高的程度；解放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又给它输血，这就逐步形成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分析的时候，就曾经指出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后者分属于各个帝国主义。到了他写《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著作时，曾把买办资产阶级称为大资产阶级，并指出其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已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英美派则执行两面政策。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指出，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到了1947年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到了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概念，更加完整地表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还多次反复地强调过，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来领导而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章中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时候，就用了这些提法。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决议》的写法是完全忠于历史的，而不是人们说的“倒填历史”。从这点上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这就是不论任何事情，决不能用后来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去改变历史的事实，不能用后人的观点去苛求前人，而不作客观的历史分析，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